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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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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5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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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爷家的坝

外爷就是书里常说的外公、姥爷。书里说的外婆、姥姥我们叫外奶奶。哎,小时侯好长时间没有想过,一直管外爷叫爷爷,后来才慢慢知道自己是无缘见爷爷、奶奶面的,外奶奶也错过了,祖辈四个老人里就只见过外爷。

外爷身材瘦弱,这是后来看照片想到的。只是记忆中他像一座山似的,“欧欧”地喊叫着把我如小兔子一样地抛高高,我感到四周的景致急速地下坠,越过了房檐,越过了树梢,仿佛一伸手就能够到云边边,一翻身就能爬上去似的。照片里的外爷坐在条凳上双手扶膝,弓背猫腰,右手里按着把一尺长的旱烟锅,努力地撑大眼睛往前盯。袄裤臃肿,棉裤像灯笼一样肥大,裤脚折叠后用绑腿带束着。想得到摄影师一手捏着猪尿脬状的圆球,一手指着黑匣子连说往这儿看,往这儿看,不要眨眼…猛不防捏紧,说,好了!我只见过外爷这一张照片而且说不定就是他唯一的一张,背景是某家照相馆的挂幕,假得一眼就能分清。那时候照相是一件大事情,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非必须是不会去照的,外爷当初不会宽绰,所以我想...外爷的照片一直挤在我家相框的最高处的一角,那是一张被称作“五吋”的照片,是当时常见照片中最大的尺寸了。外爷走后,大哥去照相馆把它放大到书本大小,嵌入加了玻璃的黑边相框内,过年、家里过事“请先人”时摆在“三代牌位”的旁边。放大后的照片变得模糊,像是在大雾中看似的。

外爷眉毛淡胡须却浓,黑多白少,毛毛糙糙的吃饭都妨碍。褐紫色的脸膛上遍布经年树皮般的褶皱,嘴巴两侧有一对深“()”号,额头到脖颈难找到一块平整的地方。走路时身体向前倾,脑袋像成熟的向日葵一样地吊着。双臂倒勾一根二尺来长的鞭杆抵在后脊,我常担心没有那根鞭杆他就会杵倒。青衣青裤青帽青鞋,夏天单冬天棉,领项后背往往汗渍斑斑,腰间缠一条灰白难辫的腰带,斜别旱烟锅,烟锅上坠着烟袋,人迈一步它摆一回。记得外爷时就这样了,一直也没什么变化,其实也没几年时间,老人家走的时候我十一岁。

外爷的家在另外一个乡,那时候叫“公社”,我们所在的公社与那个公社中间还有一个公社相隔。当时缺乏交通工具,出门几乎全靠双腿,来回一次不容易,他也不常来我家。他是“来客”中最穷的“客人”,不记得他给我带过什么花钱的礼品,哪怕是一粒糖果。每次来时父亲通常都不在家,或是打声招呼就出去了。比较起来,我们家是“富人”外爷家是“穷人”,我那时候一直有这么个想法。可事实上,外爷家是地主成分,而我们家是上中农,照理说应当我们家更穷一些。

母亲先是准备热水让外爷痛痛快快地洗把脸,毛巾抹过,热气中外爷舒畅得仰脖“啊呀呀...”地连声感叹,几番下来“山棱”上发亮了,透出红光,“沟”里还是黑黢黢的。然后伺候他坐在上房台子或是上房炕上准备熬罐罐茶喝,备好小铁皮炉、木柴、牛粪、茶砖、水、馍馍、咸菜等放在小方桌后又忙自己的活计,远一句近一句地陪着拉话。外爷挑一根尖细的劈柴点燃后小心地撑在炉齿上,再拢上几根去帮火,一阵黑烟后红火苗就会窜上来,待到火势不可阻挡后,掰一块大小合适的干牛粪压着火苗让它们舌头一样从四周舔上来,就可以放茶加水放下砂罐也让火苗去舔了。砂罐开始咝咝地“声唤”,水叫唤的声音越来越大,终于受不了,翻滚身子携着水泡往上涌,茶叶也乘机贴在罐壁上往外面蹭。外爷从干柴上拆一截木梗又捅又搅,还不行就慌张地抬起茶罐,水便安静了,茶叶也老实了。如此反复多次,每一罐茶熬到最后只余三四寸长的一小串,泛着琥珀般褐色的光亮,小孩子撒尿样脆响着跃进盅子里。馍馍在炉边已经烤得焦黄,外爷双手掬着馍块应承着母亲抽空咀嚼,馍馍在他嘴里发出冰糖破碎般清脆的响声,呷着茶给送下去,一边摇头一边“啊呀呀”地叫,呷一口叫一声。看得我不由地抿嘴巴,明知道那茶特别苦涩,却总想着这次会不会不同而去尝试。我摇着头往外啐,外爷捋着胡须笑得嘴朝天上张。

有时候他会带我去院后的北山上放驴,把我驮在毛驴的背上,他在一旁扶着。毛驴“噌噌”地啃青草,迈腿时倾向一个方向,换了再一条腿时又平回来,摇篮一样让人昏昏欲睡,驴背宽且光滑,我索性趴在驴脊上,闭眼闻毛骚加汗臭味。外爷要么叨叨地讲“古今”,与母亲讲的相同我都能背下来了,便不时地抢先“戳穿”他,惹的他呵呵地笑;要么自顾自地唱歌,重复着一段相同的曲调“讲”着一些不同的故事,比如“正月里怎么了 …二月里怎么了…三月里怎么了…”一直到了十二月,从冷到热又到冷。(问母亲,母亲笑说那是‘漫花儿’呢)——外爷“漫花儿”时完全变成一个陌生的人,声音也不是他了,遥远又空旷,像是深壑里飘飞的老鹰,不见扇翅却长久地滑翔;像是垂入深井的绳,晃悠悠总难到头;像是高空懒散的云朵,漫无目的地飘荡...每次收回时往往都眼泪涔涔的,半晌不言语。有一次他接连长长地叹息又摇头,拍着我说,哎!要是能等到我的狗娃娶上媳妇就好了…驴背上的我那时不懂,只觉得古怪与惊悚,只那叹息声一直刻在了心里。

忽然有一天来消息说是外爷殁了。那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七,因为有讲究说是“七”日不烧纸后来就把日子改了,提前到了二十六日,所以记忆深刻。

那天早上特别地冷,我还捂在被窝里做梦,被大门外狗的狂吠声惊了起来,叫声格外地猛烈焦躁,让人心悸,伴随着铁链不断被崩拽的声音,门板被人拍得“咚咚”地响加上一声连一声的叫门声。那个声音很熟悉,母亲急急地应着开门,我披着被子趴在窗台向外看。果然是来顺哥侧在门外,一手拿鞭杆挡狗,一手还是拍打门的姿势。记得他没有进屋子,只在院子里急急地与母亲比划着说,母亲僵着脸回屋裹了头巾,又回头对跟过去的五姐交待几句什么,就匆匆与来顺哥一同出了门。

那一年父亲应该是回陕西老家与他的哥哥——我的大伯一起过年了。四个姐姐都已出阁,两位老人不在家,五姐就是承头的了。大哥是在家呢还是在鞋厂上班的地方不记得了,二哥应该在,不过可能不和我们同一个屋子住,小妹与四弟分别只有8岁与4岁,肯定也在炕上睡着呢。

当天或是第二天就有人来拉木板。那些木板是放在驴窑里面的,那是给“高房子”做底座的一孔窑洞,进了大门东南角就是它,冬天冷了,牲口就要进窑取暖。

我们这里几乎家家都有“高房子”,坐落在院子的东南或西南角上,是一家人重要的门面,许多人家上房(北向正房)多年不盖,高房却是早早就立起来的。高高在上,四面都看得清,听得清,有来客时远远就能发现。夏天凉风习习,当然冬天也就北风呼呼了。 我见过的高房台子(梯子)都是在院内的,有一些高房子身子已然在院外了,也把台子搭在院内。只有外爷家的例外,台子和高房子都在门外,像是后来贴到庄院上去似的。

木板用薄木条一块块地撑开,底下多层是厚重的红松木,上面一些是柳木,要薄许多,一些地方还有虫孔。驴有时候调皮,歪了屁股把屎拉在上面,看着脏兮兮的不过时间长了没什么臭味。来人拉走了上面所有的柳木板,我们也就知道了下面的是父母留给自己的。

五姐买回了白纸、颜料,又从同村的一家人那里借来了票板(印冥币的拓板),演化了几次,把纸裁成相宜的条状,温水化了颜料,倒在瓷碟内的碎布条上浸入,然后就开始拓印了。后来父亲专门“请”了一幅票板回来,对比一下重一些也厚一些,时间稍长就会咯得手疼,听说是枣木的,很可笑一度以为是在庙里“度了光”的缘故。“度光”也叫“开光”是很重要的,就是得到了那边银行的“官方认可”,那么拓出来的“钱”就是真的了,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官方机构当然寺庙最有权威了,具体怎么操作就不得而知了。最近在网上看到有卖票板的商家,质材面额样式完全相同的东西分开两堆价格却是翻倍,理由正是“度光”与否,作为证据商家放了数人焚香烧裱跪地祷告的画面,并言之凿凿地请用户放心,“我们自己人跪了一整天给开的光”。

五姐做好示范让我们都去干,说是尽孝心,并吩咐一定要拓清楚,再一张张地裁剪、码齐,不然就白印了,还要节约纸张,一点儿也不能浪费。印出来的字体有些古怪,曲曲扭扭的,大致能猜出银行、拾元等字,现在想起来应该是篆体。新做的字体就好认了,大小也与当时的最大面额十元币很相近,有一个冠冕齐整的老头画像,说是那边银行的行长。

做这项工作的一个收获是知道了一令纸是五百张,一刀纸是一百张,清楚了“K”的含义。外爷走后,母亲很悲恸,几个姐姐们也痛心,尽力多拓些“票子”烧给外爷,好让他在那边不再受罪,过上好日子,想起来这真是当时拮据日子里一条最“切实可行”的改变外爷境遇的路径。

可是经济确实是个现实的问题,记得一张白纸得八分钱,而一张麻纸只要它一半的价格。家庭作业、假期作业本舍不得买,都是白纸自裁成32K、16K大的页面,也没有订书机,让母亲用针线给缝起来,也很好看,然后写了正面写反面,老师也不会嫌弃。一张1K大纸叠成32张就是32K,16张就是16K。麻纸本来是练习本的材料,后来为了省钱送给外爷的“票子”大都是麻纸拓的。麻纸现在是找不到了,但那时候很普遍,颜色发黄与麻叶真的很接近。也不知造纸过程中省了那些工序,麻纸上除了星布的头发丝一样的草屑丝外,还有不少缺胳膊少腿的报纸书刊上的文字横七竖八地嵌着。拓“票子”两张就要用去一张32K的纸的位置,因此有那么一瞬间,我很欣慰外爷的“财富”了,因为给他送过去的“票子”的原料最初每一个重要的日子都是以令来计量的,后来母亲也念叨说多得很了,他一个人花不完。大家说可以让外奶奶花呀,母亲说那边的人都鬼(吝啬)得很,不会让别人花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想起外爷的家,大脑里就会浮现出一幅山水画扑面而来。主题是一条笔直颀长的坝顶(坝面),加上宽阔看不透的坝底,占据了画面的三分之二,上端是蓝天白云下黛色的茆梁群山,蜿蜒起伏环抱着水坝,山脚下依山形排靠着一座座小院落,外爷住过的小高房影影绰绰,似有似无。

西来的葫芦河道在此向南有一个急急地左转湾,湾内山脚下有个村庄,叫做大湾坡,外爷的家就在那里。水坝何时建成的,我不知道,极有可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物,我所知道的几乎每一座水库都是那个时期建成的。这一座称做“黄家川水库”(官方行文都这样说,而我之前不知道,心里一直称它是“外爷家的坝”),在老宅的地方高德一下,居然有11.5公里的路程,我们习惯以里论,那就23里地,大脑里画一下小时候步行的路线,细碎的沙砾,蜿蜒的河道,不由地浑身燥热,脚底发痒都要渗出汗了。

这座坝的坝顶要长一些,坝坡相对平缓,坝底宽阔尽收眼底,面积少说二、三百亩地。不像别处的大多数狭长而蜿蜒,把身形挤在一座座山腰间。我猜想当初与其说是修坝,倒不如说是给南山脚下的村子修路时,顺便筑了个坝可能更准确些,坝顶的北端抵着县城通往新营乡的大道。步行进出村子到县城另有捷径,那便是上下坝坡进入葫芦河道,我小时候就常走。葫芦河在这一段每年逞强的日子并不多,多数日子里绵羊会将粪蛋蛋拉在河道里的晒,人们更是把它作为天赐的大路来用的。季节河就是这样,多数时间其暴虐的印迹反而成了伤疤任人谈论。幼年的记忆中,坝顶的宽度有两三米吧,坑坑凹凹的,多是放羊娃用粪铲挖屎爬牛或骚蜂时留下的,架子车得绕着小坑走。坑里有积过雨水的痕迹,有的会长出小草,顶开羊粪蛋挤出来,却并不长高,以免被羊儿们啃掉。外坡上步行出入的人踩出来的小道上排着一个个脚坑,白花花地分外显眼。后来有了变化,本世纪初,坝顶加高加宽了,两辆车碰面时都不用减速,也铺上了砂石,坝顶北端一仰脖直接搭上了公路,如今又水泥路面了。

可惜外爷没有看到。我呢,也只是在行进中匆匆瞥一瞥,很少实地去。外爷是1979年走了的,其实从那以后,我们来这个地方就少了许多,除非是有母亲认为一定要来的的事。二十年后,母亲也走了,这条路走的就更稀缺了。山还是那座山但已不是那座山了,坝还是那个坝但又不是那个坝了。小时候常走的河道不再那样宽阔荒芜,早就被各家各户瓜分到自己名下种上了庄稼。洪水也不似以前汹涌频繁了,步行的人也没有了。这些年坝底彻底干涸了,还打了机井,全部转包给了外地人大面积种植了蔬菜,郁郁葱葱的,甚是繁茂。外爷家的坝已经不是坝了。

多年前我有一位同学非常的出息,承揽过好多工程,一次偶然的机会路过外爷家,远远望见外爷家的坝坝体上,圆底白棱红色赫然五个大字“黄家川水库”,经别人的口知道正是他的作品,但我所疑惑的是为什么不是“大湾坡水库”?又有一年,才有了答案。坝头通往公路伸脖子处的小村子出了名,沿路的墙面上白灰刷底,写满了红彤彤的大字——黄家川,总理来过的地方!——我也才把外爷口中多次提及的地方定了位。

小时候的记忆最深的是到外爷家“浪亲戚”和“拉柴火”,对我来说那是标准的“浪门子”,一定下日子我就会老早地欢天喜地。

 外爷真的没什么好东西给我,大不了从山上揪来几只带着露珠的“驴奶头”,我却觉得比家里山上摘下的要嫩,奶似乎更浓,更香;外爷折来的“酸揪揪”也没那么酸;外爷挖的“龙胖”也是更脆更甜。那时候我真的有一种“外国月亮的”情愫。

 长大后我才慢慢搞清楚,外爷他们一辈其实并不算孤单。兄弟四人中老大少亡于1920年海原大地震,老四从军,据说官阶已然不小了,只是婚后不久病亡,无子嗣,三外爷子嗣旺盛,外爷为老二,另外有二个姑奶奶,其中大姑奶奶嫁于同村祁家,即来顺哥的奶奶。外爷亲生只有俩女,后过继三外爷处的长子为子,即我的舅舅。当年外爷从三外爷抱走舅舅时舅舅三岁,这天在被窝里已经准备睡觉的舅舅被外奶奶欢天喜地地扯出来说,以后就是我家的娃娃了,不明就理的三外奶奶忙问是咋回事,外奶奶笑答说去问掌柜的,他们都说好了。当晚就把舅舅抱回了家。原本外爷已经说好过继一家陈姓的儿子,三外爷生给掰了回来,说是不能抱养外姓人,外爷说咱们何家就你跟前有一个儿子(彼时小舅尚未出世),你舍得给吗?舍得么!三外爷脱口而出。

我一直以为自己就这样一个舅舅,后来才知道三外爷处还有一个是我的小舅舅,又渐渐地明白,从血缘关系上讲,两个舅舅是一模一样的。小舅舅与我四姐同年。小舅小时候扎小辫,几个姐姐常常笑谈起小时候揪着它欺负到小舅舅哭,对舅舅说的却少,只说他没什么主意,并很快就移到难以化解的怨恨了,原因是后来的“运动”时年轻的舅舅、舅母受人蛊惑,为表“忠心”,与被划了地主成分的外爷闹分家,说是要划清界线。彼时,外奶奶已经离世,就这样,外爷离了自己的庄院,到了门口狭小的高房上一个人生活,直到终老。

 我能记起的外爷的住处就是那个高房了,底部是一个小箍窑塞满了柴火和晒干的青草,半人高的拱门,放取东西时都要跪爬着进出,里面被掏得很低,为的是多放点东西。每一次去拉柴草,外爷就像兔子一样地钻进去,蹬土似地让柴草从里面飞出来,直到看见黑黢黢的底。

 靠院墙一侧是上高房的台阶,窄到换步都绊脚。外爷不让我走到前面,说是会挡着他开门。我挤在他身后,看他蹒跚而上,又抖抖索索地掏出钥匙捅到老式挂锁肚子里剜,半晌才会打开,铁锁有巴掌大,钥匙是一条窄板铁,前端分两岔,顶端往回勾,锁打开时就勾在上面,锁好位置后才能取下来。高房前面有拦墙,看来时的路,摆来扭来像一条甩到远处的绳子,那时候我常想,要是撒一把豆子下去,跟在后面跑,它们就会滚啊滚,一路滚到我们家院子里去。

 单扇门推开九十度就被边墙给挡住了,右手紧挨着炕,后墙离得也很近,仅有的空间依墙用胡墼砌了个简易的锅台,也是用来搁置杂物的“柜子”、放灯盏什么的,屋子里几乎就没有地面了,进去了就上炕,俗称“忙上炕”,现在是见不到了。外爷开了锁就会把它放在“柜子”上,有时候我会拿起来玩,锁很沉,外爷总是急急地夺走,说是会打着脚,外爷走后它一直在我家的,不过后来就不知所踪了,现在要是在都要成文物了,我保证好多人想不到以前的锁会是那个模样。

 前墙中间掏了个洞嵌了块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玻璃,像电影里碉堡上的枪眼一样。就算是开着门,屋里的光线也很暗,适应一会儿墙面上密密麻麻的褐红斑点就明显起来,外爷说都是被他挤死的壁虱的血。外爷咬牙切齿地说那些狗日的尖得很,吹了灯后就扑簌簌从椽缝里钻出来扎人的血,点上灯又见它们扑簌簌地往回爬,他有心一把火把房子给点了。也不知为什么在我们家就从来没遇到过那东西,后来我在狗身上见到过滚圆得几乎要没入皮肤的壁虱,才知道它的贪婪。

 “运动”紧张的日子里,外爷白天劳动,晚上挨批斗,过得很煎熬。关键还缺吃的东西,多亏有母亲给牵挂着。跑路的事除了母亲主要就是二姐了,她成了家就在我们一个村子。一个礼拜去一次,通常是早早地起身,赶到生产队上工前就赶回来。二姐说那时年轻也晓不得乏,但是一次黑呼呼地在河道里迎面碰到一个人真的把她吓坏了。她紧紧地捂着包裹手里摸了块石头盯着对方的身影贴着河道边蹭,对方也和她一样猫着身子贴着另一边慢慢地移动,直到错开后她才疯狂地奔跑,她说太怕外爷的口粮被人给抢去了。还真有被人抢了的时候,舅舅的儿子——我的姑舅哥们那时也都是太小了,大约饿急了有一次撬开了外爷的门,劫掠了干粮,只到现在二姐说起来就哽咽,说是等她再给外爷送到时,外爷可能已经挨了几天饿,脸色发黄像上了层土,说话已有气无力了。

 有时候会遇到外爷不在家,二姐会把东西送到外爷的外甥——我们的姑舅爸那里让他们转交,他们老两口及子孙特别是来顺哥在外爷受难时给予了许多帮助,让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还有一家恩人是外爷的邻居马家,马老太爷跟老奶奶也不敢与外爷走得太近,便让二姐把东西放在外爷的高房台阶上远远地望着,碰到有人打主意时大声提醒是别人托他们看着的,善良一家人的后嗣如今发达腾煌也是积修所至。

 母亲给外爷准备了晒干的馒馒,切成指头蛋大小,荞面、玉米面、攸面、豆面的都有,也可能有白面的,再就是把面片切成小巧的菱形状煮熟后也晒干,我们称“雀儿舌头”,外爷好些日子就是靠这些就水度过的。

 多难的外爷那些日子可谓受尽磨难,一段时间被安排从事别人都不愿意去的到“后山里”放牲口的活计,这倒让他有时间拾到干柴,铲到青草晒干,晒干的青草是冬日里牲口最好的“细粮”,闻着那股幽香,连人的食欲都会被诱起。外爷常用一只小巧的粪插在牛粪尚未落地前,把它们接到背后的粪蔸里,找平整的地方晒干,每一只牛拉下的形状都有区别,花纹也不同,它们是锅灶里最耐烧的东西。积攒得多了,外爷就让我们连同干柴青草一起拉回来。

去拉柴火时,我就不用走路了,来去都坐在架子车上,由姐姐、哥哥们换着推车。特别是回家的时候,躺在松软的柴草堆里,望着天上游动的云朵,闻着青草的芳香,闭上眼睛,摇摇晃晃的,甭提有多美了!

做本文前,最催我记述的情节是一帮解放军大哥哥,有七八个,也可能十来个,他们就驻守在水坝北头的公路脚下,靠着公路边的土崖围了一处长方形的院子里,南边装着大铁门,大门上还有小门,有人进出时能看见北边和西边两面整齐的房子,和院子里数颗不大的松树或柏树。土崖挺高的,有四五米吧,上去就是县城通往新营乡的公路,路边也有围墙遮挡。外爷说他们是县中队的兵娃子,至于为什么驻守在那里,当时也记不得问,现在就不得而知了,是为了保护水坝吗?也许是吧。我曾认真地找寻过那个地方,现在已是面目全非了,附近又添了几处相似的建筑,有一处格外破烂不堪,房屋也多坍塌,院内杂树丛生,我觉得是,但也不能肯定。当然也是我太懒了,细心问一下应该有结果的,不过现在那里不驻军是肯定的了。再有我想替外爷解释一下,他口中的“兵娃子”绝对没有贬义,更接近是一种疼爱,事实上他每次请他们帮忙时都是称“娃娃”的。

那时的坝顶要低一些,抵到北边公路边的崖畔就不管了,出村的大路在这里就得扭头向东下坡,斜插到坝坡下面的深沟里去,在沟里走上五六十米又一仰脖爬陡坡,而后向北再拐一拐才能上了公路。陡坡陡且长,坡度大多在三四十度以上,空车尚可,重车上坡没有四五个人推是绝无可能的,每一次拉柴都是这些兵哥哥给帮忙的。

外爷会过去叩响小门,口里一句接接一句地唤着娃娃!娃娃!...不久就有人开门探出身子来,外爷说,娃娃来给我搡一下车子,那人点点头又关了门进去,一会儿就有四五个同样绿军装的人鱼贯出了门跑到车子跟前来。有的时候碰巧被他们先发现了,便早一步在坡前等我们。他们对我们几乎不说什么话,顶多对车上的我伴个鬼脸,相互之间却叽里咕噜地说个不停,还会相互踢屁股玩,说什么却听不全懂。他们来了,便全盘接管车子,好像很欢喜推车似的,推起来速度比我们在平路上都不差,外爷、哥哥、姐姐们赶上来时,车子已停好在公路边上,他们已是嬉闹着原路返回了。我不记得大家对他们说过一句“谢谢”或是“麻烦你们了!”之类的话,那时真的不兴那样的,不过外爷应该会对他们点头致谢的,我确信。

外爷最后过来,拽拽车上的绳索,叮咛我们慢点走,让我在小坑里躺好别起身,再向我们挥挥手。我们并不就走,说是乏了要缓一缓,外爷明白,转身下坡往回走,他勾着身子,腿也罗圈得严重,一步一步左右摇晃着,感觉要跌倒的样子。拐了弯就看不见他了,又一会儿见他上了坡到坝顶上,他的影子已经很小了,朝我们挥手,我们也向他挥手。有人说缓好了,咱们走,我们就朝着家的方向出发了。

长大后,常常想起外爷在坝顶上踽踽独行的身影,盯着他从“1”字跳跃成点的形状,终于有一次不再跳起…还有那些兵哥哥们,如今我不会再有羞怯,我学会了说“谢谢”,却不知道你们都在哪里?好在我们总还是在同一片蓝天下,希望我的心思你们可以感知。谢谢你们没有用别样的目光去看一个落难的孤寂老人,谢谢你们对他和曾经幼苗一样的我们无私的帮助,那段温暖的记忆里有你们真好,谢谢!谢谢!

2021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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