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桩，一幕幕

岁末年初，人们都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我们这些老家伙，早已完成了总结的必须，展望倒也是不能少的。

忽然，想到了三十多年前的那份耕耘，一桩桩，一幕幕，犹在眼前。

20世纪90年代，正是改革开放迅猛发展的时期。30来岁的我，是X局的一名工作人员，领导一个部门，兼职一个中心，代管一个学会，可谓风风火火，生机勃勃！

部门不大，也就是三四个人，领导的范围却覆盖了全县的一个行业，不可谓不大。

那时，经济发展如火如荼，大有希望。同时，又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管理模式、工作途径等等。管理部门，就是要拿出切实可行的意见与办法，供基层与企业实施。

县一级的X局，是在“条”“块”双重领导下运行的。对上，接受各级机构的领导。在县里，是职能机构，要认真贯彻领导机关的指示与规定。

我们负责经济运营，既宏大又有些虚无缥缈。其工作，既不能与其他部门的方法硬套，又不能甩开具体的实务工作，搞一套人们看不懂摸不着的东西。就工作思路来说，不能离开三个重点：重点在理论上的研究与消化，重点在调查总结基层与企业的好经验、好办法，重点在发现人才，树立楷模。

我本是个文学愤青。暂时，文学的梦想搁浅了，只能一个猛子扎在工作上。还别说，文学愤青也是一种资源，为“理论消化，调查研究”，提供了先决的条件。

我在写这篇散文前，翻箱倒柜，找回了当年写过的一些文章。两个很大的文件包，塞在书柜的最底层。庆幸，搬了几次家，居然还没丢掉。文件包的表皮斑斑驳驳，皱皱巴巴，锁生了锈，拐角脱了皮，像是百多年前的老古董了。打开包来，一折一折，一叠一叠，有书，有报纸，有文稿，还有……纸泛黄了，皱褶似是要裂开了。慢慢地，一件一件地拿出来，摆满了一个茶几。再挑选、分类，看出来了，有新闻报道，有理论研究，有人物采访等，达50余件。时间，主要集中在90年代中期的那几年间。

这些东西，大多是从报纸上剪裁下来的一片一片“豆腐干”。分别发表在国家行业报、省报、市报、县报，以及好几家杂志上。

《设想与思考》，是一篇涉及经济理论的文章。是在改革开放阔步前行，而我们这个行业的管理，尤其是职能部门的管理显得有些弱化的情况下写的。文章成稿后，最想发表在省报上。我通过一位熟人的引荐，拜访了当时省报的经济理论部主任。主任约五十岁的年纪，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既有丰富的新闻采访经验，又有着深厚的经济理论功底。他看着我的文章，先是不住地点头，又是不住地摇头。他点头时，我很高兴，感觉有戏。他摇头时，我的心便紧张了起来。

还没等他看完了，我说：“有问题吗？”

主任匆匆地看着，看完了，将稿子还给了我。说：“有问题，问题很大呢！”

我愣了，不知道他说这“问题很大，指的是什么。” “什么问题？”我有些迫不及待了。

他的一只手抬了起来，在掉落得只剩一圈头发的头皮上挠了挠。说：“报纸发表任何一篇文章，都是在指引一个方向。这个行业的管理体制改革，是大家关注的问题。你的设想很大胆，对体制的框架与运行模式都提出了全新的思路。这个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轻易可以决定的。因此，报纸发表什么样的文章，是要慎重的。”

我还能说什么呢！只得低头不语，便准备离开了。

主任又说：“这篇文章不错，主题明确，层次清晰。最关键的是思路很好，可操作性很强。”

我有些感动了，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主任又说：“可以投给你们行业的报纸或杂志，应该能发表。”

“哦”！我将信将疑，便问道：“行吗？”

主任说：“行业的报纸杂志，跟我们所站的角度不同。这样的文章，正是他们想要的。”

我和主任握手道别，心里既忐忑又高兴。

几天后，我真的将这篇文章投给行业内的国家级报纸了。投过后，我的心里依旧不踏实。这是第一次给国家的报纸投稿，又是这么极具分量的“设想”，能够发表吗？

没想到，第一个星期投去，第二个星期就发表了。还发表在《理论探讨》栏目的头条位置，标题以大号字体横排，与整篇幅文字一样长。翻到这一版，一眼便看见了，非常醒目。

这篇文章发表后，真的收到了不一样的效果。很多地方，我们这个行业的管理机构都由局升格为委员会了。我本人也因为这篇文章，以及后来陆续的投稿，被国家级的某报评选为全国50个优秀特约通讯员之一，还获得了进京参加会议与学习的殊荣！

省报经济理论部主任的担心，还是有道理的。就说我们县吧，局升格为委员会，本是令人开心的事，却也留有遗憾。

局升格为委员会，实际的级别没变。若按常规，局长转为主任，应是理所当然的。却不知道为什么，委员会的主任由上级领导兼着，原来的局长则转任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

一次酒局上，我和常务副主任都在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常务副主任端着满满的一杯酒举到我的面前，笑呵呵地说道：“感谢你的一篇文章，我荣幸地由局长转为常务了。来，走一个！”他一仰脖子，喝了。愣得我半天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赶紧地喝下一杯酒，装起迷糊来了。

不久后，省里某报的一位记者老胡跟我说：“你们行业这么多企业家，要写写他们嘛。”

“是呀！”我说：“怎么就没想到呢！”

我们全县，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上千家，每个区域都有几个排得上号的。有些企业在市里、省里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凡是发展较好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必定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领头人——厂长、经理。

《陶者》是专门为一家杂志写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文章发表后，杂志及“陶者”的公司都忘了文章的作者。我不仅没有拿到稿费，就连一本样刊都未给。后来，这篇文章又在省里的另一份报纸上发表了。

我这人的脸上胡子有点多，理发讲究理发员的刮脸手艺。我看好一家店，女老板的绝活就是刮脸。

某天，我躺在理发椅上，紧闭着眼睛，享受着女老板那柔和的小手从上往下，从左向右，一刀又一刀地刮着。隐隐约约地，听到隔壁店里的收音机正在播《陶者》。播音员是男声，吐字清晰，音色纯正，语句流畅。我自己写出来的文字，自然是再熟悉不过了。我并未觉着文章写得怎么好，只不过是将“陶者”，怎么从一个拖拉机手转行搞砖厂。别人在烧实心砖，他则研究空心砖，开启了一条新型建筑材料的经营之路，把一家濒临破产的小窑厂，发展成为集建材、运输、电子元器件等多种项目合成的大型集团公司，一举成为省级明星企业。听着，听着，都有些陶醉了：“这思路，这文笔，这功夫……”

文章一播完，我以为就结束了，哪知道播音员又说了一句：“本文作者为×××。”

嘿！我的作品，署名居然是别人。

我的头不由自主地扭动了一下，而女老板的刀正在飞快地刮着。

“哎哟！”好在女老板的手快，要不然……

我常年向这家广播电台投稿，编辑都很熟。我给编辑打电话：“文章是我写的，怎么作者倒变成别人了呢？”

编辑也很诧异，说：“文章是‘陶者’的公司办公室×××提供的，以为是她写的，就署她的名了。”

编辑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去“陶者”的公司采访，接待并给我提供资料的就是×××。文章写好后，打印成清样，没有署名。清样印了三份，给她两份，是要“陶者”审看的。最后说没问题，我发稿了，清样并没有收回，这就出现乌龙了。

广播电台很是认真，立即纠正，并将这篇文章又连续地播放了几次，还向我支付了稿费。

那个年代，从事文字工作是极其辛苦的。电脑还没有进入办公室，无论写什么，写多少文字，靠的就是手中的一支笔、一沓稿纸。每篇文章，从起笔到完成，需要反复地修改，需要层层地审查定稿，得过好几遍才能完成。

我这人水平不高，还有个坏习惯，白天写不出东西，只有在夜深人静之时，一盏孤灯，一身孑影，奋笔疾书，废寝忘食。一日复一日，一年又一年，没有数过窗外的天空显现过多少颗星星，也没有收获过几枚闪光的勋章，却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2025年1月8日写于合肥翡翠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