鲲鹏文学奖教会了我什么

2004年7月一个闷热的午后，我无意中从《安徽日报》上看到一则启事，记得当时兴奋得好似听到自己的心跳声。那是由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等单位共同举办的“全国首届进城务工人员鲲鹏文学奖”征文启事。评委有王蒙、贾平凹、陈忠实、粱晓声、刘庆邦、刘恒、陆天明、张海迪等名家大师。

“鲲鹏文学奖”，主要涉及两个关键词——打工、文学。我与它们有着较深的渊源：自幼喜爱文学，离开学校后在外打工、漂泊十余年，积累下较为深厚的底层生活体验，期间也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我从中挑选一篇代表作，从网上投递给承办单位——共青团广州市委。然后呢，我便满怀期望地等消息，甚至还做起梦来：我获了个大奖。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认为我的自信不是盲目的自负——我选送的参赛作品是2000年4月下旬发表在上海《青年报》上的一篇自传体散文《我的“高尔基”大学》，近5000字，配了照片，整版篇幅。记得该文当时在上海打工群体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我也深知，位于我国南方的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佛山等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打工族中人才济济，群英荟萃，耳熟能详的作家、诗人，我一口气就能说出一大串来。

就这样，我一直在矛盾中苦等着消息，直等到2005年1月20日晚。“鲲鹏文学奖”在广东增城市举行盛大的颁奖仪式。央视三套在现场直播，还是录播的，如今，我记得不大清了。反正当时看到颁奖晚会，我知道自己是彻底没戏了。一开始，说实话，我还是有点不服气的感觉。直到后来，我在网上仔细查阅获奖作者及他（她）们的参赛作品，特别是近年来在文学创作事业上所取得的不凡业绩，我才明白自己与他（她）们比起来是多么的浅薄、多么的无知。王十月、郑小琼、何真宗、柳冬妩、张伟明、林坚、周崇贤、谢湘南，还有我的芜湖老乡赵美萍等等，等等，他（她）中的许多人已出版多部文学专著，获过各种较高等级、权威的文学奖项；有成为省级文学院签约作家的，有创办颇具规模的文化实业公司的，有成为《作品》、《知音》、《羊城晚报》、《深圳特区报》等名刊大报专职记者编辑的，甚至有些人已走上杂志社的重要领导岗位。30余年来，打工文学正是经过众多打工作家群体的不断努力，已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原生态文学形态；打工文学创作群体的不断扩大，已越来越广泛地被主流文学所接受。同时，打工者背井离乡，像浮萍般居无定所，像石缝中的野草般顽强生存，他们早已成为改革开放下的中国社会现实存在所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这个群体多年来一直处在城市的边缘和被忽视的地位。

相对弱势的打工群体，长期处于和城市缺乏有效沟通的半隔离状态。另外，个体之间彼此互相防范，以及或多或少存在着的敌意，往往不知不觉地在隔离中蔓延。可以说，正是打工文学为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架设一条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桥梁。甚至也可以这么说，正是鲲鹏文学奖的那些获奖者们，功不可没。

诚然，作为个体，他（她）们的确都很弱小，很卑微，但他们勇于挑战自我，挑战人生，奋斗而不懒惰，图强而不退却，并最终把梦想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心里，挥写出一个又一个大写的人生！它让我们再一次有力证明了一个道理：每个人的境遇或多或少都会有所不同，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境遇，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走一条自强不息、拼搏奋斗的道路。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不断地超越自己，缔造出精彩人生。尽管直到今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是很渺小，很低下，可始终负重前行、砥砺奋斗的劳动者终究是伟大的。他们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创造者，他们是光荣的、了不起的一代。

本次大赛评委之一、著名诗人柯岩感言到——你们的作品使我深深感动：因为被世俗观念认为是弱者的你们，呈现给世界的却完全是强者的姿态。你们在为人民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还在用真诚的歌吟叩击我们的灵魂之门。我不能说你们的作品已是多么完美，但我要说，你们的起点很高。正因为你们人在底层，身不离劳动，无论你们是否已清醒地意识到，实际生活已教会你们最朴素的辩证法。因此，虽然你们中的大部分作品流淌着血和泪，却同时充满了阳光；既写了苦难人生，又表现出人间的温暖和成功者的喜悦。

因此，在本文的最后，我特别想真诚地说一句，鲲鹏文学奖，我爱你！尽管我没有获得任何奖项，但是，我依然爱你！你使我看到外面的世界有多辽阔，有多高远，还使我真正读懂“位卑未敢忘国忧”的道理；你为那些身处逆境正奋力拼搏的人们提供强大的勇气和不懈的动力——不仅仅让他（她）们强烈感受到顽强生存的源动力，更看到自身所创造出的物质价值和精神产品，以及最珍贵的尊严所在。

“文学是灵魂的事业。”热爱文学，首先要热爱火热的生活。可以说，鲲鹏文学奖将二者完美结合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首届鲲鹏文学奖的成功举办，已超越她本身所具有的那种原始的崇高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