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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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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5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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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不期而至

题记:一直以来我都在刻意地回避回忆我的母亲,不是因为淡忘和冷漠,而是惧怕,惧怕再次想起不知又需要多久的时光去抚平心底的那份伤痛,正如那场不期而至的雪一直在下,却一直不能掩埋俯伏进大地的母亲。

母亲姓周名桂英,能嫁给我父亲我想是因为我的外公不在了。外公大号周万龙,是当地有名的私塾先生,光头、一副高冷的面孔、眼神锐利。这些都是我从外公仅存的一张一寸黑白照片上看到的。照片存在大姨家的一个老旧照片框里,我上了高中后,母亲时常念叨着要去大姨家请回外公的照片,母亲用了个“请”字以示对这件事的敬重,我想她是想让外公的文脉福荫至我。

与照片一起请回来的还有一本线装的手抄本,里面是毛笔小楷写的《三字俗语》、《三字格言》、《四言杂字》、《九言杂字》等等。之后,我曾经认真的研读过。 “小学生,要学好,上书房,要起早。须听说,要乖巧,坐莫歪,走勿跑。嘴不多,手勿咬,眼莫斜,腿莫摇……” 虽说有些是言简意赅可以明白,但有些却因为缺损又兼我见识少就读不明白了,为此我一直想修复外公的那本书,也或是外公当时日常教学的教材。母亲却是想复画外公的照片。复画老照片我在县城中市口的那条老街上见过,画匠师傅拿着墨了的照片,凭借着高超的手艺能画出12寸14寸的大照片。但外公的老照片却在我家翻建楼房时跟随着我辛苦收集的一大本邮集和一罐古钱币遗失了,据说是瓦匠里的一个小学徒偷偷顺跑的。对于没有给外公画出大照片还丢失了唯一的一张小照片母亲一直耿耿于怀,我想她不仅仅是因为遗失了对外公唯一的念想,更是内疚没能完成一个儿子能够轻松解决的事情。“好女不如男,如果我能有个兄弟就好了。”母亲自责自己的女儿身,更是有不能给外公家撑起一面门楣的无可奈何,奈何外公外婆一生又没有留下一个男丁。

对于没有舅舅我和姐姐们也一直很失望,因为同庄的同龄玩伴们每逢暑假寒假都可以去舅舅家玩,而我们只能呆在家里,直至我父亲在邻镇周巷的查甸村给我认了个干娘,我才结束了无处可去的局面。

“连富大哥就是你的舅舅。”母亲就用大姨家的儿子安慰我。外公没有儿子,后来就让大姨家的二儿子顶了外公家的门头,但我却对同我一辈的连富姨哥做我的舅舅不认同。

“他也姓周,跟外公一样的姓。”母亲说的时候总会加重着语气,好像有了娘家人撑腰她之后的生活就不会太苦了。

母亲和大姨相差了一辈人,大姨的第一个女儿珠子姐只比母亲小一岁。大姨是个脸上有微微麻点的女人,她嫁给了同村手有点残疾的茅匠,姓葛。那个我叫大姨伯的男人是位和蔼可亲的瘦高个,背略有点驼,我记得曾经跟他比赛过吃毛肉,就是杀猪的水温没抓准,肉皮上脱不净猪毛,烧好了又舍不得丢掉。在他的激将法下我跟他一人一块比着吃,只至最后一块猪毛最多,我下不了嘴,他却一口吃进去了肚子,他一脸无所谓地笑着说:“你妈有你这般大的时候逢着过年也不一定能吃上一块。”对于母亲在娘家时的不易后来在老一辈人的嘴里得到了验证,那时母亲的生活也许比大姨伯所说的还要艰难,只不过共同境遇下的人又何曾细究谁受得苦多一点少一点。

对于外公的死母亲记得比外婆的死印象深刻了许多,一是外婆去世时母亲只有几岁,二是外婆死后外公和母亲相依为命了许多年,彼时大姨和三姨已经出嫁,二姨又因为疾病早已殒了,而作为最小的四姑娘,母亲对外公的感情一定是无比深厚的。

“那天早晨我醒来,抬头看向床那头的外公,外公披着衣服坐着,光秃秃的脑袋向下耷拉着一动不动。”母亲不止一次地向我描述那个早晨,“外公抱在我怀里的脚还是滚热的。”母亲在一次次的描述中没有遗露出一点点害怕,虽然当时她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

外公走后的母亲是最为艰难的。虽然外公在世时因为教书先生的身份是孤傲的,但至少母亲不必为生计犯愁,外公教书的收入勉为父女俩的生活开支,偶有不足时借赊一点也能及时还上,但外公一死母亲就得独自面对困窘的生活,彼时的社会又是那样的难堪,艰难同是大多数人的境遇,大姨、三姨能帮贴到的地方少之又少。

胡罗卜缨是母亲最常提起的吃食。“没有油没有盐,放锅里烀熟了就可以吃。”母亲说起那些难熬的日子时没有忆苦思甜的解脱,而更多的是对那段难以启齿的过往表现出不安,她会讲一个故事:从前,有一家财主很有钱,不缺吃喝,总把吃不完的剩饭陈粥倒入阴沟。后来家道败落,沦为了要饭花子,有一天要饭要到了隔壁的邻居家,邻居给了他一碗饭,还让他每天过来,财主很感激邻居的救助,磕头感谢,但邻居却说不用谢,“这些都是你当初倒入阴沟淌到我家来的,我捞起来晒干了而已。”财主很惭愧,后来又勤奋劳动,生活节俭了起来。我想我每次见到饭粒落在桌上时都会习惯地拣起来放进嘴里,就是因为听了这个故事。

母亲不识字,肚子里却有很多这样的故事,百里负米、芦衣顺母、卖身葬父、刻木事亲、埋儿奉母、扇枕温衾、涌泉跃鲤、卧冰求鲤、弃官寻母……虽然母亲并不能准确地说出名子,也与我后来知晓的故事有些出入,但她所讲的故事都是我能查到的,而且还添加了许多情节,我想这些故事都是外公讲给她听的,她只是凭空想像又添加了些情节,但遗憾的是外公并没有教会母亲识字,包括大姨三姨也只能拙劣地写自己的名字。

母亲的嫁妆是一堆穰草。穰草是母亲平时一把一把地积攒起来的。母亲嫁给父亲后,家就给了连富姨哥,因为连富姨哥承祠在外公门下,其实彼时除了一架土坯屋和屋旁的一众水竹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继承。

那是一个细雨连绵的雨天,父亲请了庄里的一个人帮忙,一人各扎了一担草,正好挑完了母亲的嫁妆。往回走时,雨势稠密密地淋着了草担。大姨对着珠子姨姐不无担忧地说:“阴天驼穰草,越驼越重。”不曾想到,大姨无意间的一句话最后竟然一语成谶,灵验地注解了母亲和父亲的一生。

母亲嫁给父亲当时看起来是糠箩里跳到米箩里,因为爷爷其时已是杀猪的屠夫了。一打铁二出血,不管生活再如何不济,父亲家的条件仍是母亲高攀了,但对于父亲为什么会看上母亲,很大的原因是母亲娘家没人,不会提出太多的要求而让身处微妙境地的父亲为难。

父亲的童年也是不幸的。苦难本来就是村庄最为平常的表情。父亲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奶奶,在父亲出生没一年就死了。据爷爷讲,奶奶是子婴河后街上大户人家的小姐。“你奶奶嫁过来之前我都没见过她长什么样,说话都是隔着房门的。”爷爷说起奶奶时总会放轻了声音。虽说我也曾经跟着爷爷或是父亲去过子婴河畔的后街上出过几次人情,但对于奶奶的娘家人我总没有太多的印象,只记得有一栋两层木制小楼,面西,杵在街中心,楼上的板门有枪子打过的枪眼,说是日本鬼子打枪留下的。

当时爷爷还不是屠夫,鳏夫一人带着我幼小的父亲在邓塘老家的土里刨食。这是有着一汪池塘的村子,池塘边长着很粗很丑的柳树,村子里少有几家刘姓的,其它都姓邓。爷爷带着幼小的父亲过活,境遇可想而知。待到父亲大了些,爷爷就下到邻镇的北赦荡拉犁揽泥,荡区比高田上辛苦,但能多挣些活钱。在那里爷爷给父亲认了位干娘,干娘家姓韩,兄弟多,在当地有些势力。干奶奶对父亲照顾有加,跟自己的几个亲儿子一般的看待。再后来爷爷学会了屠夫的手艺,还在北赦荡卖过几年肉。

母亲嫁过来却是在营南的汪庄,这是同样有着水乡特质的村庄,两条渐渐靠近的河流交叉出来的角就是汪庄。汪庄不大却靠近集镇,距母亲的娘家周桥和父亲的老家邓塘差不多距离。彼时爷爷已经和孙姓的奶奶生下了两个女儿,这也是父亲决定娶母亲的原因, 纵使爷爷有心袒护却也不能总违拗孙姓奶奶的脸色。艰难的生活让人变得刻薄自私。

孙姓奶奶之前的丈夫叫付鹤松,唱戏的,据说是死在了外地。待我记事起,每逢清明大冬,父亲烧钱祭祖时母亲总会抓一把纸钱,号上付鹤松的姓名焚烧给他。“不号上他的姓名他是收不到的。”自从我能写字后给这个外人号字的事都是我在做。母亲如此做不仅仅是对一个孤魂野鬼的悲悯,我想她更是想着她嫁入的邓家今后得以繁衍生息的地方曾经是这个戏子一手扒下的,虽然她和他并没有任何的交结。

爷爷在和孙姓奶奶结婚后就搬进孙姓奶奶的家,也就是后来我出生的地方,汪庄。

汪庄并没有一户姓汪的人家,都是杂姓。这些居姓、王姓、徐姓、卞姓、匡姓的人家聚集在一起像里下河平原上众多村落一样临水而居,又依赖着河流之外的一小片土地延挨度日。

“汪”,始见于西周的金文,三点水的偏旁注定它和水之间的依赖和无解,村庄的东北角有一处很深的水汪,邻居家的小妹就是溺水在里面。

其时,母亲对那个手拿拨浪鼓整天跟着我们疯跑的小妹的死是不是很悲情已不得而知,但她自从嫁进这个村庄,对离别已有了更刻骨铭心的体会。

母亲嫁给父亲没一年爷爷就和父亲分家了,因为爷爷还有两个女儿要养活,贫穷总会让亲情变得脆弱和冷漠,能给父亲娶上老婆就算交过排场了。

母亲谈起她第一个夭折的孩子时总是感叹不已。“那是一个漂亮的孩子,眼见着有大桌子高了。”大桌子高是本地人对生命最具实体现的表述,再一个大桌子高就是大人了,那个龙年生的大哥却死在了天花上。

“如果有三块钱就可以救他。”母亲流着眼泪说。

待到三哥因为溺死在沼粪塘时母亲已经悲伤到流不出眼泪了。

之后,母亲又经历了痛失一女的煎熬。

生活从来不会过问苦难给予的多少,只在猝不及防的时候给人一击再击,以彰显它的至高无上。

爷爷这才醒悟把父母的小家庭分割开去,却未教会他们 谋生的手段后果是多么的严重,独子一个的父亲会有绝嗣的危险,这在当时是极其严重的情形,于是他有了将他的手艺传授给父亲的想法,但此时父亲却时常不能拢家。

躲避计划生育是父亲长期在外躲藏的理由,延续香火成了家庭里的重中之重,但母亲就必须直接面对愈加难堪的生活。母亲跟我,跟我的三个姐姐聊起那段日子时,时常会深吸一口烟,笑着任由烟雾袅袅地从她的嘴里吐出来,“你爸白天躲在芦苇窠里,有时晚上会偷偷地溜回来。”母亲讲到这些时像似之前给我们讲她那些有趣的故事一般,语气里没有任何抱怨,甚至有着些调侃,但母亲在那些日子里学会了抽烟。

我的出生是同村孩子眼里的一个奇迹。居家的闺女急匆匆地跑回家,惊奇地对她妈说:“凤子妈妈抽烟时掉下来一个孩子。”凤子是我的大姐。

我的出生是家庭里的一件喜事。爷爷甚至用微薄的收入买了鸡蛋压上红色送人,虽说现在这是件很平常的事,但在于当时这已是很体面了,但我的出生对母亲却是一件很难缠的问题。上工挣工分是当时农村的日常,能够着帮上手的孩子又死了,留下的大姐凤子二姐兰子仅仅能照顾自己,而三姐却只长我一岁,母亲必须在我和生计之间做出选择,生活逼迫着母亲必须在土地里劳作以换得一日三餐,但把我和三姐独自锁在家里又不放心,痛失儿女的教训不容她有半点的马虎。

挑着我去上工成了日后村里人说母亲惯我的证据。母亲在农作之时不时地看一眼田头篾篮里的我,起太阳时母亲就用头巾罩着篮把。“你生下来可是白白嫩嫩的。”母亲在我二十四岁还未讨上老婆时就时常责备自己,“都是我当时错了。先是晒得转红,红了就变成了黑,你就是当时晒黑的。”对于我长了副黑脸皮我可没少受笑话,甚至因为别人叫我包黑子而与别人大打出手,但随着年龄大了,我竟无意间学会了母亲的豁达,“黑是健康的美,是母亲对我的爱。”

对于三姐母亲是内疚的。腾奶子养男孩是爷爷见又是一个女孩后气急败坏的决定。在那个年月里,生个大儿子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三姐出生后没吮着一口奶,甚至名字都是邻居家的珍子姑姑送的,“就叫小霞吧,有个名字好养活。”也许正因为有了名字,三姐竟靠着粥阴汤存活了下来。

小时候,因为三姐只比我大一岁,所以我们时常为了烧饭,打猪草,下田里摘棉花的琐碎事不睦,母亲总会偏向三姐,“没有霞丫头省下的一口奶,哪里还会有你小炮仔。”为此我常觉得我是多余的赖宝子。只至三姐远嫁,后随着三姐夫跑收割机,又被剪断一根手指,姐夫后来又出车祸撞伤了脑袋,母亲总是在自己捉襟见肘的生活里拿出一些支援三姐。重男轻女对于母亲来说只是社会的裹挟,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儿子不是比女儿重要,而是儿子能够在潦草的生活中更加承重责任。记忆里,对于我,母亲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溺爱。

最辛苦的麦收大忙,没有收割机的平原一切都需要人力去待弄。早晨,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去麦田里收麦。爬上树梢的太阳红彤彤地悬挂在麦田之上,大地苍茫,收了露水的麦穗缀缀沉沉,一望无垠的金黄在晨风中起伏。母亲面朝阳光,表情端庄虔敬,一镰刀割下去,金色的麦杆就倒在了身后。穿着开裆裤的我跑前跑后,忙着给母亲和姐姐派送草腰子。母亲很少抬头,只一味地弯着腰埋头割着麦子,唯有汗水滑进眼睛糊住视线时,她才会略直起腰来,擦干汗水,眼睛迅速地扫一眼我是否偷懒耍滑逃跑了。

“桑树条子自小育。”耳濡目染‌间,我学会了割稻割麦,插秧采桑,虽说赶不上姐姐们的手速,但干活的事一件也没少做过。

父亲什么时候迷上赌博的?我回忆是我十岁之后,但母亲说应该是她怀我之前,准确地说是父亲躲在芦苇窠里的日子。

四五个同是逃避计划生育的男人打发时间的方法其实只需要一套扑克。摸二八杠也许最初的目的很单纯,但自从父亲从爷爷手里学会挣钱的手艺后,这种最简单最原始的牌术幻化出了它吞噬一切的魔力。

为了家庭为了我们,母亲展现出了女性的柔弱和坚韧 。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又打着手电筒在漆黑的深夜里对父亲围追堵截,但亲情和责任在赌博的巨大诱惑力前不值一提,牌桌上的父亲一改了之前的慷慨和仁义,变得不可理喻。但多年后我和母亲谈起父亲的那些年,却从未听过母亲抱怨父亲的过失,她说:“好日子是熬出来的。”仿佛她与生俱来就学会了承受苦难。“熬”本身就是一个慢慢痛苦着的过程。母亲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却掩饰不了她所经历的痛苦和屈辱。

对于我,母亲并没有给予我更多的生活警示, 她从小讲给我听的故事都是教我她老了要孝顺她。她明白言一百不如做而行一 ,正如她让我卖茶水。卖茶水是暑假里母亲让我做的最无趣的事。公路边,一条长凳,五六只茶杯,一壶放凉的茶水。 炎炎夏日,走路的、骑自行车的经过时也许会要上一杯,但这将是一个漫漫等待的过程。 等待并不是最难熬的,难熬的是看不见希望的等待。一杯只卖一分钱,也许一天下来的进账就是几分钱,更多的时候是白等一场,但母亲对待这件事的热情比让我学习还要上心。

我上学一直不好。除了幼儿园的考试考过一个一百一个九十九分外, 再也没有考过让母亲为我骄傲的战绩,但母亲从来没有为此而责打过我,但我知道母亲是失望的,因为她时常提起外公,只是她不说我而已。

让我们写门联是母亲的一再坚持。 在没有卖春联这一买卖出现之前写春联都是请村里有点文墨的人执笔。我小学二年级刚识了几个字,母亲就让我写春联 ,我说我写不好,她说写得好看不好看不重要,最重要的要敢写。“花钱买纸给别人写字不如自己练。”这之后我家的春联都是我们姐弟四个写的,只是我们的字一直没有练好。

对于三个姐姐都能上至初中毕业,母亲总说这是父亲的功劳。彼时庄子里同时能供四个孩子一起上学的家庭屈指可数。母亲对姐姐们的学业近似苛刻却不似对我,她说三姐的字写得没有我写的有劲,“见字如见人,字如其人。”她说女孩子性格软塌塌的不好,长大了会吃亏的。而大姐的字写得铁画银钩、力透纸背,她又说性格倔强了也不是好事。“男人是钢,女人似水,女人要学会以柔克钢。”母亲明白姐姐们总有一天会离开我,而成为别人的妻子、媳妇、母亲,她们的前程将会跟她一样充满艰辛和苦楚,她希望她们在离开时能变得足够坚强。

麦子收完就是栽秧,此时正值家乡的时梅天。母亲整天穿着雨衣泡在秧田里。父亲挑秧,大姐二姐在母亲的调教下合作也能顶一个大人的趟,力所能及永远都是农村孩子最朴素的品质,而其时的我最热衷的是和三姐打秧纤,那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

两根一样长的竹棍,一根通长的水纤绳, 竹棍刚好有我人高。我和三姐一人一头,两头一量,拉紧水纤绳固定,顺着绳子栽一行秧就行了,像木匠师傅弹墨线。行打完了,水田给隔成一行一行的空格,母亲和大姐二姐就在空格里填白,母亲一行,大姐二姐一行,有时也会有换工的庄里人。

庄里人也有熟手和生手,没有机械协助的大忙季只要是人都有用到的地方。遇见刚进门的新媳妇手慢,母亲总会选择与她打帮。打帮就是帮带,不但要把自己的任务干完还要帮忙别人。

“栽秧讲究的是全身的谐调配合。”母亲俯着身子一边栽秧,一边指点身旁的新媳妇。

首先是手,一般是左手拿秧,别看握着一把秧,手指却不能停,拇指和食指把要栽下去的秧苗从秧把子里分离出来,每次不多不少离出两三根,有分蘖的粗苗一根也行。然后,右手的拇指、食指将秧苗接过来,再用食指和中指夹着秧根,入水两指垂直栽进泥里,这样栽下去的秧立得正,深浅适宜,最容易活棵。

“右手一根秧栽下去的同时,左手那边也把下一蔸要栽的秧苗分离好。”左右手必须配合得天衣无缝,栽秧苗的动作也要轻盈得如同蜻蜓点水。

“腿的移动也很关键。”母亲示范栽秧时的动作。一般都是从左往右,这时候,右腿在后面,栽完一行后,左腿往后移一步,从右边往左边栽。退的时候,脚不能离出水面,要在泥里面往后移。“脚一提出水面,便会留下一个坑,坑里由于少泥拥根,稍有风吹水动秧苗就会飘到水面上。”母亲说的很详细,什么时候往后退,退哪一条腿,退多远,怎样与手栽秧的方向配合好都说得明明白白。

新媳妇后来成了我的干姐。认干娘从来都是农村超越血缘关系的认同和敬重。新媳妇后来也成了栽秧的一把好手,再与母亲打帮时,母亲一边栽秧一边会唱她的秧歌。

母亲唱的秧歌是我永远遗忘不去的童谣。梅雨时节的雨永远那么的稠那么的密,却阻隔不了母亲的秧歌飘进我的梦乡。

彼时家里因为父亲的好赌贱卖了刚收到手的麦子,母亲红着眼睛看了看我们转身走进雨里,还栽秧工母亲从不让长身体的姐姐们去。

母亲的嗓子很好听,歌词我却没记住,但那种带着韵味的拖缀有着无可比拟的穿透力,秧歌响起时我梦见母亲在水汽氤氲里埋头栽秧,却看不清她困囿在水汽里的眼睛。

太阳出来的时候,母亲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有辛苦就有收获。”母亲用明矾化水醮在沤烂的手脚上,她皱了皱眉,却绝口不提父亲的错,“劳动是快乐的。”母亲喃喃地说。她的语气里鲜有悲伤,却有着尘埃落定之后的释然和对生活满满的希翼。

干奶奶的到来是我们家每年最隆重的事情。那是位长脸长手长脚大高个的老奶奶,她是母亲农忙之后一再邀约下来的。母亲会为她准备好许多碎布或是杂乱如麻的线团。孩子多,针线活做不过来是母亲留住干奶奶最有效的理由。

我们中午放学回来总会看见母亲把房门戗在山墙的阳光里,干奶奶用浆糊一层一层地向上贴浆洗好的碎布。那些正方形、长方形、菱形、不规则多边形的布头拼凑成了一幅五颜六色的图画,那是一种奇怪的视觉体验,只至多年后我看见尼古拉·德·斯塔埃尔的作品时我突然联想到了阳光里忙碌的母亲和干奶奶。

那些五颜六色的布晒干了就成了钉鞋底的布骨子,而理线团却是件最易打发时间的活计,从万众线头里顺出一根根线来足以留住干奶奶住在我们家一个月,但这个月也是我们家伙食最好的一个月。母亲 从不在干奶奶面前提说父亲的不是和因此而家境困顿的内情。她说:“没有干奶奶,你爸活不下来。”

其后,母亲会照着我们脚的大小剪开布骨子,再叠在一起千针万线地纳成千层底。母亲纳的鞋底并不漂亮。她不会给每层的布骨子围上白色的布条,只有最上面的一层才会有,所以母亲纳的千层底穿久了会炸出一圈五颜六色的线絮,而且母亲做的布鞋鞋面总是黑色或是丈青蓝色,灯芯绒的鞋面是之后的事了。拖出线絮的布鞋没有足弓,死板地贴着地面“啪啪”作响,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件很难堪的事情,但又没有其它选择 。直至后来我穿上了球鞋、运动鞋、皮鞋,母亲才不给我做鞋。

妆新鞋是母亲给我做的最后三双鞋。它们像是一段遗弃的时光尘封在我结婚时的皮箱里,只至前年家里装修才拿出一双穿了。时过境迁,再次穿上久违的布鞋时心境变了感觉也变了。从未感受过的舒适感紧裹着我的双脚,仿佛母亲正用一只手握着我的脚,一只手将钉了一半的鞋底印我的脚,“又长大了。幸亏我剪鞋样时放了一码。”母亲自豪地说着自己的预见。

月亮之下,我穿着母亲的布鞋行走在故乡的水泥路上。鞋底“啪啪”叩击路面,土地浑厚的质感此时此刻愈发地变得清晰。我仿佛听见煤油灯下的母亲拉动线绳的声响,但一切又是那么的遥不可及,我所能做的只能是让我的双脚最大可能地扒在大地之上,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也许是母亲对我寄予的最朴素的期望。

干奶奶去世后做六七,母亲让我和妻子抱着刚满月的闺女去北赦荡送干奶奶最后一程,“六七的亡魂知魂魄,也让你奶奶看一眼下一代。”

六十六,对于母亲来说已经很长很累,但对于我我还没有做好她离我而去的准备。我知道她迟早会离开正如我也终将离开,但却不是那个晚上或是翌日的早晨。父亲说他去市场卖肉却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离开的。我突然想起母亲时常给我讲起外公的死,“不知不觉,一觉睡着了不起来也是修行。”她是羡慕外公的死法的,没有病疼,没有痛苦,没有生命慢慢耗尽的切身感受,也许有但她没亲眼所见,所以她也希望自己有如此的福报。福报不是求来的而是修来的,她做到了,她用她的一辈子修行修来了一眠不醒,正如她说:“好日子是熬出来的。”

母亲出丧前的晚上一场大雪不期而至。大雪霏霏,如泣如诉,纷纷扬扬地从夜色中倾泻而下。那漫天漫地的飞雪好似母亲悲戚的灵魂在苍茫的天地间飘荡,每片雪花都似诉说着一句无声的告别。我站在门前的雪地里仰望天空,雪花迎面而至,似水似泪又似母亲的双手抚慰着我。整个夜晚都沉浸在这大雪纷飞的世界里,一切都被寒冷与寂静所笼罩,唯有那无尽的哀伤在大地上蔓延,与那漫天的飞雪融为一体。

按殡葬要求,我将她葬在了那片远离汪庄的墓区。她需要一直向西走,转一个弯,才能找到回家的路途,但这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了,因为这个家让她承重了过多的苦难和忧伤。也许她会在那个日趋丰满的村庄里戒掉烟,会同陌生的熟悉的新邻居们围坐在一起打她喜欢的麻将,也会在大忙季唱她自编的秧歌。

我站在她的墓前,看着大雪掩埋着俯伏进大地的母亲。而在这片土地上,还有许许多多平凡的母亲,她们如同我的母亲一样宽厚、坚韧、乐观,用自己的身躯和灵魂,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她们的苦难,如同这土地上普普通通的一草一木,与黝黑的土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生活最真实、最平凡的事实。这些事实是大地的呼吸,是岁月的沉淀,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无论时光如何变迁,无论世事怎样变幻,无论我们身处何地,唯有那片土地,始终如一地缄默无言。它是我们生命的摇篮,是我们灵魂的归宿,就像母亲给予我们的一切,无私而又深沉。

迟早有一天,那些曾经熟悉的身影,那些饱经沧桑的村庄,那片孕育万物的土地,都会在岁月的长河中渐渐离去。我们只能在回忆中寻找它们的踪迹,在心中默默怀念。然而,它们留给我们的,却不仅仅是回忆,更是一种深深扎根于内心的坚实力量。这种力量,是我们对故乡的眷恋,是对母亲的感恩,是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勇敢前行的勇气和信念。

后记:写完这篇文章,我觉得自己轻松了,我从来没有因为写作沉重过。

母亲已故去多年,却被我以文字的方式念叨着,其实也是一种幸福,意味着她并未真正的离开,她一直都在,在我的身旁,在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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