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泽乡的余音

公元前209年，即秦二世元年七月，一场连绵几天的大雨落在了大泽乡。大雨淋湿了大秦帝国的道路，更淋湿了遣戍渔阳的九百人的生路。大雨阻路，他们被困大泽乡，已经错过了朝廷规定的到达日期。按秦法规定，逾期未至，他们都将以“失期罪”处死。

身为屯长的陈胜、吴广望着大雨迷茫的天空，忧心忡忡，他们深知，比此时的天空更加迷茫且绝望的是他们这九百人的前路与命运。突然，一道闪电乍然亮起，划破天空，也照亮了陈胜心中埋藏已久的远大志向。

正如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人必然有一个不平凡的童年，陈胜亦少有大志。

据《汉书》载，陈胜，字涉，阳城人。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然甚久，曰：“苟富贵，无相忘。”

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

胜叹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看吧，成大事者注定不凡，陈胜同学自小就有主角光环，开口便是流传千年的金句。但这仅仅是他高光时刻的铺垫，他那宏大的志向深深埋在心里，悄悄扎了根，只待多年后的那一场大雨，便会长成参天大树，而他还将说出更震撼千古的金句。

大泽乡，大雨依旧滂沱，严苛秦法下，等待陈胜、吴广和这九百人的似乎只有死路一条。彼时，陈胜虽不知鲁迅先生的名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在沉默中爆发。

陈胜、吴广两个带头大哥私下商量：“如今，我们逃跑是死，举大计反抗也是死，横竖都是死，为什么要等死呢，不如为自己的命运抗争一回吧。”

“好哥们，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二人就反抗秦帝国一事达成共识后，陈胜开始运用他天赋异禀的政治头脑分析天下局势，制定武装斗争路线和具体作战计划，他说：“天下苦秦久矣。我听说秦二世胡亥乃是始皇帝的少子，不当立，当立者应是公子扶苏。扶苏因多次劝谏不得立，被派到边疆带兵。今有传闻扶苏无罪却被二世胡亥杀害。”停顿了一下，他继续说道：“楚将项燕，曾多次击败秦军，爱护士卒，颇有贤名，楚人都很尊敬他。现在有人说他死了，也有人说他逃亡了。我们可以假借公子扶苏和项燕的名义，号召天下反秦！”凡事师出必有名，名正则言顺。吴广听闻深以为然。

名分大义已定，陈胜、吴广开始制造舆论。他们找到一个卜者，卜算举事之吉凶。向来耳聪目明，深谙人心的卜者知其意懂其心，一口断定：“足下事皆成，有功。”

天意既可行，当还需天命。二人接下来策划了两个文案：“鱼腹丹书”与“篝火狐鸣”。陈胜在鱼腹中发现了写有“陈胜王”的帛书，随后吴广又在夜间模仿狐鸣“大楚兴，陈胜王”。其结果就是“戍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胜、广。”读至此不得不被《汉书》用字之精准所惊艳，此处，一指，一目，足可想见戍卒们的信以为真和窃窃私语。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吴广故意激怒秦军校尉，当众被鞭打时引发戍卒愤怒，陈胜抓住时机斩杀两名校尉，站上高台向九百戍卒揭露秦朝暴政，他振臂一呼，喊出了那句惊天地泣鬼神的金句：“侯王将相，宁有种乎！”众人群情激昂，皆曰“敬受令。”史称“大泽誓师”。

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他们揭竿为旗，斩木为兵，洒血为盾，攻下大泽乡，转而攻蕲、铚、酂、苦、柘、谯等城，皆下之，天下应者云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农民武装起义——陈胜、吴广起义就此打响，也正式敲响了大秦帝国的丧钟。

要知道，在此之前，史书从未记载过农民起义。所有战争皆是诸侯贵族之间的利益之争。被称为信史开端，周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其“国人”也非农民，而是都城及郊区的下层贵族、士人和工商业者，他们大多都是周人士族后裔，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和义务。而且，他们暴动的目的绝不是推翻周王朝的统治，只是驱逐周厉王换他的儿子当天子，坐天下。由此可见，陈胜、吴广起义的历史意义可算是开天辟地了。两千多年后，另一场开天辟地划时代的农民起义轰轰烈烈的爆发，他们一举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国制度，彻底终结了自秦以来的王朝更迭，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也完成了农民起义的完美闭环。

历史上从不缺偶然事件，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雨，不止成为一场起义的催化剂，更是改变了历史的走向。纵观古今，被一场大雨改变历史走向甚至是结局的不独是大泽乡起义，还有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

1815年6月17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降临比利时战场，拿破仑的火炮深陷泥浆之中，无法发挥应有的威力，最终法国战败，拿破的帝国梦也在这一场大雨中彻底破碎。

看起来，似乎是一场大雨毁掉了法兰西帝国的辉煌。

然而，透过大雨我们看到，拿破仑孤军深入时，他的后方早已是民怨沸腾。长期的战争使得国内经济几近崩溃，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这就好比一条被用力拉伸到极限的橡皮筋，其内部的张力早已达到临界点，随时都可能断裂。滑铁卢的暴雨，不过是加速了它的断裂。

再回看大泽乡的陈胜、吴广起义，也真的只是因为一场大雨吗？西汉贾谊一篇《过秦论》早已道尽了其中的原委，正所谓“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大泽乡起义之前的秦帝国，修长城、筑皇陵、建阿房宫，大工程一个接一个，且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百姓早已不堪重负。然而，秦帝国这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根本无视百姓疾苦，还在继续榨干他们的最后一滴血。大泽乡的大雨，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就像有人所说，山火爆发之前，必定经历了长时间的高温干燥，为火势的蔓延创造了条件；雪崩发生之前，也必然有持续的大雪不断堆积，增加了山体的负荷。那些改写历史的事件，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看似突如其来，实则积蓄已久。所以，压死骆驼的从来都不是最后一根稻草，是每一根稻草。

当然，我们也知道，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由于陈胜、吴广自身的局限性，大泽乡起义最终失败了。仅仅半年后，陈胜、吴广的躯体连同他们的新政权“张楚”，都化成了历史的尘埃。可那句震烁古今的诘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历经两千余年仍振聋发聩，它如一道惊雷，不仅劈开了中国政治思想的天幕，解构了“天命所归”的权力神话，更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土壤中埋下了变革的种子，每当被压迫者意识到压迫，变革便如地火奔涌，无可阻挡。

众所周知，无论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还是“天子受命于天”，在此之前，统治权力一直被包裹在“天命”“神授”的神秘外衣中。夏商周三代更迭，无不以“天命转移”为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六国，也自诩“德兼三皇，功过五帝”。“天命”世袭的观念根深蒂固，贵族通过血缘维持统治亦被视为自然秩序。商鞅变法虽打破世卿世禄，却并未触及统治权力核心，反而建立起了更多特权阶级的中央集权制。而被贾谊称为“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的陈胜，竟然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千古一问，质疑有史以来的“天命”，不啻为对贵族政治神话的祛魅。

于是，当戍卒们意识到皇帝并无所谓“天命”，只是“兵强马壮者为之”时，皇权头上的神圣光环荡然无存，他们也开始觉醒。大泽乡的星星之火，就此成为后世无数反抗者、变革者可以燎原的精神源泉。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制度，从黄巢“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到洪秀全“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的一次次农民起义，从刘邦以平民身份夺取天下到如今的人民当家作主，无一不是大泽乡的余音。

更为深刻的是，由“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诘问开始，历史渐渐开启了普通人参与历史创造的主体性，越来越多世袭贵族之外的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甚至站在了舞台的中央。在陈胜之前，史书写的几乎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朝代更迭也不过是一家贵族代替另一家贵族的权力游戏。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中写道：“饥饿的人问：面包在哪里？受冻的人问：温暖在哪里？被剥削的人问：权力在哪里？”陈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提出了诘问，更用行动作出了回答——权力不在虚无缥缈的天命里，而在觉醒者的反抗行动中。

回望大泽乡的雨声，似乎依然清晰可闻。大泽乡的戍卒们或许未曾想到，他们绝望中的一声呐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会酝酿成比大雨更为猛烈的思想风暴席卷华夏大地，会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的一部分。这呐喊也一直如地下伏流，提醒着我们：历史不在庙堂的颂歌里，而在普通人改变命运的行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