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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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咽喉炎已伴随我多年，平日里喉咙总是又嘶又痒，讲话时声音沙哑，还时不时会咳嗽几声。虽说这毛病有时让人难受，但每次不适时吃点药就能缓解症状。就这样，我与它和平共处了十多年，期间也一直没出现什么大碍。
可近一两个月，嗓子沙哑的情况愈发严重，到后来连说话都变得十分困难且咽口水会发生剧烈疼痛。在老朋友的提议下，我去医院做了个喉镜检查。没想到检查结果是声带上长了个黄豆般大小的息肉，而且还伴有脓肿，医生建议马上手术。
我深知声带是人体极为重要且脆弱的部位，其厚度仅2.5毫米，宽度才5毫米。要在如此纤薄狭窄的声带上精准切除黄豆大小的息肉，同时还要清除较大的䑋肿病灶，这简直如同在米粒上作画一般，手术难度不言而喻。我坐在医院的长椅上，双手不由自主地紧紧交握，感觉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沉重而短促，仿佛稍微用力，就会惊扰到我那不堪一击的声带。
我忧心忡忡，万一手术刀偏离哪怕一毫米，是不是我以后就只能发出嘶哑破碎的声音，甚至连简单的交流都无法进行？我热爱的读书、与家人朋友的欢声笑语，难道都将成为过去时？我试图安慰自己，现代医学如此发达，医生肯定经验丰富，可内心的恐惧却如影随形，怎么也驱散不去。
十多年前，医生就针对我的症状多次叮嘱，要我每两年做一次常规喉部检查，然而我却从未照做。那时我总以为身体并无大碍，觉得检查纯粹是浪费时间与金钱。如今想来，实在是愚昧至极。过去长期的烟酒过度、工作中大声呛人以及频繁熬夜等不良嗜好，致使声带不堪重负，息肉悄然滋生。每每回想起这些，心中便满是懊悔。望着医院走廊里穿梭不停的病人和医护人员，我满心忐忑，只盼着手术能顺利进行，还我一副健康的声带。
医生为了安慰我，一个劲儿地说这不是什么大手术，不用太担心，手术后住几天院，按时打针吃药，注意休息，很快就能出院。他说得云淡风轻，可我的心却依旧沉甸甸的。那声带如此薄如蝉翼，要在上面动刀，简直是在走钢丝，一个闪失就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而且手术还得全麻，这对身体本就虚弱的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也让我更加忐忑不安。全麻意味着我会彻底陷入无意识状态，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将失去自主控制。虽说医生具备专业素养和丰富经验，但这世上终究没有百分百的确定性。万一在麻醉期间遭遇突发状况，比如心脏难以承受麻醉药物的作用，或者呼吸功能受到抑制，而我的身体又如此虚弱，根本无力抵抗，那后果简直不敢想象。一念及此，我的额头就冒出了细密的汗珠，心跳也不受控制地加速，整个人仿佛深陷恐惧的泥沼里无法脱身。
这时候，医生打印出了七八页文字让我逐一签字。我当时就懵了，心里直犯嘀咕：不是说这不是大手术，也没有生命危险吗？那为啥还非得让我签字呢？医生赶忙解释道：“虽说现在的医疗技术以及抢救设施都已经很完善了，可您本身有心脏和脑血管方面的基础疾病，在手术过程中，还是存在意外状况的风险。”
不签吧手术就没法做，用不了几个月，自己恐怕就会变成一个比哑巴更痛苦的“哑巴”，签吧手术又存在如此大的变故，我内心陷入了激烈的挣扎。理性让我不再犹豫，顾不得仔细去看那纸上写的具体内容，直接在那七八页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还捺了手印。
手术当日清晨，护士早早就送来手术服，我依照要求将上衣反着穿好，又戴上那顶蓝色的手术帽，随后在两名护士和亲属的护送下，拖着沉甸甸的脚步，向手术室迈去。一路上，我的心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攥住，不由自主地胡思乱想起来：这一脚踏进手术室，还能不能睁着眼睛出来，可就全看老天爷的意思了。万一手术出现什么意外，我就这样被困在手术台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心里满是对未知的恐惧与对家人的愧疚，各种念头在脑海中交织缠绕，让我感到无比的煎熬。
我缓缓躺上手术台，头顶那六盏尚未开启的聚光灯，已让我心生寒意。我隐约听到周围的护士们谈笑风生，而她们丝毫未顾及正躺在手术台上我的感受。只是问我姓名、对药物是否过敏、此前有什么病史等例行问题，一句安慰话都没有。此时的我满心茫然与无助，紧张与不安潮水般淹没了我，闭上双眼，我思绪陷入混沌杂乱。
紧接着，护士开始为我固定身体各个部位，并将仪器上的各类导线连接在我身上。这时，“嘀、滴、滴”，我的心跳声通过扬声器在手术室空间回响，声声都敲打着我紧绷的心弦。我像一只待宰的羔羊，无助地躺在台上，呼吸似乎停顿，脑子已被掏空。很快，我感觉到护士给我推了一针，刹那间，视线变得模糊起来，随后便陷入了黑暗的无意识境地。
不知过了多久，仿若有个声音将我唤醒。我慢慢睁开眼，下意识抬手想在自己眼前晃晃，确认自己是否还是原来的自己，然而全身仿佛散了架似的，手臂毫无力气。喉咙处传来轻微的痉挛疼痛，这让我心中一松，庆幸自己还活着。这时我发觉头顶没了聚光灯，天花板也不是手术室的样子，看来这里应该是术后临时观察室。我刚想张嘴说话，医生赶忙制止，告知我术后7天是禁声期，因为说话会引起声带振动摩擦，致使刚做完手术的创口受到牵拉，影响愈合效果，甚至可能造成创口出血，肿胀加剧，延缓恢复时间，对日后发音还产生影响。我默默将这些记在心里，满心都是对未来的忧虑，万一真成了哑巴可怎么办？但又转念一想，能保住性命，已是不幸中的万幸。
护士推着车，车上的我挂着点滴，连着医疗仪器，印证了“站着进去，躺着出来”那句话。我缓缓被送回病房，就此我开启7天的禁声生活。
我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一只手背上扎着输液针头，另一只手被血压仪的袖带束缚着。心率监测仪的导线如藤蔓般缠在身上，鼻孔里插着氧气管以维持血氧平衡，脖子上绑着的两块冰袋缓解喉咙的燥热与肿痛。我的身体仿佛被施了定身咒，动弹不得，哪怕是微微点头、摇头或打个手势这样的小动作都被无情限制。
起初，面对医生和护士的病情询问，我心急如焚却又无能为力，只能用脸部的表情艰难地回应着。我努力地挑眉、眨眼、抿唇，试图传达我的感受，却让人一头雾水。医生似乎读懂了我的窘迫，他轻轻地握住我的手，与我约定了一个简易的沟通办法：认同就弯曲一下手指，否定则摆摆手指。那一刻，我心中涌起一丝感激，这微小的约定，仿佛是黑暗中的一丝曙光。
喝水进食，这本是平常生活里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如今却成了极为沮丧的折磨。开水与白粥的温度必须与体温一致，过冷或是过热，都会刺激我浮肿发炎的声带，严重影响术后的恢复。当温热的开水送至我的唇边，我张了张嘴，却无法用言语诉说那水温究竟是否适宜。我只能无助地眨眼抿嘴，满是无奈与局促。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将瓶装矿泉水抱在怀里，让水与我的体温趋于一致。喝水时，喉咙舒畅了，让我心中满是欣慰，仿佛在绝境中寻得了一条生路。
又比如，额头的汗珠顺着脸颊缓缓滑落，那丝丝痒痒的感觉令人异常难受。当急需纸巾擦去那不断冒出的汗珠时，我却只能眼睁睁任由流淌，只能在这无尽的煎熬里，让身体自行去适应。而当需要拿取放置在稍远之处的日常用品时，我也唯有眼巴巴地望着，满心焦躁地等待他人能察觉我的需求。每一个这样的瞬间，我都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无力与脆弱。
在常人看似短暂而我觉得极其漫长的这几天时间里，我深深地领悟到言语对人的重要性。以往习以为常的表达，如今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哪怕只是局部表达受限，生活都会陷入极大的不便。每一个想要的倾诉、想要表达的意见、想要寻求的帮助，都被那无法言说的困境所阻挡。我像是一座孤岛，被隔绝在正常的交流世界之外。好在第三天起，部分医疗设备撤去了，我虽还不能说话，但点头、摇头、挥手等手势勉强能解决一些日常交流的问题。只是当家中或单位有要事需要我详述时，我依旧会陷入困境。我是右敝子，这时，我会让护士将点滴挂在左手，让家属拿来纸笔，用右手颤颤巍巍地写下心中所想，再拍照用微信传过去。每一笔的书写，都像是在诉说着我的无奈与坚持，那歪歪扭扭的字迹里，满是我对正常生活的渴望与对病痛的不屈。
在病房里的夜深人静时，我想起了村里哑巴日富。我们少年时不懂事，孩子们在村子里玩耍时常捉弄他，欺负他。他那愤怒又委屈的眼神，那“咿咿呀呀”比划的手势，还有那因无法言说而憋红的脸，如今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他一生未娶，独自在村间辛苦劳作，默默忍受无尽孤独与困苦，他这一辈子的经历，常人根本体会不了。和我短短几天的“哑巴”生活相比，我所受的苦简直就是九牛一毛。这七天，我饱尝生病的痛苦无奈，更体会到哑巴的艰难。我想出院后，我要尽早回村看望日富，为儿时不懂事向他躹躬道歉，日后更要给予他关怀与帮助。
这七天的哑巴经历，宛如深刻的人生启示，让我懂得摒弃无良嗜好，珍视身体健康，更懂得对他人苦难的体恤与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