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田战歌

在辽源市北寿门里道东中国银行后院小区内有一块纪念碑——中共西安煤矿特别支部纪念碑。碑文记录着中共西安煤矿特别支部（为叙述方便，以后简称支部）开展工人运动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点点滴滴。连接这点点滴滴的，是一个个抗击日本侵略者和工人运动的故事，婉如一首首战歌唱响在西安县城区——

东北的西安县城区曾经属于盛京围场，梨树河、拉津河和灯杆河在这里交汇。河流从这里开始，才称东辽河。三河交汇处周围居民过着游山玩水的渔猎生活，当然种田和放养柞蚕也是重要生产的活动。1902年8月4日，清政府政务处会吏部议准，西安县正式建治，隶属海龙府。县治所设在龙首山下，后逐渐形成城池，设有东吉、西宁、南康和北寿四门。1911年夏，北门外富国村农民陈德财在自家菜园打井时，挖出黑色物质。西安县发现煤田消息不胫而走，许多资本家来这里寻求暴利。就在当年秋天，绅商傅兴周与陈德财合作成立起富国公司，开始煤田商业开发。相继又成立宝兴、大同、大成等十余家私人煤矿公司。

随后，小煤窑逐渐增多，煤田苦难随之降临。煤矿矿工反抗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战歌在越发深重的苦难中此起彼伏，低沉的声音里蕴含着无穷的阶级力量。煤田的丰富储量很快引起日本侵略者的觊觎，1913年起，日本通过“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等机构渗透，以“中日合办”名义逐步控制矿权，到九一八事变后，完全控制住矿权。日本侵略者控制的煤矿，不仅是资本家对矿工的剥削和压迫，而且是侵略者对殖民地人民的践踏和蹂躏。战歌中又添加上抗战成分，而且成为矿工在苦难中吟唱的主歌。

杨靖宇来西安煤矿

三月的东北乍暖还寒，西安煤矿更是凄凉，见不到一点新春氛围。夜晚，破旧的工房里，飘摇着零星的火光，偶有矿工疲惫不堪地行走在矿区到工房的路上，柳条安全帽下一张黑色的脸上面无喜色。在大成一坑伙房里，一个车老板模样，头戴毯帽、腰扎围裙、脚穿靰鞡的大高个青年，正坐在炕上低声说着，周围坐着4人专心听着，屋地上站着一人边听边顺着开启的窗户缝向外张望。讲话的大高个青年就是杨靖宇，他这次来西安煤矿视察工作，是以满洲省委特派员身份来的。围坐在杨靖宇身边的是支部书记杨文清和骨干党员，站在屋地的是杨文清得力助手张金。

支部是西安县最早的中共基层党组织，也是东北地区产业工人中最早建立的基层党组织之一。1930年冬，中共海龙中心县委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抽调杨文清、 杨殿清、郑大庆三人深入西安煤矿，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这三位朝鲜族同志来到西安县城以后，先住在北门外的刘家花店，秘密进行工作。三个人虽然都是朝鲜族人，但汉语都讲得很好。他们来到矿山，利用各种形式接触矿工，联络感情。为方便工作，杨文清还当上矿工。立足稳定后，奉上级指示，成立支部，杨文清任书记。

会议上，杨靖宇主要传达中央关于纠正立三左倾盲动路线错误的指示，介绍我党的斗争形势。他说：“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向忠发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周恩来作《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报告》，瞿秋白作政治问题讨论的结论。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七八月间关于中国问题的一系列决议，通过《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等。并改选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再次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

他继续介绍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及苏区瑞金的基本情况。他说：“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在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等红军指挥员带领下，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都取得令人鼓舞的伟大胜利。之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63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项英为副主席。大会决定将瑞金改为瑞京，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领导苏区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

会上，杨靖宇要听取支部工作情况的汇报，询问矿工的生活和斗争开展等情况。杨文清向杨靖宇汇报西安煤矿工人运动和支部建设情况。他说：“首先说说千人大罢工。千人大罢工起因，是日本人大幅度降低矿工工资。罢工结果是取得罢工胜利。”他详细描述整个罢工情况——

千人大罢工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占领西安煤矿，强行投资侵占矿产，获取煤矿控制权后，改称“西安炭矿”，纳入“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简称“满炭”）体系，成为日本掠夺东北煤炭资源的核心企业之一。1932年初，西安煤矿更名为“西安炭矿股份有限公司”，由日本人河本大作等人控制。尽管名义上由中国人担任管理层，但实权完全掌握在日本侵略者手中。日本资本家为获取高额利润，残酷地压榨和剥削工人，从1932年2月起，将工人的工资由过去每出一车煤四角五分降到一角八分，引起工人强烈不满。

这里所说的车是指蚂蚁车，一车能装八分煤。矿工从掌子面采下煤后，用编制袋背到井下煤场。在这里装蚂蚁车，10车为一列。装好后，按电铃告知绞车房。绞车司机开动绞车，绞盘旋转，绞动钢丝绳牵引蚂蚁车，把整列蚂蚁车拉出巷道。在翻车机关处，翻车工将蚂蚁车翻转，将煤倒入煤池。翻车工按满车标准记录蚂蚁车数量，如果有不满情况，按半车记，不满半车的，按空车记。翻车工受人指使克扣矿工情况时有发生，故意压榨和测量纠纷常混杂在一起。

支部感到这是开展工人运动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维护广大矿工正当利益，是支部责任所在。这一天吃晚饭时候，张金找到杨文清，要同他说说矿工思想情绪状况。这时，张金已经知道杨文清是支部书记。杨文清示意不让他说，小声告诉他，饭后去悦来客栈详细说。

饭后，二人出矿区，步行赶往悦来客栈。悦来客栈位于西安县城北寿门内，从大成一坑南行，两人边走边聊。张金说：“杨书记，现在广大矿工不满情绪严重，有的想撂挑子不干，但担心拖欠工资得不到；有的想忍气吞声，觉得胳膊拧不过大腿；还有的想随大流，感到从关内来到这里，人生地不熟，换个谋生去处也不容易。这个时候，需要你们支部给拿个主意，看看咋整，总不能眼看着广大矿工利益受损啊，大家还得指工资养家糊口呢。”

杨文清说：“我也注意到这些情况，这几天我也去矿工中间探听过。我同支部党员开会也研究过要咋整，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罢工。但是这里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一方面，我党领导罢工的经验都是同国内资本家斗争，通过罢工同日本资本家斗争还没有经验，风险大小心里没底。另一方面组织罢工能有多少人参加，如果不是大多数矿工参加，就不能形成威力，达不到罢工效果。”

说着话，就来到悦来客栈。崔老板知道他们有要事相商，特意安排他们去自己休息室说话，自己在休息室外把风。二人坐在火炕上，二人之间有个小饭桌。桌上有一个竹暖壶，壶边放着一摞二大碗。杨文清拿起两只碗，放在张金面前一只，放在自己面前一只，右手拿起暖壶，左手取盖，给两只碗都倒上白开水。杨文清端起碗喝一小口，缓缓说道：“罢工的事一定要稳妥，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轻易不能组织。那样的话，不仅不能维护广大矿工利益，反而会坑害大家。这样，今天也挺晚了，咱俩回去睡觉，避免引起怀疑，明天上工后，我们边干活边找有影响力的矿工透露一下罢工的事，听听他们的想法，试试他们的态度。”张金说：“行。就这么办。”二人把水喝完，出屋感谢崔老板，并同他告别后赶回矿山。

与此同时，东山别墅里，也正在研究矿工情况。河本大作正同几个日本人和中国人用汉语交流，其中有穿军装的。一位中国人汇报说：“这两天矿工听说大幅度降低工资，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情绪，出煤数量严重不足，有损毁设备和工具情况。”河本大作听取汇报后，询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确定没有后，深思熟虑地说：“降低工人工资，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这是经过多方面调查研究后，由投资各方共同确定的。刚才，这位中国朋友汇报的情况，都在我们意料之中。我们甚至有更严峻的形势判断，早已做好应对预案。”

他继续部署工作道：“从明天开始，军警要安排足够力量去进矿区维持秩序，严防破坏行为，对已有的破坏行为要侦查。大柜要进去井下，监督矿工生产活动，防止节外生枝，密切关注矿工思想情绪状态。要同工头谈话，确保他们站在我们一边，同他们讲大东亚共荣，必要时可以许愿。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妥善处理，防止进一步激化矛盾。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异议，分头去办吧。”

经过两天沟通协调，1932年2月4日晚支部党员大会在悦来客栈举行，会议一致通过组织大罢工决议。1932年2月5日在家吃过早饭后，支部带领大成各坑1000多名矿工举行罢工。大家手持锹镐聚集在工棚前空地，拒绝工头让入坑干活的要求，明确不干活的理由是大幅度降低工资，要求提高工资待遇。

军警荷枪实弹站在离矿工10米远的地方，一度出现对峙状态。那天向河本大作汇报工作的中国人骑自行车匆忙赶来，支好自行车后，站在军警前面用扩音喇叭喊话：“工友们，大家听我说，我也是中国人，我不会欺骗大家的。现在降低工资，是投资各方共同研究决定的。当前，煤矿生产出现困难，资金短缺，才降低矿工工资，希望大家能够体谅投资方的难处。等日后矿上生产经营形势好转后，立即把大家工资恢复到日前水平，甚至还要高一些。请大家相信我。”罢工人群愤怒情绪平缓一些，甚至有人相信这些说辞。张金看到这些，及时走到他们身边，提醒他们这些都是骗人鬼话。

整个一个上午，大柜找二把头、工头，共同找比较要好旷工聊罢工情况，试图说服部分矿工放弃罢工，复工复产。矿工也说服工头，站在矿工一边，支持罢工。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罢工持续着。中午饭，比以前有所改善。

饭后，大家又回到原来地方集体罢工。那个中国人来到大家面前，和蔼可亲地说：“河本大作非常理解大家，想同大家谈谈。这样吧，大家选出几名代表，去东山河本大作别墅面见投资方。好不好？”人群里交头接耳，有担心是鸿门宴的，也有担心代表被封官许愿利诱的，更有担心被威逼屈服的。

这时，杨文清和张金走出队伍，表示可以去东山面见河本大作等投资方。杨文清、张金分乘两辆挎斗摩托车，在那个中国人陪同下，来到东山。东山建筑群是日本人和中国高管居住的民宅，小瓦砖房与矿工工房形成鲜明对比。

别墅里，河本大作正坐在客厅等候，看大家来到，用汉族招呼道：“工友朋友们，辛苦啦，快过来坐下说话。”他继续说：“你们罢工情况，张先生（用手指向那个中国人）都跟我说过了。矿工们的要求，我可以理解，但希望大家也理解一下投资各方的难处。现在，我们能够坐在一起谈谈，这很好。请两位朋友说说想法，好不好？”

杨文清和张金对视一下后，杨文清说：“那我说说。矿工的意思就是恢复日前工资水平。如果做不到，大家就不会复工复产。”正说着，突然两名日本兵进屋来，直奔杨文清和张金而去。着实吓他俩一跳，他俩随后就镇定下来，因为此前预料过被抓情况。两名日本兵并没有抓他俩，而是规规矩矩地站在他俩身后。杨文清用目光告诉张金，别怕，这是试探或者吓唬我们。

河本大作看在眼里，笑道：“这两位是我的卫兵，按例来保护我的，请不必介意。”他继续说：“这样，你们的要求，我和其他投资方研究一下。你们也回去同矿工朋友们解释一下，也研究研究。改天咱们再对话。我们各投资方不会亏待为平息这次罢工作出贡献的两位代表的。晚上，我邀请两位共进晚餐，畅叙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和日满亲善。”

张金说：“谢谢先生美意，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好。早点同矿工们商议，尽早复工复产。”河本大作看向张先生，张先生点头。就这样，张先生安排一辆挎斗摩托车把他俩送回来。罢工矿工看他俩安全回来，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谁也没去问谈判情况，罢工继续着。晚上伙食比中午还好，还见几片猪肉。

吃饭的时候，张先生又来到饭堂。他说：“今天晚上是除夕，所以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工资的事，我正在同河本大作沟通，年后肯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答复。我在这里祝大家新春快乐，阖家幸福。”

从初一到初五，每天都有近千人在原定地点罢工。有的家属和孩子也来凑人数，壮声威。初三上午开始下雪，一直下到晚上。午饭后，张先生来劝大家回去，不要顶雪聚集在这里，别冻坏了。大家都坚持着，只有几位老弱矿工经杨文清劝说，才离开。这几天虽然罢工，但伙食一直很好。也许是过年缘故，也许是河本大作收买人心。

这几天里，支部多次开会研究罢工走向，认为矿工的罢工决心正在被张先生的表演所蒙骗，好伙食也在消磨罢工矿工的意志。松口的人越来越多，作为支部如果继续坚持原来要求，可能就脱离矿工群众了。初五晚上，在悦来客栈党员大会上一致决议：如果给到一车两角三四，就可以复工复产。初六上午，党员深入到矿工中，征求广大矿工意见，绝大多数矿工觉得可以。

这几天，河本大作和投资方也在研究。张先生汇报说：“这几天，我宣传大东亚共荣，宣传日满一家亲，再加上改善伙食收买人心，据工头了解，很多人开始松动，也有扛不住生活压力的。但是坚持罢工到底的人也不少，咱们可以稍微提一点，我感到不能超过两角五分。”

河本大作无奈表示说：“现在冬季采暖期还有很长时间，新京用煤量很大。如果继续罢工，煤炭有可能出现缺口。张先生，就按你说的，同他们谈吧。但是，你要记得，一定要把这笔账算好，有一天加倍找回来。”张先生看着河本大作那张脸，和蔼可亲荡然无存，狰狞面目很是吓人。

就这样，反对日本矿主、把头的剥削和虐待的罢工，经过持续7天艰苦斗争， 日本人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同意工人的复工条件，将罢工前的每出一车煤由一角八分增加到二角四分，从而取得罢工的胜利，有利地配合了抗日武装斗争。

杨靖宇听罢，被矿工斗争精神所感动。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支部组织领导罢工胜利的做法，鼓励大家同河本大作斗争既要有决心，又要有理有利有节。要保存好星星之火，为可以燎原积蓄力量。

本来，杨靖宇应该在海龙中心县委工作会议上传达中央指示的。1933年2月，杨文清告诉张金到海龙中心县委开会，这时张金已经是县委委员。开会的地点在草市火车站北十几里路的刘家窝棚。由于这次会议被敌人发现，人员只好散去。张金回来后，组织上让张金到工房子去做饭，为杨靖宇到来做场所准备。

会议开近两个小时。结束后，由张金护送杨靖宇返回。二人边走，边讲述各自的故事。一会儿，就出东吉门。杨靖宇回身握住张金的手说：“就送到这里吧，以后见面要记住我的长相，避免误会。”张金回应着，再仔细端详杨靖宇：身材高大魁梧，浓眉大眼，面庞消瘦但神情坚毅。他留着短须，眼神中透露出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在杨靖宇眼里，张金眉目清秀，显得聪明伶俐。厚嘴唇，又好像不善言谈。个头适中，身体轻便。杨靖宇返回海龙县城后，转向东山里筹备抗日武装去了。

太平庄惨案的教训

罢工取得胜利，极大地鼓舞着广大矿工和家属同河本大作等矿主、把头和管理人员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也使支部在矿工中竖起威望。大家凝聚在支部周围，谁在生产生活上有困难，总找杨文清等党员拿个主意。很多年轻矿工积极主动向党组织靠拢，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为党工作。

张金就是积极靠近党组织的优秀矿工。1932年4月4日在支部大会上，杨文清介绍张金说：“张金，本名陈润田，河北永年人。1929年，因家实在没办法生活，就乘火车来抚顺，后来不久又来西安煤矿。先在大成采炭所二坑当采煤工人。1931年，大成采炭所二坑着火，坑口被封闭后，人员合并到大成采炭所一坑。在这里，我同张金相识、相知。张金很有工人阶级觉悟，也富有斗争经验。他认识到，这个煤矿是日本资本家开的，日本人不仅要挣钱，还要为殖民统治服务。开采根本没有什么安全措施，每天塌方砸死的矿工，都是阶级兄弟 ，都值得同情。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矿工生产生活，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变本加厉。他看到广大矿工对日伪统治者极为不满，把维护大家利益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次组织大成采炭所矿工大罢工中，他作为矿工骨干积极参与，主动承担沟通协调谈判等工作，表现出非凡的机智和勇敢。我作为介绍人，我认为张金符合中国共产党党员标准，他多次向我提出入党申请，经海龙中心县委派人考察，认为可以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请大家发表意见。”

经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张金人好，有觉悟，有上进心，有责任心，在矿工中有威望和号召力，同意张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张金入党后，积极主动承担各项党的工作，协助杨文清在一年里，组织蹬钩工人罢工，巧埋野驴子，火烧风机房，怒砸牌子房，智焚群鬼子。张金的突出表现，赢得海龙中心县委高度评价，被选为县委委员。

1933年4月，杨文清调回海龙中心县委。海龙中心县委征求杨文清意见，是外派支部书记还是就地提拔支部书记时，杨文清认为张金尽职责、能力强、人脉广，熟悉情况，经验丰富，可以接任支部书记。经海龙中心县委派人深入考察，县委决定张金接任支部书记。

送别杨文清时，张金舍不得这位大个子、重眉毛、宽下巴的朝鲜族汉子。送出东吉门后，一直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回顾三年来在一起工作结下的革命友谊，难舍难分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西安煤矿发生这些抗日事件，河本大作确信是矿工干的。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也只能干瞪眼。但随着时间推移，支部和广大矿工越来越感到矿工处境困难，危险时刻都在。首先是日本人暴力压榨矿工。通过诱骗、强征、抓捕等方式招募矿工，甚至将抗日民众强制充作劳工。不顾矿工死活，推行“人肉开采”，井下死亡率极高。在经济掠夺与技术控制上，采用“杀鸡取卵”式开采，盗采保险煤柱、推行“大冒顶”（不科学采矿导致塌方）开采方式，导致矿井事故频发。剥削和被剥削矛盾，压迫和被压迫矛盾，殖民和被殖民矛盾，越来越多深重，斗争也越来越尖锐。

在斗争中，抗日力量不断壮大。在矿工中秘密发展党员7名， 建立一个共青团组织和一个抗日救国会。陆续选送数十名矿工参加东北抗日武装，组织群众资助抗日武装，运送物资给抗日武装。

河本大作和西安县公署时刻想着报复和对抗矿工斗争，制造出太平庄惨案。西安煤矿太平庄惨案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发生的一起重大悲剧，反映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

1934年9月25日，日本人在西安煤矿太平庄将6名中国工人活埋。此前，日本兵从曹工头等人住处搜查出武器后，对他们严刑拷打，试图让他们交代他们幕后人员，交代武器来源，交代那些抗日事件跟他们有关。坐老虎凳、烙铁烙、冻冰棍等措施用尽，也没得到有价值的东西。于是日本兵将他们带到矿区，用绳子捆住并押到铁路旁。随后，他们被扔进高粱地里挖好的大坑中，活活埋葬。

太平庄同大成一坑仅仅隔一条火车道。在这里埋掉他们，明显是给大成一坑矿工看。太平庄惨案，在太平庄、大成一坑，乃至整个矿区，都产生强烈反响。当晚，支部在北门里路东庞家煎饼铺召开支委会，讨论抗日斗争的形势和任务。

支委会认为: 西安煤矿已成为矿工们的地狱，每年导致数千中国劳工丧命，受伤者不计其数。许多矿工在恶劣的环境中被迫进行高强度的劳动，遭受着身体和心理的极大折磨。矿工们被要求进行长达十四五个小时的高强度作业，吃着最糙的粮食，住着简陋的工棚。任何反抗或错误行为都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包括被铰刀绞碎或被狼狗咬死。坑井因过度开采和矿工疲劳过度，平均十几天就会发生一起矿难，每次死伤少则几个，多则上百。

支委会指出，太平庄惨案，实质上是工人因抗议苛待，遭日军借口屠杀，必将进一步激化矛盾。虽然这次太平庄惨案同支部没有关联，但他们抗日行为是值得我们敬仰的。我们要在学习他们斗争精神同时，汲取他们的教训。我们要时刻关注矿工生产和生活状况，掌握他们思想动向和情感波动，提醒他们注意斗争方式，注意隐蔽自己。支部要随时采取措施，维护和争取广大矿工的利益和生命健康。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不盲动，不损失工人力量和生命。

支委会强调，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并扶植溥仪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就是要把东北作为全面侵华的大后方。西安煤矿作为东北重要煤矿资源，已被纳入日本殖民掠夺体系。日伪通过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逐步控制和垄断煤矿开采权，推行“以人换煤”的掠夺式开采政策，获取战争资源。从全局看，我们要唤起矿工阶级觉悟，认识自己的使命和理想，不仅要维护矿工利益和生命健康，而且要尽可能破坏生产，减少资源损失，配合东北抗日救亡运动。

支委会就下步工作作出部署，一是要走出大成采炭所，去掌握西安煤矿整体情况。二要了解把头、二把头和工头情况，特别要掌握像蔡工头这样有情有义有胆有识工头情况，壮大工人阶级力量和抗日力量。三是继续做好矿工教育工作，总结工人运动经验教训，提高他们阶级觉悟，培植后备力量。

三人简单分工后，散会回工房休息。

武装暴动

据支委会了解，西安煤矿下设4个采炭所、14对井坑口、42个大柜，通过剥削矿工劳动力疯狂掠夺煤炭资源。张金所在的采炭所大成采炭所不是四个采炭所中条件最差的，也不是剥削最狠的。这一方面是因为露天开采，安全隐患较少，作业空间较大，操作简便快捷。更重要的是矿工同日本资本家、大柜斗争的结果。

东城采炭所所属矿井瓦斯含量高，常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矿工死亡率最高。矿区附近修建的矿工家属接送工人的必经桥架，因频繁传来亲人伤亡噩耗而得名“望魂桥”。桥架见证过日伪时期矿工的悲惨境遇，记录着那些惊心动魄的煤矿事故。站在桥上，仿佛能够听到撕心裂肺的哭喊，看到残不忍赌的悲剧场景。

关于“望魂桥”还有一首歌谣。

矿工民谣《望魂桥》

望魂桥啊望魂桥，生离死别恨难销。

铁网透愁愁万点，桥头洒泪泪千条。

关山阻隔路迢迢，爹娘示人把信捎:

挖煤期满快还家，妻单子幼无依靠。

忍痛洒泪别二老，乞讨寻夫离破窑。

天津车站丢铺盖，山海关前险遣刀。

赤足踏上东边道，擄把野花兴致高。

千辛万苦到西安，一道电网画监牢。

横眉立目狗洋奴，瞪眼叉腰如虎狼。

寒光闪闪洋刀影，镐把拦住寻夫路。

向前望呀寻夫路，血肉模糊遍尸骨。

泪水滚滚诉向谁，咫尺天涯无寻处。

望魂桥啊望魂桥，生离死别恨难销。

方家坟也属于伪满西安煤矿东城采炭所，也称为方家柜，后改为蔡家柜。这个矿工墓是日本侵华期间留下的历史罪证之一，埋葬数万当时被日本殖民者残酷对待的矿工。蔡九龄是这里大柜，是残害矿工的罪魁祸首。

据支委会掌握，富国采炭所很多矿工也和东城采炭所一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有被逼无奈的：大量山东矿工被强制招募至富国采炭所董家柜（大把头董启山管理），矿工需背井离乡，家庭被迫分离，有的妻离子散，人单势孤，任人宰割。有高危作业的：矿工在井下从事刨煤、赶马链等基础体力劳动，缺乏安全防护，事故频发，生命健康得不到保障；有生存困境的：矿工家庭普遍贫困，七口之家仅能维持基本温饱，儿童常因疾病和营养不良夭折，老人有病看不起，眼睁睁看着病死。富国采炭所是东北沦陷时期殖民经济体系的缩影，其剥削模式与矿工的苦难经历成为揭露日军资源掠夺和人权暴行的重要证据。

毛泽东早在1925 年 12 月 1 日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为划清敌我友，更有针对性开展斗争，更契合斗争实际需要，提高斗争效果，支委会对西安煤矿组织机构，采掘场所，管理系统进行详细摸底和研究。西安煤矿“所、坑、柜”是不同层级的开采单位，具体如下： 采炭所：是煤矿较大的分区管理单位，负责一定区域内的煤炭开采管理工作，包括生产组织、人员调配、资源规划等方面。井坑口：是直接进行煤炭开采作业的地方，相当于煤矿的基层生产单位。每个井坑口都有相应的生产设施和作业人员，负责煤炭的挖掘、运输等具体生产环节。大柜：是介于采炭所和矿工之间的管理组织。大柜作为管理者通常称把头，负责招募、管理矿工，安排矿工的具体工作任务，并向采炭所负责，同时也对矿工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就管理体制来说，采炭所实行“把头包工制度”，形成层级森严的压迫体系：大把头直接管理采炭所，负责与上级矿方对接；二把头和小把头（工头）逐级分包任务，通过克扣工资、强迫加班等手段压榨矿工；矿工需缴纳“入坑费”“工具费”等苛捐杂税，实际收入微乎其微。

在西安煤矿，劳资矛盾、满日矛盾和中日矛盾交织在一起，掌握这些情况后，谁是矿工的敌人，谁是可争取的对象，斗争场所选择，破坏生产设备选定，就基本明了。

支部一边掌握情况，一边根据情况开展抗日斗争与矿工抗争，使西安煤矿工人始终是东北抗日斗争的重要力量。1933年4月后，张金多次领导工人罢工，开展抗日宣传和爱国主义教育，发展党员3名，吸收抗日救国会会员12名，发展青年团员10名。初步形成党员覆盖各个采炭所，救国会员结构合理，共青团员协助有力的新局面。在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还为抗日武装筹集经费，购置物资送给抗日武装。在支部领导下，党员队伍不断壮大，工人骨干队伍逐渐形成。

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矿工之中，武装反抗日本压迫和剥削的呼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得知杨靖宇创建抗日队伍后，很多矿工表示要去参加抗日队伍，打鬼子。为满足这些矿工愿望，支部书记张金亲自去东山里与杨靖宇部取得联系。与抗联队伍里应外合，秘密输送矿工进山参加杨靖宇的部队，成为东北抗联的骨干力量。

1932 年 10 月，杨靖宇开始改编、收编分散的抗日游击队和义勇军，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并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一阶段以发动群众、积蓄革命力量为核心，为后续大规模武装斗争奠定基础。

1934 年 2 月，杨靖宇联合南满地区 16 支抗日武装召开会议，成立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被推举为总指挥。此举标志着东北抗日武装从分散状态向统一指挥迈出重要一步。同年 11 月，中共南满临时特委成立，并正式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1 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

1933年夏，杨靖宇派人来西安煤矿，想要进去西安煤矿卫生所搞些药品和手术器械。初夏时节，梨花刚落，槐花盛开。午后龙首山上白茫茫一片，其间杂生柞树、榆树和椴树。张金在东吉门外边等候，边欣赏风景。远看从东往西走过来三人，山里人打扮，背着大兜子，不知道里面装有皮货，还是人参、灵芝或鹿茸。走进一看，张金认识，原来是春节后去抗联的孙凤臣。孙凤臣向张金打招呼，张金也向孙凤臣打招呼。不必细问，他们就是来搞药品和手术器械的。

孙凤臣向张金小声介绍一位中等身材青年：“李排长，侦查排排长，我们排长。”又介绍另一位：“赵医生，赵女士”。张金看向男装包裹的身材，小巧玲珑，面容也清秀。李排长对张金说：“来给你们添麻烦了，找地方细说。”

张金把他们领到悦来客栈，找崔老板安排住下休息。张金向崔老板借匹马，骑马去大成采炭所一坑找支委李学文。在矿上吃过晚饭后，二人骑一匹马回到悦来客栈。李排长他们正在吃饭，崔老板给煮的大碴粥，刺老芽炒鸡蛋，还有豆腐拌发芽大葱。大葱明显老了，还有葱骨朵呢。

张金向李排长和赵医生介绍李学文：“支部支委李学文，有勇有谋，熟悉情况，这次任务由他配合。”李排长早已放下筷子，伸手紧紧握住李学文的手说：“部队实在搞不到药品和手术器械了，才找你们想办法。自有抗日队伍以来，日伪军警对药品和手术器械实行管制。特别是西药盘尼西林有钱也买不到，队伍上伤员伤口感染，长期不能愈合。”

张金说：“李排长，你们先吃饭，吃完咱们细研究。”这时，赵医生和孙凤臣也放下筷子，表示吃好了。李排长说：“我也吃好了。”张金、李学文两人倒也省事，抬着炕桌和上面的碗碟送了出去。回来后，大家坐在炕上，崔老板送过来开水倒上，转身出去把风。

屋内五人开始研究怎样去西安煤矿卫生所搞药品和手术器械。李学文介绍说：“西安煤矿卫生所位于北门外，泰信采炭所附近。离这里有二里地差不多，孙凤臣是这样吧？”见孙凤臣点头，他继续说：“卫生所是五间草房，一名所长是日本人，四名医生是中国人。白天有两名警察维护秩序，夜晚加派人手，一个班轮值。强攻肯定不行，只能秘密进去偷盗。”

李排长犯难，偷盗的事也没干过呀。问李学文：“咋能进去呢？”李学文想想说：“我有一个办法，扮演病人家属，可以进去，不知道这位赵医生有没有胆量？”赵医生坚定地保证：“没问题，坚决完成任务。”大家又研究一些细节问题，方案很快就敲定下来。说来也巧，正好有位熟悉的老矿工在搬石头时砸坏脚，在卫生所治疗。

第二天白天，李学文去找老矿工说明来意，老旷工同意扮演女儿晚上陪伴。就这样，第二天晚上，赵医生把背兜里面装的干粮拿出来，在悦来客栈买些点心，去医院看望老矿工，陪在身边。夜半三更，趁值班医生睡熟的时候，赵医生偷偷进去药房、处置室偷取药品和手术器械，装入背兜。第三天早上，还没等值班医生睡醒，赵医生就以回家做饭为由，通过护卫警察盘问，顺利回到悦来客栈。

到客栈后，看到李排长、孙凤臣、张金和李学文正焦急等待，赵医生没多说话，告诉李排长和孙凤臣把背兜打开，装药品和手术器械。他俩打开背兜，里面装的原来是棉花。赵医生从自己兜里拿出有包装的盘尼西林，拆下包装，一支支递给李排长，李排长一支支插入棉花中。孙凤臣从赵医生兜里掏出手术器械，也插入自己兜棉花里。装好后，三人没用送，从刚打开的东吉门大摇大摆地走出去。

西安煤矿卫生所药品和手术器械丢失事件，引起军警高度重视，对过往人员盘查更严了，对矿工管理也更严格了。还到处搜查抗日分子，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支部党员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并且党的活动几乎不敢开展。在这样的形势下，1934年春节后，支委李学文多次向张金提出要搞武装暴动，大张旗鼓地同日本鬼子干一仗，然后去投奔抗联。李学文的提议，代表很多矿工的愿望，尤其是山东矿工。1934年3月12日晚，支部支委会扩大会议在悦来客栈举行，除支部委员会成员外，积极主张武装暴动的6名党员也参加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中共西安煤矿特别支部关于武装暴动的决议》。但是暴动打谁，却成为讨论的焦点，张金主张打东山河本大作，因为矿工的悲剧，都是他造成的，打他更能调动大家积极性。而李学文却主张打北大营，理由是暴动就应该打军警，南昌起义打军队，秋收起义也打军队，打军警可以搞到枪支弹药。我们打河本大作不合规矩呀。双方争执不下，只好作罢。张金提出，让李学文去有暴动愿望的矿工中摸底，征求意见后，根据大家意见再做决定。其他人分头做武装暴动准备。

1934年3月22日晚，又在悦来客栈召开支委会扩大会议，还是那些人参加会议。会议根据征求意见结果，决定攻打北大营。部署武装暴动，做人员分工。张金作为总负责，李学文负责指挥武装暴动，骨干党员按区域负责暴动前沟通协调联络参加暴动的矿工。并派人连夜将暴动时间，地点，转移路线报告给中共海龙中心县委。

会议后，经过紧锣密鼓筹备，到23日晚上，一切准备就绪。1934年3月23日午夜，李学文组织带领300多名矿工以镐头、铁锹为武器，突袭北大营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察署。武装暴动持续半小时，打死打伤宪兵警察后，夺取枪支16支。夺取随身弹药后，分两路向石河方向奔去，在王仁斋部属的接应下安全转移到磐石，加入抗日武装队伍，后编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建立矿工游击连。

暴动取得圆满成功，极大地提升矿工和居民抗日士气，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嚣张气焰。上级党组织考虑到张金有可能有危险，于是决定1934 年4月初，派他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由大吴接任书记，年底又由刘史明接任。此后，支部多次被破坏，难以开展工作。1935年5月，磐石中心县委在五道沟（今东辽县金州乡新乐村）成立中共西安区委员会，西安煤矿党的工作划归该委员会管理。刘史明接洽完组织关系，交接过党的工作后，于1936年初卸任支部书记。

支部被迫撤离后，他们播下的革命火种却始终没有熄灭。煤田开采继续干着，矿工的煤田战歌也继续唱着。在暗无天日的煤田里，只是矿工的战歌更加悲壮，此起彼伏，同哀嚎、呼唤混合成抗日战争的不朽声部，直至“八一五”光复。

为缅怀先烈，教育后人，特在中共西安煤矿特别支部最初活动遗址立碑，以资纪念。

我站在纪念碑前，构思着，思索着，盼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