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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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那个年代，考大学就好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农村孩子要想跳出农门，大学就是唯一的出路，很多人为此不惜补习好几年。
我也是补习了一年，才搭上了这趟末班车，学校坐落在离家乡不远的革命圣地延安。虽然这所大学并非我心目中的理想之选，但好歹也算端起了国家的饭碗。
那时的高考录取率很低，文科类可选择的院校特别少，延安大学地处相对落后的老区，被看作是介于本科和专科院校之间的三本大学。
我考上的经济管理系，专业比较前卫，在该校是第三届招生。
一
1989年9月22日，我们同年录取到延安大学的7人一同登上了开往延安的班车，这些人就占了靖边县当年大学生的一半。
我们乘坐的是一辆破旧不堪、四处漏风的东风牌老客车，行驶在崎岖不平的土路上，车身颠簸得如同醉汉一般。车厢缝隙间，尘土肆意侵袭，抵达延安时，我们个个灰头土脸，唯有眼睛和鼻孔在尘土中闪烁着光芒。
延安是我当时走到最远的地方，我有些晕头转向，汽车进了东关旅社的院子，恍惚中看见有条横幅“延安大学欢迎您。”
接站的校车聚满一车新生后出发，车辆进入延大，学校敲锣打鼓扭起秧歌欢迎。据说这个大门刚完工，“延安大学”四个红色大字为郭沫若所题，正好迎接这一届新生。正对着校门，矗立着一栋六层高的砖混结构楼房，它曾是延大条件最为优越的宿舍楼，其旁则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图书馆，静静地诉说着知识的力量。左侧是操场，周边用砖砌起露天看台，操场上方是具有代表性的窑洞群建筑，延安大学因此被称为“窑洞大学”。
学校各个部门用书桌摆开队列为新生办理入学手续，查看录取通知书、交照片、转粮油户口并分配宿舍，还提前发了一个月的饭票。上一届老乡帮我们把行李扛到宿舍，简单地嘱咐寒暄后便安顿了下来。
我们宿舍住7人，我上铺的被褥已安放得整整齐齐，留纸条说是本市的，晚上回家住了；前我一脚进门的柱子讲绥德话，我听不大懂；来自富平的真理，在父亲的悉心陪伴下，正一丝不苟地整理着床铺，他的床单是自家手工织就的土布，透着浓浓的乡土气息，而床头则整齐地摆放着几瓶辣子酱和一沓石头馍，仿佛在诉说着家的味道。铜川来的新很时尚，留着郭富城的发型，坐在床边用针仔细刻画着双眼皮；最后到的两位是安塞来的滨和佳县来的冠军，一个性子慢，一个在路上出了车祸。
两天后冠军一瘸一拐归队，宿舍的人齐了，开始了我们的大学生活。
辅导员和班主任傍晚来到宿舍和大家见面，他们能根据照片准确说出每个同学的名字和来自哪里，语言风趣幽默，蔼然可亲，后来才知道这是延大的传统风格，凡事不妨幽他一默。
我们班男生25人，女生13人，3名体育预科生，两位班长据说高中就入了党。我们的教室“二斋”是老旧的砖木结构狗脊梁房，两排交错的柳椽撑起瓦片屋顶，雨水顺瓦片滴下，窗户上的玻璃已有些岁月的痕迹，铺地的砖没有烧透，地面一扫就能扫出一层厚厚的尘土。
入学先是参观学习，那几天天气不给力，几乎每天都在下雨，卡车拉着新生沿枣园、杨家岭、革命纪念馆展开革命教育，回校后分组讨论。我的第一篇作文遭到了老师的批评，作文题目是《我心中的延安》，我写道：“延安是革命圣地，我更希望她是美丽的胜地。”
后来我发现像我这样的思想还有，比如把男生宿舍楼叫作“香港楼”，把女生宿舍楼叫作“东南亚”，把对美好环境的向往，以比拟的语气表达出来。
延安的地形以山沟为主，学校建在延河岸边的一片空地上，紧邻杨家岭革命旧址，距市区有六、七公里。
晚饭后我们围绕着中央大礼堂散步，坐在毛主席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会谈的小桌旁，经常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一切艰苦也都是纸老虎。”我们对学校每日清晨雷打不动的稀饭和偶尔从油条上一闪即逝的老鼠习以为常，即便挤不上公交车，也毅然决然地迈开双腿，徒步向城市进发。
我们在学长的引导下建起床头文化墙，周末去操场看露天电影，学长给我们科普各个院系的特点：政教系课程少，被称作“睡觉系”，管理系是“厂长经理系”，中文系多帅男，外语系多靓女。
他们还透露，外语系旁的小树林是个浪漫圣地，情侣们总爱在那里流连忘返。若能在大学四年里邂逅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那青春便算得上无怨无悔了。至于毕业，我们基本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二
入校后为加入哪个社团而困惑，我喜欢吉他，可一把吉他相当于我两个月的生活费。文学社的成员大多来自中文系，我没几篇拿出手的文章。体操我个子不够，体育我速度不行。后来，我勉为其难地参与了几场征文和演讲比赛，虽然多是系里指派的任务，却也让我有了一番别样的体验。
在90年代，报告文学的流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长篇报告文学如《洪荒启示录》、《阴阳大裂变》和《唐山大地震》广受欢迎，成为社会文化现象。同时，电视剧《话说长江》的热播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历史和现实题材的浓厚兴趣。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的报告文学作品《远山的路标》在学校的“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征文比赛中荣获二等奖，成为我在延大的一个亮点时刻。同年学校举办第四届大学生演讲比赛，在即兴演讲项目中，我再次荣获亚军，这次经历对我影响深远，它让我摆脱了‘有贼心，没贼胆’的自卑感，只可惜时机已逝，周遭的佳人都已名花有主。
然而，这些遗憾并未影响我的心情，最让我欢欣鼓舞的，是前往大食堂跳舞的时光。
不喜欢舞蹈的人不知道跳舞带给人的愉悦，对舞蹈我可以说是痴迷。中学时期，我们班主任就说班级中有人跳舞是“欲罢不能”，这个定义很准确，迪斯科开始流行时，我积极投入其中，不争学习第一，但求舞姿最美。入学延大第二年，学校普及国标舞，每个系派4名学员学习，这样的机会正合我意，除了系里的舞会，我还去别的院系客串，两年下来，在舞场我混得脸熟。按理说这样可以接近女生，然而跳舞太专心，以致几年下来也没有约会，浪费了绝好的条件。
我对舞蹈有瘾，常常沉浸在音乐的节奏里不可自拔，华尔兹是我的爱情，探戈是我的激情，伦巴就是我对生活的热爱。
“在满地都是六便士的街上，我抬起头看到了月光。”《月亮与六便士》里的这句话很有哲理，因为周末的舞会，我觉得学校的大食堂就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地方。
三
延安大学有一座不错的图书馆，在20世纪80年代，对知识的获取和对外面世界的认识就靠看书。以前在县城里，阅览室里只能看到几样杂志和《三国》《水浒》《西游记》之类的名著，而大学则截然不同，图书种类琳琅满目，数量繁多，每当闲暇之余，图书馆便成为我心灵的栖息地。
据说延大图书馆藏书在陕西高校里算是多的，我记得大约是50多万册，学校倾向师范院校，书是必不可少的。但在那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文学并不具有代表性，纵然延安大学有路遥这样的文学巨匠，在陕西也属末流本科院校。
图书馆一楼陈列馆，二楼借阅室，三楼阅览室，四楼是自习室，每次走在图书馆的楼梯上，都能与延大最美的女子擦肩而过。
我借阅的第一本书是《朦胧诗选》，尽管当时我对朦胧诗还一知半解，但那句‘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却如磁石般吸引了我，让我觉得异常酷炫。过元旦引用席慕蓉的诗写明信片，也会摘抄一些句子。而我们的舍长，一旦沉浸于书中便无法自拔，《平凡的世界》让他热血沸腾，时常感动得热泪盈眶。
学校规定每人只能办一张借书卡，每次借书不能超过三本，我觉得我有两本就够了，没有形成阅读习惯之前，读书往往会眼高手低，借是一回事，阅读又是一回事。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突然对西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进而也喜欢上了阅读。西蒙·达赫在《塔劳的安馨》中有一段：“你，我的灵魂，我的血，我的肉！”这种直白的表达仿佛能瞬间释放内心积压已久的情感。毛姆凭借《面纱》声名鹊起，而我在那时读了他的《月亮与六便士》，书中画家斯特里克兰对梦想的执着追求，至今仍深深震撼着我。
曾经的我对远方充满憧憬，每当看到考到西安或更远地方的同学，心中难免有些自怨自艾。然而，延大在图书资源上却毫不逊色，如果说大城市是追逐潮流的先锋，那么延大的图书则如同厚重的历史，沉淀着岁月的智慧。
四楼的自习室最有吸引力，以前纳闷晚自习班上的美女都去哪里了，在图书馆找到了答案。图书馆条件好，查阅方便，只是要抢到座位就很难，尤其接近美女的位置，早早就被一个可恶的书包给占上了。
四
中午最后一节课结束，同学们纷纷带上饭盒，为即将到来的抢饭大战做准备。铃声一响，伴随着《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的旋律，从“东南亚”宿舍楼、阶梯教室、外教楼等地，同学们如潮水般涌向大食堂，尽管后来开了二灶和三灶，但同学们为觅得美食的热情不减，有男朋友的女生打饭有优势，优雅地站在打算进食的位置等着男友凯旋。有女朋友的男生在饭票上有优势，男生每月伙食补助29元，女生补助27元，男生饭票不够用，女生用不完；有男朋友的女生在体力上有优势；有女友的男生在饭票上有优势。可怜的就是单着的，有饭票的挤不进去，饭票不足的挤进去没有用。
我们总是羡慕那些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他们在最后两个学期几乎没有了必修课的束缚，可以早早地守候在食堂门口，挑选自己喜欢的美食，更有甚者，还能带着女友，随时享受逛街的乐趣。
那个年代大学生统招统分，师范类的要分回当地当老师，前途已定，显得有些苦闷彷徨。分不到一起的恋人，为将来的分离伤感，依偎在一起的每一秒。
对于吃饭我们宿舍有独特的氛围，六个饭盒到位后，一字摆开，把肉吃完才可以各自拿起饭盒。后来改变了规则，拿一副扑克牌，4人玩一种“敲黑叉”的游戏，拿黑桃A的潜伏在暗处辅助对家，一旦被发现就会遭到对手的强烈攻击，很像谍战，既分胜负，也决红烧肉。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打开水，我最倒霉的一次，跑了三个来回，提了七壶水。
我们宿舍七个人个子高低差不多，时尚一点的衣服，被起得最早的人穿走了，剩下的只能怪自己贪睡。滨的衣服很少被穿走，他的衣服只有在女同学看不惯的情况下才帮他洗一洗，有次卫生大检查，他来不及，我们帮他叠被子，掀开被子立刻大开眼界，床单被他活脱脱睡出一个人形的轮廓。
只是宿舍最终谁也没能走进那片小树林。
五
我们管理系年级仅设一班，我深感当时学校在学科定位上略显迟疑，经济管理与企业管理的界限不甚分明。正因如此，我们班的大多数同学后来都投身于会计相关领域的工作。
会计我学不好，但对西方的管理学倒是情有独钟，梅奥的霍桑实验至今仍被广泛记忆，该实验分为照明、福利、访谈和群体四个阶段，旨在研究工作环境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实验发现，工人不仅仅是受金钱刺激的“经济人”，个人态度和非正式组织中的行为同样重要。这些发现为后来的人际关系学说奠定了基础。
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对我影响深远。他认为，人类具有一系列先天需求，这些需求按一定顺序出现，只有满足较低层次的需求后，才会出现更高层次的需求，即需求层次理论。具体而言，这些需求依次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我在大学期间喜欢看心理学书籍，行为主义代表华生认为人类的行为都是后天习得的，环境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无论是正常的行为还是病态的行为都是经过学习而获得的，也可以通过学习更改、增加或消除。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通过毕生的精神医疗实践，深入总结了人的病态心理。他特别强调了精神分析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关于人的心理和人格的独特解释。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活动可以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三个层次，而人格结构则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他强调童年经历对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心理防御机制的概念，如压抑、否认、投射等。弗洛伊德的理论不仅在心理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文学、艺术、电影和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
作为一名文科生，我觉得企业文化在管理中很重要，当时没有这方面的教科书，威廉姆·奥奇提出的“团体控制”理论强调了文化在企业中的作用，它通过简化信息处理和补充正式控制来为企业创造价值。这种控制模式与官僚控制和市场控制不同，它依赖于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而非仅仅依赖于激励和监督。例如，长期雇佣和集体决策是团体控制的特征，这有助于减少决策成本，促进工作专门化，并提高企业的技术效率。
毕业后，我投身企业管理工作逾二十载，对企业文化有如下体悟：它犹如个人之德行，知识、修养及日常行为共同构筑了你在社会舞台上的形象。闻君之名，人们便不由自主地将其与你在众人心中的口碑相联系，进而决定对你的信任程度。
在延安大学生活了三年，也倒忘了当初走出陕北的愿望，感觉真的不错，只是人在旅途，身不由己，之后又去别的地方工作学习，而且越走越远。
从延大毕业到现在已有30多年，其间又上过两次学，随着时代的变迁和阅历的增加，当初的记忆已显得有些青涩，回想起在延大上学的经历，我觉得好像已是两个时代，又似乎在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