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嘉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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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初次翻开郭沫若先生的《屈原》，屈原的这句誓言便带着跨越千年的炽热，重重扑进内心。这部诞生于1942年抗日战争艰难岁月的历史剧，不只是对屈原的深情追怀，更是投向黑暗现实的利刃，奏响了革命文学的激昂战歌。
我总把屈原想象成一株逆风生长的芷草。当楚国的天空被纵横家的权谋搅成浑水，他偏偏要活成最清透的存在。三闾大夫的衣襟里永远揣着兰草的种子，峨冠博带间飘散着杜若的幽香。那些佩玉鸣鸾的贵族们嘲笑他痴顽，他却在《离骚》里种下四十四种香草，把整个荆楚大地的芬芳都揉进诗句。如今江畔野生的白芷依旧在端午前后开出细碎的花，像未烧尽的诗稿散落在水湄。
史书里说他在汉北流放时披发行吟，我却看见他提着陶罐在云梦泽采集朝露。露水从荷叶边缘坠入素陶的刹那，恰似理想坠入现实的声响。楚辞里那些瑰丽的神女山鬼，不过是他在孤独中豢养的幻影。当张仪带着连横的毒酒踏碎郢都城门时，他蘸着暮色写下"长太息以掩涕兮"，墨迹未干的竹简上落满洞庭的烟雨。
郭沫若先生让他在雷电中迸发出火光的独白，我却更记得那些寂静的时刻。被放逐的日子里，他该是怎样一遍遍摩挲着故国的地图，在沅湘之间的瘴雾里辨认郢都的方向？暮色四合时独坐江石，听渔歌渐渐隐入苍茫，手中握着的佩玉尚存体温，却再也系不住飘摇的社稷。
郭沫若先生巧妙地借屈原之口，将自己对时局的担忧、对侵略者和反动势力的愤恨尽情宣泄。他把屈原从历史的故纸堆中唤醒，使其成为在时代裂缝中苦苦挣扎、奋力抗争的鲜活灵魂，让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应有的担当——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以笔为利刃，为民族的命运振臂高呼。
剧本里最惊心动魄的，是雷电交加中那场独白。郭老让屈原化作一团行走的火焰，把《天问》里的诘问锻造成雷霆。此刻的汨罗江不再是柔肠百转的抒情诗，而是沸腾的青铜熔炉。那些掷地有声的台词，分明是1937年后中国文人骨血里的铁在铮鸣。当屈子对着苍穹喊出"你们这些土偶木梗"，我听见抗战烽烟里万千知识分子的怒吼，正借这具古老的躯壳还魂。
最妙的是婵娟这缕月光。史册中不曾记载的侍女，被郭老酿成最澄澈的酒。她饮下毒酒时，青铜酒樽映出的何止是楚国的残月？分明是千年后依然在寻找光明的眼睛。这个虚构的人物像一株从《九歌》裂缝里长出的杜若，用死亡完成了对诗人精神的注解。当她的身躯化为星辰，我突然懂得：有些理想主义者的陨落，其实是另一种永恒的开始。
张仪与南后的密谋在剧中织成蛛网，却意外照见了二十世纪的风云。纵横家的连横术穿越时空，在1942年的陪都重庆投下新的阴影。郭老让楚怀王的昏聩与蒋介石的背影在历史褶皱里重叠，剧场里的惊雷便成了现实的回声。那些被删改的台词里，藏着比台词本身更锋利的匕首。
屈原的爱国情怀，早已超脱了狭隘的忠君观念。他深切地关心着楚国百姓的疾苦，即便明知奸臣当道，谗言蔽目，自己的主张不被采纳，甚至还会遭受迫害，他依然坚守正道，为了楚国的存亡四处奔走、殚精竭虑。他对渔父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这份对正义和真理的执着追求，在革命文学的语境下，升华为对民族、对人民的无限忠诚。爱国，不再是维护旧有的腐朽秩序，而是为了推动社会的革新，为人民谋求福祉。郭沫若先生塑造的屈原，成为了革命文学中爱国主义的光辉典范，让我们深刻地明白，真正的爱国，是在民族危难关头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是为了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地不懈奋斗。
时过境迁，步入当代，屈原的精神依旧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熠熠光辉。虽然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但追求真理、坚守正义的道路却从来不是一帆风顺。《屈原》时刻提醒着我们，文学绝不能脱离时代的脉搏，真正优秀的作品应当像“雷电颂”一样，拥有批判现实的勇气和指引方向的力量。而对于当代青年而言，屈原的一生无疑是最好的榜样。青春不应在碌碌无为中虚度，而应当在时代的浪潮里滚滚前行，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江畔香草岁岁枯荣，雷电中的独白却永远年轻。那些燃烧的诗句，依然在钢筋森林里流转生长。屈子投江时激起的涟漪，漫过所有时代的夜晚，抵达此刻我们站立的地方。它让我们真切地看到，文学具有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追求光明的道路上奋勇前行，永不退缩。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新时代，我们更应传承和弘扬屈原精神与革命文学的火种，以笔为剑，以梦为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拼搏奋斗，让这精神的火炬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熊熊燃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