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

没有一秒的记忆，是完全安全的。

当我发觉这些事，并愿意将此记录下来的时候，我已经像姥爷一样，也记不起他曾经的样子了。

这世上的认知构成，都来源于我们的知识。知识归根结底就是经验，如同妈妈知道买瓜要看瓜秧硬不硬一样。可经验再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的记忆。我们所赖以生存的一切，就是我们的记忆。其中优异的记忆被收归集体所有，变成了公共的经验。可我不知道像我这样不够优异的知识，又有谁来保护他的安全呢？

像我上面说的，没有一秒的记忆是完全安全的。我想叙述的是我与我姥爷的记忆，也是我的经验与知识。我知道，它会粘连着我，扭结着我的一生。

自两年前的冬天，姥爷生病后我第一次去看他开始，我几乎每次见到他，都会像个古希腊的哲学学生一样，很傻地问他：“我是谁呀？我是谁呀？”我至今依旧在问这个问题。姥爷几乎每次都能说上来我是谁，只是反应的时间有长短。后来问他，他已经可以装作费劲地思考这个问题了，有时候也狡黠地反问我：“你是谁啊？你是谁啊？”我知道他是为了让我多叫他几声“姥爷”。我也装作被他牵着走，先是比较焦急，最后喜悦地疾呼出二字：“对啦！”几乎像是京剧里的念白。

我想为什么我能看出来姥爷是不是在装作费劲，一时竟说不出其中缘由，可能他之前真的在努力思考的时候，有种深远的苦痛吧。不过那时我没在意，因为我的心里一定也一样苦痛。

至于姥爷与我都已经忘记了的，他曾经的样子，从三年前一月初的一组模糊的照片来看，是比现在胖，脸圆鼓鼓的，有双下巴，会笑的一张脸。

那些漫长的冬季里，我被保护的很好。姥爷生病以后也笑过很多次，大概是因为我来了，但是他已经失去了笑出一个“标准的笑”的能力，每一次笑都像很难受一样。可能是控制他笑容的某些肌肉也随着它流逝的脂肪一样流逝了吧。

如今姥爷的眉骨隆起的像一对问号，耳朵越来越大，脸上的骨骼嶙峋地纠纷着，几乎暴露，更浮现出他的家乡，燕赵古地之人的风范了。看着姥爷的脸，总让我想起他“老乡”，辽代的“易县罗汉”雕塑，和那句：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

记忆是有习惯的，习性与惯性。习性自己说了不算，旁人听得出来，何地驻足、何地偏爱。

而前年冬天姥爷的那场病，像一个屏障，让我记忆溯及的惯性戛然而止，不可辩驳。之后的事情我尚且记忆得起。可涉过记忆的河，逆流而上，我几乎丝毫不记得。

记忆不能是信马由缰，而像是个勉强滚动的小球，因这惯性稍往前一滚，就好像落入了黑暗的荒丛中，成了个小朋友们无人敢捡的球。这其中包括我竟丝毫记不清在此之前我俩的相处关系。我跟他交情怎么样？我也忘记了我们的相处关系是怎样从之前的样子变成了现在的样子。那道屏障过后，我总是去看他，也算是给自己定的要求，好像我在床边，他在床上，或者他坐在轮椅上吃东西，我从后面忽然冒出，已经成了固定的姿势。

我的四位祖父母中，只剩下姥爷了。这样的关系和记忆的消失也使我感觉我俩好像两个长辈让我们被迫认识的朋友一样。又像两个发小儿，时隔多年，再次相见。

在那道屏障前，让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是在姥姥去世后的一天里。那天我坐在姥爷腿上，跟他说我们家要养狗了。因为姥爷很不喜欢猫狗，所以他忽然一下不哄我了，腿也停止了摆动和上下起伏。我僵在他的腿上，感受着浑身的疏离感。他板着脸说到：“你要是养狗了，你就不是我孙子。”

我后来对这件事似乎有点耿耿于怀，其实不是本来多么难过或者生气，这些词都太重了。小时候的我，似乎是习惯了姥爷的说话方式吧，或者是我天生无所谓，使我很难对这件事有太多感受。可同样很难的是，有一段时间里，我无法说服自己当做此事没发生过一样，与姥爷再像从前那样相处，可能这才叫耿耿于怀。不过后来这件事实在难以让我生气或难过，我也就不再惦念了，更何况两位发小重逢，总想些小时候不开心的事，没意思。

我去看姥爷的时候，他总跟我说些他已经老生常谈的有关政治、佛教、当今社会的内容。姥爷似乎变认真了，也可能乏累就显得认真。我希望他能表露出更多一些情绪，老人和小孩都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但他的这种认真有时也使我担心，可能他从前也这般认真，只是我们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这份认真。

被我同样忘记的，是从前我去姥爷家的时候，他都会跟我玩些什么。我只记得每次我去做鸡蛋饼，放非常多的味精，饼中长出令我嫌弃的气泡，也有点焦糊，姥爷最后都会把它吃掉。只有我到了姥爷家里，姥姥才舍得从面口袋里用那个常住在里面的洁白、爽利的瓷碗去舀出半碗面粉，放到水龙头下兑上水，一般都还要再掺点面。这些面团供我坐在饭桌前去揉捏、塑形。我已经忘了这些面的去处了，可能也让姥爷吃了吧，或者我从来就不知道。

在那段时间里，我像一个流淌在上个世纪的孩子一样，捏面团、用里屋的座机去“监听”外屋正在通话的座机，故意发出笑声，换来一声“天宝儿，又闹”；用麻将牌搭房子，把我能想到的所有搭配搭了个尽，然后一次次的坍塌；姥姥使点劲，拍动着厨房的门，“咚咚咚”，结合着挂在门把手上的塑料袋和布袋攒动的摩擦声，给我看着因而乱窜的门后的蟑螂。好像我们与蟑螂互相宽恕了，门也像一道屏障，只要不过这道屏障，我们相看两不厌。毕竟美好的事情有很多，亲人又都在身旁，蟑螂也就跟着沾光了。

在那座八十年代的筒子楼里，我们一起琢磨着其中那间其实无趣的七十多平米的屋子的各种玩法，几乎包括墙体和天花板在内的一切，我就像现在的姥爷一样，可以获得在这间房子里的一些特殊的照顾。

在我来之前，在我走之后，他们琢磨过等我下次来，又该怎么玩吗？他们会不会有一点点压力？这些让我一度认为姥姥是一个非常会玩的人。姥爷当时大概就是坐在沙发上，等待着我的食物，以及赤膊上身，在床上盘着腿，练类似五禽戏的动作。

不光是记忆，姥爷说话也有着他强烈的习惯。大家几乎不论问他什么问题，都会被他转移到他想说的话题上，好像一座大的转接中心，无论多少条线，都指向一个总机。尤其他早年练过些功夫，所以他对于运动也有自己的见解。他总对我说：“什么叫运啊、什么叫动啊？”这件事他可能跟我讲了一百次以上。很遗憾，写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至今依旧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的答案。

姥爷的病在去年春天就基本好了，后面在寻常日子里偶有反复，我们的心情也偶有牵动。妈妈从一开始每天都去姥爷家，到后来每隔一天去一趟姥爷家，又是如此反复，其频率取决于姥爷的身体状况。随之而来的，我甚至也要忘记妈妈每日都待在家中的样子了，可能她自己也快忘了吧。

我给自己定的要求是每周起码去看一次姥爷，虽然我常常做不到。每次去的时候，我都暗自要求着自己在姥爷面前搞怪、搞笑，愚蠢地逗他开心，看他挤出笑容，那样的时候，我打心眼儿里佩服我自己，一切都像电影一样。

我现在每次去看姥爷，他怕我在他身边耽搁的时间久了，每次都叫我快点走。我与他挥手告别，常在已经将身离开他的视线后，再在转角处又突然回来，逗他一下。姥爷有时还没放下他的手呢。他不知道，再次告别后，我又经常躲在拐角处，偷偷瞄着他的手是否已经放下，等他放下，才敢离开。我怕他累，更怕他举起的手没有人回应。我说这叫“转角遇到爱”、“有一种爱叫放手”。

其实我曾以为我与姥爷的文章只会是他的悼文的，没想到却写了这么多旁的文字。

生活中很多的记忆，就好像相机里的虚焦。写作不能变焦，有时候甚至越写越虚。写作能做的就是，让我们赖以生存的这团虚焦，似乎变得更有保障了。

这次写到这里，我曾一次次问他的那个问题：“我是谁啊”？好像也有点眉目了。在五月的一天中午，那时父母去西藏，我每隔一天去照看一趟姥爷。我骑着车，在垂杨柳中街的馒头铺买好馒头，那些馒头，回去我搓成面儿，大姨用蔬菜汁调成糊喂给姥爷吃。骑车的时候，我耳机里正好随机放着《What A Wonderful World》。我知道，今日方知我是我了。

所以，再当我发觉这些事，并愿意将此记录下来的时候，不论我是否已经像姥爷一样，记不记得起他曾经的样子，我都知道，此时此刻，正如彼时彼刻，我一直被保护的很好。被保护的程度不分多少，只要有一个人还在保护着我，就可以了。就像记忆，只要有一瞬的记忆还能够被确定，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最阳光灿烂的日子，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