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书写的延伸性路径及潜在空间 ——回答《延河》的6个问题

乡村书写的延伸性路径及潜在空间

——回答《延河》的6个问题

阮德胜

乡村是最早的人类群落载体。在我们以农耕为主的悠长文明史中，乡村一直都是最重要的社会生活场所之一。对乡村的书写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历史演变的再现与反思，对人类社会行为、精神内核、文化呈现等的结构性解码。对乡村的书写构成了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一环，多年来涌现出许多优秀之作，但也出现了很多同质化的作品。乡村不光是物理意义上人们进行生产生活的场所，更是一个超越现实的精神容纳的神秘场域。在乡村的空间体系里，人们以全然开放的姿态与天地万物产生链接，获得难以觉察的精神能量；在时间的长河里，特定种族血脉的隐秘传承、地理环境的长期浸染，城市与乡村同时间内的交叠与转换，都不断在人们的集体意识里留下烙印，影响着当下的个性、行为与文化呈现。

乡村不光存在于过去、当下，更是未来与城市融合、交互，与自然重新协调，持续给予人类精神养分的场域。对乡土（乡村与乡野）的书写不应该是一个时代性的主题，而是一个与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持续性命题；对乡村的书写不光是日常生活与时代巨变的书写，更是一种向内找寻，在精神与物质的平衡中探寻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书写。

对此，陕西省《延河》杂志邀请包括小说家阮德胜在内的6位作家、学者，对乡村书写中一些尚未充开的方向进行了一场书面讨论。阮德胜的回答如下。

《延河》：你心目中有哪些关于乡村书写的经典作品？请陈述其最吸引、打动你的理由。

阮德胜：我很喜欢墨西哥小说家胡安·鲁尔福的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原野》，还有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大地》。如果说乡村书写的经典，我不太开阔的阅读视野里，它们当之无愧。当然，我国著名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和阎连科的中篇小说《年月日》，也够格。

《燃烧的原野》里的作品，每一篇都仿佛是自我打破的镜子的碎片，它们撒落在1910年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性遗毒下的墨西哥乡村里，每块碎片清晰地映照了干裂莽荒的土地和灰蒙低沉的天空，特别是那些在此奔命的农民，他们带血的眼神和随时可能燃烬的情感，无时无刻不在唤醒着我一直认为土地与人类相依为命的真理和与中国历史相似的又在违背“土地孕育生命”自然属性的那些可悲的存在与麻木。

《大地》生动而真实地塑造了20世纪初中国农民“王龙”的典型代表，他像我爷爷一样临死时还十分愧疚自己不能拥几亩田地成为地主而不瞑目。“王龙”成长着旧中国农民所谓的“抗争”，似乎一切都来自于脚下的土地，给人使命感和真实感，然而他在成为“富农”之后，灵魂中的另一片荒地开始疯长着劣根性，恰恰在这片荒地的春去冬来中，让人看到了它的砂砾的底质和贫瘠的成色——这是我的喜欢和收获。

《白鹿原》《年月日》可以比拟为长安版的《大地》和豫西版的《燃烧的原野》。

《延河》：你认为当下对乡村的写作中有哪些被忽略的方向，或者，你期待看到哪些方向的展开？

阮德胜：乡村里，只有一个关键词：土地。我说的，不是长草栽树的地方，不是搭棚盖房的地方，也不是修桥补路的地方，而是能长庄稼的、能养活生命的沃土，那才叫“土地”。有了土地，才会有人，有了人才会有乡村，有了乡村才会有人间烟火，这是最基本的逻辑关系。但是，我们很多所谓的乡村写作，像雾像雨又像风甚至四不像，没有物候的分明、没有早起的露珠、没有晚归的山歌、没有泥土的芬芳、没有庄稼的成长、没有家禽的声息，自然也没有“一方水土”之人的真实和本质下的喜、怒、忧、思、悲、恐、惊以及视、听、嗅、味、触、意。我曾看完一位青年网络作者的乡土小说后，说过这么一句粗疏的话：“你的小说里，我找不到一处能随地撒尿的地方！”

乡村书写，必须回到土地上、回到种庄稼人的身边，无需用笔，更不能用键盘，随手折一根树枝或者草茎，定能写出乡味十足的村书。

《延河》：你认为关于乡村的书写是一种农耕文明的书写吗？为什么？或者，你认为它叙写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关系？

阮德胜：我认为，中国作为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农业大国，无论是乡村书写，还是其他什么书写，农耕文明的影响和存在是不可或缺的。但，作为文学甚至文艺创作，不能只是一种文明的书写，文明是基因、是背景，是人的时代性下需要体现的内质。

我强调，乡村书写要扣紧乡土文化，因为文明是求同的，文化是求异的。我在创作《大富水》时，人物生活在膏盐文化的气脉里，他们举手投足都是鄂北乡土的味儿；创作《傩神》时，人物生存在乡间傩文化的传统中，他们哪怕打一个喷嚏都能闻出来自皖南山区。话说回来，再好的文明，它是文明；再好的文化，它是文化。乡村书写，是文学创作，终究要写这片土地上的人，写他们与天与地与人相斗、相识、相融的故事，呈现故事中不同社会形态包括文明、文化影响下的人性的独特与真实。

乡土文化，是乡村书写的底色！

《延河》：你认为我们在乡村跟土地跟自然万物产生的是一种怎样的链接？你认为这种链接跟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有没有关系？当我们带着这种链接进入城市文明的时候，它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精神和行为方式，让我们和城市的原住民产生了怎样的不同？

阮德胜：之前谈到乡村书写方向时，我将“土地”狭义成“种庄稼的地方”，不是有意地隔离自然，客观上讲是先有土地和自然万物，后有乡村。广义地讲，乡村是属于土地的，是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能够归到土地的范畴内，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已有了自然属性。

乡村与土地与自然万物这种胎生的一体，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农耕文明，这是人类的进步，从甘肃的大地湾到浙江的良渚，以及中国乃至世界不同种族的遗迹，不难看出农耕文明的伟大累积和伟大推动，成为当下文明的源头和根基。

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都是文明，都是人类发展中光彩夺目的成就，也反哺着人类，他们应该是有先后之分的，不存在替代或同化，也就是说当下城市文明形成之时，农耕文明依然存在，相互有影响但并不强大。当这种形态进入到二十世纪后，明显出现了一个从农耕文明进入城市文明的人群迁移，他们不可能像刀切豆腐一样地将这两种文明在人的身上达到两边光，它们你中有我和我中你的是长期存在。可是，有一点是十分明晰的，那就是生存依赖的基础不同了，生活渠道的来源不同了，最最最根本的就是他们离开了土地，尽管他们还有牵挂在乡村或者本质就是乡村，这种改变也是一种脱胎换骨。

入城随市，是生活的使然，只是一些方式的改变而已。从精神层面上讲，所谓的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是一脉相承的，是长期共存的，没有严格的界定，至“城市原住民”的说法，只是一种相对的区别，有多少城里人洗褪了腿杆上的泥腥味?其实当下，中国乡村的振兴与发展，城市的生活方式出现了反流现象，城里人到乡村旅游休闲成为时尚，他们享受什么呢？追求什么呢？乡村的生态文明和乡土的文化个性，应该是目标和方向。

《延河》：你认为基于种族、血缘和基因里边携带的一些密码，在经过传承之后，如何影响着现今的一些个性、行为方式和文化呈现？

阮德胜：我不太理解“种族、血缘和基因里边携带的一些密码”这句话，反复咀嚼，姑且认为是：人作为一种生物进化为“这个人”过程中，胎生的存在和后来又被人破解或依然不解最原初的理由。如果这样的话，“人之初”“性相近”，种什么瓜就该结什么果，“密码”的遗传在特殊的渠道里完全存在和科学运行，比如人种的不同就会产生黑白棕色之人等等。为此，要是说到传承，似乎进入了“习相远”的客观和“苟不教，性乃迁”的道理了。“这个人”的“教”，才是传承。它是“这个人”成长有了认知之后，家庭的、社会的、宗族的，政治的、经济的、文明的，法治的、道德的、潜规则的，还有生存理念、生活方式、生命美学……先前一系列复杂的人类（有的是族群）认为“进步”的经验其实很多是教训，都会直接强加或间接影响着“这个人”，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的成长，当然，“这个人”也会自然而然地特别是在自身个性的形成、行为方式的类仿、文化惯性的同化中，一定程度里会在形与质上代表着“种族、血缘和基因里边携带的一些密码”的“同类人”。

我们文学创作，需要“同类人”，更需要“这个人”。“这个人”，会是人类的创造，也是文学的创造。

《延河》：在当下，当现代化的波及范围足够大的时候，你认为我们跟乡村跟城市的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变化？

阮德胜：现代化，是当下社会形态对过往“传统”的多领域、多层次、多阶段的现代性的较大改变，不是一块硬币的正反面。中国式现代化，正在我们身边日新月异地奔驰着、沸腾着。中国乡村和中国城市，都会在这伟大的洪流中进行守正与创新的完美组合与蜕变。我认为，现在或不久的将来，随着现代化高度的腾升、广度的延拓和深度的掘进，乡村与城市、我们与乡村城市的交集越来越大、浸洇越来越深。从文明的角度来评估，这将是人类和社会的阔大进步；从文化的传承来度量，这将是人类和社会精致遴选。

作为身处“现代化”进程中的作家，我们要像路遥那样能清晰地看到“城乡交叉地带”之上的人的脚印与心路，让这片地带随时喂养我们、限时放逐我们、适时牵引我们，并创作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平凡的世界》和属于中国现代人的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