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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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户口本将人们划分为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农村户口的，靠种地为生，生活艰苦，就羡慕在城里吃商品粮的城市户口。农村的孩子放学后，还要帮家里干各种农活，而城市的孩子却可以在街上自由地溜达，我们就管城市户口的孩子叫“街（gāi）爬子”。
我父亲是干部，但我们不属于双职工家庭，仍是农村户口。然而，我们又与纯粹的农村户口有所不同，我们有机会去城里探亲，还有转为城市户口的一线希望。
四年级时，我随父亲来到县城读书，也就是被称为张家畔的“街上”。在“街上”读书，依然有户口的差别对待，城市户口的孩子大多上靖中，农村户口的大多在二中。二中还接纳了一部分调皮捣蛋、成绩很差的城市孩子。起初，我住在父亲的宿舍，和父亲一起吃政府的大灶，那里伙食很好。后来，父亲又把三爸家的堂哥也接到城里上学，三爸年轻时因公去世，父亲一心想把堂哥培养成才。我们哥俩在城市边缘租了一间茅屋，自己做饭，自我管理。
初到县城时，觉得县城是个大地方，望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呼啸而过的自行车流，心中充满迷茫，生怕找不到方向。随着对城市的逐渐熟悉，以及自己租房住的自主，上街溜达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街上不仅有农村见不到的二层高楼，还有各种美食诱人的味道。
刚到二中时，我的成绩还好，但随着上街次数的增加，成绩开始慢慢下滑。与一帮城市孩子打成一片后，学习彻底崩盘，开启了“街爬子”的生活。
晚自习后，我们顺着昏暗的街道转悠，县城仅有两条十字街，所有的商铺我早已了然于心。第一百货公司最大的柜台是卖布的，有六七米，蓝、白、花布卷并列摆开，紧邻的是棉麻日杂。天气很冷时，我常去那里的火炉旁暖和一下。文具用品占据了一个圆形的柜台，最吸引我的是最左边的食品柜，那些早已过了保质期、变得又干又硬的面包，会使我垂涎三尺。十字街口，一个谢了顶的老头常在那里卖烧鸡，故意拉着长长的尾音喊道：“烧鸡——哦！”要不是父亲将伙食费交给堂哥打理，我怎么也抵挡不住那焦黄色鸡腿的诱惑。
到二中读书后，新华书店就基本不去了，鞋业社的鞋我也买不起。我的消费基本就是偶尔到汽车站买一毛钱一小缸的瓜子，那种加盐炒的，吃起来厚重而又回味无穷。老家平凡的果子到了城里卖得很贵，实在无聊时就去招惹一下和我们一样游荡在街上、智力有些问题的“狼儿子”。我们逐渐形成了一群人，常常结伴跑到附近的芦河里耍水，在街上欢呼打闹，模仿刚刚上演的《少林寺》，或真或假，一会儿是闹，一会儿真的打了起来。
“街爬子”的生活我越来越熟悉。城里孩子传唱《外婆的澎湖湾》，我以学习的名义，从父亲抽屉里翻出笔记本，抄了歌词，与同样迷恋《故事会》的同桌默契配合，互相打掩护，被老师骂作“一丘之貉”。那时家长一点也不矫情，我们常常被老师骂得鼻青脸肿，打得痛哭流涕。
1981年，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被引入中国大陆，引发了空前地追剧狂潮。晚自习后，我迫不及待地跑到饲养厂会议室去蹭看，生怕拉了哪一集。1982年播出的《虾球传》同样很火，正值寒冬，我站在雪地里看，联想到农村孩子寄居在城市边缘的凄惶，不禁偷偷地抹眼泪。不过，这种自卑慢慢被虚荣心所代替，我会变着名堂跟父亲要钱，用于打扮自己。发型尽量模仿张明敏，把的确良裤子晚上压在枕头下，压出并不很直的一条棱。周末时，我和同学想方设法借来那种砖头块录音机，找个隐蔽的地方，跳起从电视或录像厅里学来摇摆舞。林子祥的《阿里巴巴》和《成吉思汗》是我们最爱的舞曲，让我们如醉如痴。
改革开放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只是真切感受到一种港台文化正在扑面而来。那年，县城出现了两家卖磁带的商店，正街上的白玉家和学校对面的赵晨伟家。白玉家卖的牛仔裤很时髦，赵晨伟家有修录音机的技术。能认识这两家人，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荣幸。买不起录音机，借来磁带听两天，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虚度能给无所事事的人带来短暂的欢愉，跟着张蔷的《月光迪斯科》跳舞，在张国荣的《莫妮卡》歌声里沉醉，时光就这样匆匆流逝。初中三年，我沉迷于模仿城里人的生活，却因此错过了人生的重要转折。那时，初中毕业考上小中专即可享受工作分配和转为城市户口的待遇，农村孩子常常会为此补习好几年。而我把时光都浪费在城里街道上的溜达，自然没考上。若再考不上高中，就只能回到农村种地了。我已享受惯了城市的生活，想到这样的后果，就开始辗转反侧地发愁。幸运的是，我顺利考上了高中。
人生的顿悟，有时就是被推到悬崖边，自己往回跑。
靖中是县里唯一的高中，校风较二中严谨多了。喇叭裤、长头发是不允许的，同学们拼学习，不讲打架和打扮，迪斯科只有在晚会上才出现，平时也就是小声哼哼《我多想唱》。农村的孩子希望高考改变命运，能上高中的城里孩子都是乖孩子，想得到关注，只有学习。
我意识到需要改变，但心中仍有按捺不住的上街欲望，每逢星期天或假期，总忍不住想要再去那个曾经令我流连忘返的街上看看。
1985年的张家畔街上，有两家小饭馆。这两家卖面的饭馆，开启了靖边县城另一种经营模式。父亲偶尔带我们去那里改善伙食，一大碗面，或四两饺子。我们漫步于街头，主要去听正在流行的旋律，目光被闪烁在门框上的霓虹灯吸引。时而，我们约上几位挚友，边走边谈，从体育明星到时事，换个环境，让心灵得以释放，挣脱那些固有的思想枷锁。街上时而更新的海报总能传递出一些新潮，比如广东某个文工团的演出，带来当下流行的歌曲，我们跟着学上几个霹雳舞很酷的动作。改革题材的电影《相思女子客栈》，反映文化新潮的《路边吉他队》《霹雳舞》，家庭教育题材的《少年犯》一经上演，总让人有不同感受。港片《英雄本色》带给人视觉的冲击，街上的录像厅火了。就像后来沉迷于游戏一样，好多人留恋在录像厅，不懂什么是文化现象，只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我们高中生得有些层次，上街会打几局台球，体验赢球之后自豪的感觉。之后，家里大都有了自行车，周末没事就骑车停在十字街头，偶遇同学，约上几个，一起穿越到距县城不远的西草滩“放飞自我”。如果感到沉闷，又说不出原因，这就是后来的专用名词“失落”，我们就是象牙塔里“失落的一代”。
80年代，高考录取率很低，大学是每个人的向往。城里户口虽然有招工和当兵机会，但也是少之又少。怀着对外面世界的渴望，人们有强烈走出去的愿望，正如我当初走到城里的街上。《外面的世界》里唱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这种通过自发表达出来的行为，成了当年上街溜达那批人的行为艺术。后来有人戏称，街上跳舞的大妈就是这批人的“老年版”，然而这纯属臆测。事实上，这两拨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首先，从标志上看，80年代跳迪斯科的人追求新潮，喇叭裤、花衬衫彰显着港台文化的开放气息；相比之下，广场舞显得较为传统。其次，从思想层面讲，那批人在封闭多年之后，对外面世界充满探求欲望，追求的是自由和思想的激进，而广场舞则更多是为了娱乐健身，寻求组织归属感。至于社会表现，两者更是大相径庭，跳迪斯科的人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偷偷展示自己；而广场舞则很霸道，气势十足。
上大学后，假期回到县城，我总是迫不及待地骑上自行车，先上一回街，和久违的同学碰面，交流各自的见闻。从不同地方回来的人，带回了不同区域的文化。大城市回来的人，单从装扮上就洋气许多，白色的文化衫上写着“我很丑，可我很温柔”或“跟着感觉走”。上街，依然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我们谈同学、谈学校、谈时事，谈理想，这就是“街头巷尾”的魅力所在。相比大城市的街道，小城的街道显得简陋而又陈旧，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交流思想。在十字街口，电影院广场，我们期待着一场偶遇，如果说两个城市之间的交流方式是写信，上街溜达就是我们心照不宣的交流方式。
各地回来的人都喜欢上街，于是，街上就多了一道风景线。年轻人带回前沿的流行元素，每当夜晚降临，霓虹闪烁，大城市流行的交谊舞也进入了县城的舞厅。舞厅里，一边是认真地教，一边是拘谨地学，大家说着半洋不土的夹生话，也分辨不出到底从哪里学来的，只是知道他们是去过外面世界的人。
大学毕业之后，我没有回到县城，而是选择了更远的地方发展。那些曾经无比熟悉的街道，如今只能存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回家的时候，我们大多通过电话联系，约三五同学，直接奔向饭馆。“上街”这个词，变成了酒局的代名词，我再也没有真正上过一次街。当初那批一起上街溜达的人，现在好多已成了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县城的大致发展情况。以前的街道很短，逛街时常常要重复走，而现在，县城是越来越大，已经成了全国有名的百强县。随着我们的渐渐变老，望着眼前习以为常的灯火辉煌，再也没了逛街的念头。
今年，我带留学海外的女儿归乡。她上街匆匆看了一眼，就觉无趣，很快便回来了。对她来说，这座县城不过是简历上的一行籍贯，再没有其他特殊意义。和同学聊起孩子，发现大多都把孩子送到大城市读书或工作去了。县城的街道，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值得留恋的，现在的他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而常常谈起那些街上往事的，依然是我们当初那批只能在街上溜达一圈的人。
余光中在《乡愁》中写道：“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当我读懂的时候，才发现其中的情感已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
那些迷失在街上的青春，那些曾经的欢笑与迷茫，最终都化作了岁月的注脚，成为我们这代人共同的记忆。它们或许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随着一首老歌、一段旧影像、一本书，重新浮现在心头，提醒我们，那些年，我们曾迷失在街头，也在那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