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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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很小的时候，一闹脾气就说：你不要我了。
那么小的人，把受的委屈存的怨气拢到一起，能控诉出最无情的对待方式也就是：不要我了。这个无情，没有被不要过的人是不会知道的。华南的冬天，冷像鬼一样渗进骨缝里。被人抱着背着用篓子提着，坐绿皮坐摩托坐板车，我从不知道哪里一路冷到干娘手上。
这时候干娘总浑不在意地一扬下巴颏儿：那滚吧。看都不看我一眼，好像我没有她手里打的毛线一半重要。完全自讨没趣。
这也是对的，因为干娘不是娘，干娘是一尊菩萨。我是说，干娘不是任何人的娘。她没有过男人，也没有伢子。把我从“那不知死哪去的”过路人手里接过那年，她三十八，我弄不清多大。她说那年“那不知死哪去的”背着篓子进来讨了碗热水，她端着水出来，只剩个篓子，篓子里一个我。干娘有主意，报走失送了派出所，找亲爷娘。但人家有心要躲，找到死也没辙。其实是走失还是遗弃，都门儿清。谁都劝她往山里一抛，死生有命——要不说她有主意呢，独居的老姑娘添个碗，一钵钵米汤喂大了没名堂的女伢。
干娘不让我叫她娘，非说叫老了。其实叫她干娘，也只有我这独一份的殊荣。我一旦不叫干娘，她就浑不在意地一扬下巴颏儿：那滚吧，求着叫干娘的少你一个？是没错，这个华南乡村里踏过她门槛带着伢儿磕头拜干娘的十个里头有八个。人家们恭恭敬敬地叫她：十三婆老。十三是说在族里的序齿，婆老是为显其可敬。每回她八风不动地坐在那张太师椅上，含着庄严的笑回绝人家的腊肉和磕头；回到后屋堂就怨声载道：“又叫婆老，恁跟六七十样的。”人家非喊她干娘，她肃手指指门外的老桂花树：“要拜就拜它，我不认干伢。”有人拿我说事，她骂人的话都到喉咙口了，横我一眼，我只好意会地摆出戚容：“我没有亲爷娘。”后面的话都在无言中：你家伢儿也没亲爷娘？人家像被骂了，面前又只有一个端坐莲台的十三婆老、一个可怜兮兮的孤女伢儿。只好心服口服地出门，给老桂花树磕头拜了干娘。
这样对我们，其实都不好。我干娘是你干娘的树？那个年纪的孩子有独特的恶毒。干娘上落人一头就在亲娘身上找补回来。常常在村里的小学，我坐在桌前，冷不丁飞来一个纸团，稚稚拙拙还混着缺笔画的字：我没有亲爷娘。正是我给干娘挡磕头时说的话。抬头一看，一群孩子明晃晃地笑，快意的别出心裁的笑。更不必说时来的乜斜眼风。
那年我还在村里的小学，傍晚六点多，自己背完书，自己回家。暮色四合的时候，稻浪瑟瑟，田垄不平，暗青的天下看不清，人家的狗在吠。我要回家赶晚饭，晚了干娘不等人。冷不丁的路上伸出一支竹竿子，我不防一栽，拜在地上，门牙拦腰断。现在想来我的样子一定很可笑，否则暗处的孩子们不会笑成一堆。有人掐着嗓子：“拜干娘喽。”天很暗，看不清。土腥味和血腥味弥散在华南冬天的湿冷里，晕晕沉沉中我好像回到了绿皮上摩托后背篓里，那没有着落的空荡荡……不知什么时候他们都哄然而散，人家的狗叫了又叫……
灶都冷了。干娘倚在后屋榻上打毛线，浑不在意地觑我一眼，噗嗤乐了：“狗啃泥。没有饭了。”
其实她人后一直这样不着调，可我想起方才那一杆子的起因正是关于她这个干娘的七七八八。她端坐莲台的庄严宝相和这副没个正形的样重叠起来，一股不忿在昏暗里爆开。她头顶上洒金的旧菩萨像残损也安详，我想她们是一样的，假的，人前庄严万般；人后就卸下了神仙的金箔……我默默立在那儿，猛然伸手揭掉了那张像，刺啦，揭得很大声，手在抖。
她终于停下手里的活计，抬头看我。昏昏的烛火里我们逆光相对，我看不清。
她说：“洗脸去，我给你下碗面。”
第二天早晨她让我去五里外的乡庙捐两张菩萨像。她嘱咐：一张观音，一张文殊，红底洒金。我说我要上学，她拍一沓零票在桌上：赶紧，有你的好。
我回来时，竟然看见几个妇人站在老桂花树下等着，按着孩子的头朝我说对不住。我手里还卷着菩萨像，干娘八风不动端坐太师椅，作出一副庄严又慈悲的宝相。她朝妇人们含着淡淡的笑：“艾米馉我替蛮蛮收了，别的拿走吧。”人家哈着腰空手走了，老桂花树上又多挂了两串腊肉。
当天晚上干娘烧了腊肉，罕见地往我碗里一块块地搛。我门牙断，漏饭。她瞧着我闷闷地笑：“真丑。”我横眉立眼，她立时笑得更欢：“不知好赖。说了有你的好。遭欺负不知道打回去，不随你娘老子。”我含混地漏风说话：“这又不嫌叫老了。”她拿筷子敲我头：“吃你的饭，吃完把观音贴上。”
那天夜里她又倚在榻上打毛线，头顶上是崭新的观音。设色秾艳，红底洒金。
干娘一沾手，哪来的皮猴都心服口服地老实了。这种绝对的威望在我长大后从未再次见到，尤其是出现在一个四十出头的青年女人身上。我说过在这个华南乡村里她就是菩萨：干娘不是娘，干娘是一尊菩萨。
她有两柄银针，一柄三寸长，一柄五寸长，都是从她父亲手里继承来的。她的父亲是那个年代十里八乡有名的行脚郎中，会用针来给被蛇虫咬了的倒霉催放毒。
到了干娘手上，这就成了手要命的绝活：放血。
我见过干娘给人放血，挺多次的。发烧发热的，一柄银针照着人中扎下去，黑稠稠的血汩汩地就出来了。这个年纪的人，没谁小时候没被老郎中抓过药，也没有谁家的伢子没被十三婆老放过血。人们恭恭敬敬，传得神乎其神：从阎王手里拿人。因为这样通神的本事，人们开始视她为一尊菩萨，而外人看来，她就是：神婆。
我见过干娘给银针消毒的样子。那年她盘膝坐在后屋榻上，身后砖墙被报纸糊了一层又一层。气流抖动，沉默中窜跃的火舌把夜烧开一个窟窿。
她端坐床榻，低眉垂目，左手拈银针，右手执洋火。
她头顶的旧菩萨像端坐莲台，低眉垂目。左手拈柳枝，右手执净瓶。
我忽然在触及灵魂的战栗中看见：她像一个大号的菩萨。
其实我在学医以前，无法断定干娘这种治疗的意义。但至少她几乎没有治坏过人。那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怕——或者讨厌——总之和她不亲到想离开的呢，我记不清了，可能就是那仅有的一次。
那正好是我去县城上高中的前些日子，湿润闷热的华南的夏天。湿气比鬼更缠人。
很深的夜里，或者是凌晨，村里最年轻的媳妇敲开我家的门，怀里抱着两岁的姑娘。我跟着干娘去开门，看见那个不比我大两岁的媳妇又哭又叫；干娘神色很严峻，比端坐太师椅时更严峻。夏天的雷暴訇然就来，惨白的闪电照得媳妇和干娘都惨白。人家的狗狂叫，干娘面无表情地把我赶进屋，我惶惶然感到湿气缠人的恐惧——带着死气，像十五年前背篓里的华南的冬天。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但雷雨电都没停，女人在哭，狗在吠，感觉人越聚越多，“菩萨啊！”划破暴雨。好像天地间有个开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是说当雷雨声小时人的声音也小了。哭叫惨嚎成了切切察察，反而更不安……只有狗叫如常。
当东方的天发白时，干娘进屋来了。她把银针搁在榻边的矮几上，低眉敛目，没什么神情。我追她出去，她一倒，歪在太师椅上，很疲惫的样子，指指门。我叫她：“干娘。”她不答话，手指比目光更坚定。我只好把门开，于是人声鼎沸与嘈杂訇然爆开，又在触及干娘的一瞬消弭。
我回头看，干娘八风不动，端坐莲台。
干娘说：“死了，救不回。”
我离开桂塘到县里去上高中，是因为成绩好。县中来人请我去，学费不收，食宿全免。所以我走的时候只带了两套衣裳，怀着这不知道什么心情，赤条条来去般逃出了我们的桂塘村，跟着招生的老师坐摩托、转公交、徒步，走五个钟头，到了县中。
说起来是很可怜的。我在十六岁那年才知道：人生了病，除了抓药，还能打吊针，“开刀”, “输管”；而我曾引以为豪的干娘放血的本事，在这世上的好地方，竟然只配被投以惊恐和轻蔑。
人家说：放血放死了怎么办呢？这不神婆吗？大家都哄然开笑。
我笑不出来。
我能说吗——半年前，在潮湿的堂屋里我目睹了一名神婆宣判一个两岁姑娘的死？我——十五年来对一个“迷信”的村庄和一位“迷信”的神婆处之如常？我有一个神婆干娘？我有一个菩萨样的神婆干娘？
我只好笑出来。
我们笑作一团。
县中是寄宿的，三年来我没再见过干娘——是有些夸张。只是当桂塘和干娘在日复一日的同学谈笑与校门口零嘴中逐渐变化着，变成什么了呢，我不知道——我就不愿意回到甚至谈起一个身负愚昧标签的人和地方。干娘定期汇来钱，我没来由地怕，克扣着不用，桂塘带来的衣裳，秋衣穿了一个月，冬衣干脆没打开。好像越艰苦地伤害自己，就越不亏欠干娘——怕这亏欠直白地化成锁链，把我永远锁在某片土地上。
干娘是这样的。我不去信，她肯定不主动来。汇款单上偶尔附言，大都是不咸不淡的寒暄话。诸如：“务防寒”“勉力进学”“皆安勿念”。我偶尔回信，则是在县邮政点托请去桂塘的邮递员，在某个信封角落写上逼仄的一坨：“蛮蛮致干娘信已收到皆安勿念”。
我们在汇款单与别人信封的一角，用三年互道一场藕断丝连的平安。
我高考是在扩招前几年，分数尚可，在省城的医学院学西医。
村政府来信说，我是桂塘七七年以来第一位大学生，文绉绉的言辞里，我几乎能映出他们那种在谈到干娘时特有的恭恭敬敬的语调：“十三婆老一门三代杏林妙手救死扶伤，贺之！”
那年暑假，我不再感到闷热潮湿，大多数时候在办公室里看些闲书。这样的书是里我写了三年中最正式的信，话也不多，我写，干娘，我在省城医学院学西医，身体很好，一切健康，勿念，蛮蛮敬上。想了半天，还加上一句我已十八，要自食其力，不必再汇款。临封口了，又想想，这回一想就是一下午，外面薄暮，夜色四合，我无端想起那个磕掉门牙的夜……我匆匆落笔：西医十分科学，颇有根脚，为之踌躇满志。
我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干娘也会知道的，她是一个多么敏感的人。
大学后干娘真的不再汇款，省城的邮政也容不得谁擅动别人的信。这对挤在角落的逼仄的互道平安，在我的踌躇满志和一路高歌中，彻底断了音信。那以后再次接到干娘的消息，是很久以后的一封信，落款是桂塘。
村里说：十三婆老病危，速归。
时间很容易被忘却，我是说时间本身，如果这次不回，我不会想起上一次离开已经隔了那么多年，或者说不是时间容易被忘却，而是人想忘却。村里一个男孩在县中读书的，要陪我回去，说是想见见大学生，他告诉我干娘的身体一两年不见好，我刚质疑她不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人，却后怕地想起那些都是本该告知我，却断在汇款单和信封角落里的“平安”，或者别的什么。
我问：有人照顾她吗？
他说：我婶娘。
我问他婶娘是谁，才终于在提及年轻的岁数、早夭的女儿、暴雨的夏夜的只言片语中获知是当年那个敲开我家门的媳妇，那个两岁而夭的姑娘的母亲。
老桂树的新绿的荫下，他婶娘出来迎我。她只大我一岁，却看得清发间隐匿的白。她跟着干娘叫我：蛮蛮。我和她并肩进去，说一些干娘的病。末了我站在后屋堂门口，那是干娘当年宣判她女儿死的地方。
我问：“妹子长到现日，上小学了？”
她点头。
我问：“侬不怨屋里干娘。”
她点头。
我说：“她治死哩侬屋里妹子，我是学欸个的，侬屋里妹子病个重些，要是屋里干娘不乱搞，侬只就去——”
婶娘挂着淡淡的慈悲的笑，我忽然把她看成了干娘，心里骤然一空。她温温和和地截住我的话：“只就去哉省人民医院，住一匝月的院；市医院，也可以，观察么。——蛮蛮，为兮我们不去来？”
我突然感觉冷，湿冷；湿气比鬼更缠人；我突然感觉干娘那天疲惫得意有所指；湿气在眼眶液化，几窍都堵着，哭不出来——干娘还是干娘，她不仅早就知道了那个要命的问题的答案，还为这无解的问题做了垂死的挣扎，谁说死不是一种圆满呢，……我慢慢地说：“死了，救不回……”
婶娘笑得八风不动的慈悲：“蛮蛮，进去啰，十三婆老等侬哩。”
干娘正卧在榻上，脸苍青，皱着。她头顶的观音像低眉垂目残损也安详；然而，这大号的菩萨已不再宝象庄严，我直白地感到菩萨旧了，干娘老了。真正见到了干娘才知道，这也只是个清减了的苍白了的老人，怎么就让我躲了这么些年呢？或者说我怎么就躲了这么些年，致使到的时候她已是这样一个老人了呢？我坐在她对面，像几年前昏暗的灯火里我们模糊地对坐。
干娘的胸膛轻微均匀地起伏着，纸般的脸上没有痛苦的神色，兴许她已经没有力气痛苦。她正卧着不再斜倚，清瘦的脊背成一道平板的直线。我静静地坐着看，冬日晴空的暖阳从格子窗流进来。
我忽然慌起来，就像那个背篓里的华南冬天，在漏风的篓子里没有着落地冷，空落落的，没有归宿，没有将来，没有家。
干娘闭着眼：“来了。”
我伏在她榻边，脸埋在她被褥上。我忽然感到一阵挺不要脸的委屈，可我还是把她的被单濡湿，向她说：
“你不要我了。”
干娘慢慢扯出一个我最熟稔的那种浑不在意的笑，艰涩地扬扬下巴颏儿：“那滚吧。”
华南的冬春之交，五十九岁的干娘在老屋里阖了眼。她终其一生没有嫁人、没有生育，或许也因此终其一生都年轻。我做主让她火化，因为这样的干娘是不能腐烂的。县殡仪馆里我和婶娘跪在最前面磕了三个头。干娘的身边没有冬青、没有黄菊，推进焚化炉前 ，我看见她被摆成了一生当中最安详的样子 ，双手交叠，宝相庄严。然后我目睹她在钢化炉里成灰；骨灰盒里她的结石没烧化，婶娘说：“婆老烧出了舍利子啊。”
葬完干娘，回省城的下学期我换宿舍。阴冷潮湿的楼道间，我被别人的晾衣杆绊倒。人家迭声道歉，我磕在楼梯扶手上，血腥和铁腥味在潮湿里雾化，我说没关系不要紧。这次的道歉来得快得有些使人错愕，不必干娘出头，不必替我索要，我才发现，我可能已经大了。
阴冷潮湿的楼道间，蛇皮袋因湿滑而脱手。衣衫侧翻，被褥横陈，我上前收拾，衣堆尖上是那套压袋底而未尝打开过的冬衣。
我拎起来一抖，一张朱红纸片单薄，飘飘荡荡到泥中。
是文殊菩萨像，设色秾丽，红底洒金。
姓名：胡旸旸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前进大街吉林大学前卫南区南苑四公寓
学校：吉林大学
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PPE哲学、政治学、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