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麦田,在布谷鸟第一声啼叫时就醒过来了。那声音穿过晨雾,在起伏的丘陵间荡出回音,像是老天爷在提醒农人:该磨镰刀了。
记得小时候,天还黑着,爷爷就蹲在院子里那块青石上磨镰,砂石与铁刃相蹭的声响,惊得屋檐下的燕子,一个个扑棱棱地飞走了。他穿着旧棉袄,呵出的白气,在胡茬上结霜,却把镰刀磨得能照见人影。
开镰的日子,总是晴得晃眼。大人们排成一排,在麦浪里推进,弯腰时棉袄下摆扫着麦穗,起身时,后背已经湿透。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跟在后面捡麦穗,手指被麦芒扎得生疼。最让我着迷的是,看三叔割麦——他左手拢住一把麦子,右手镰刀轻轻一带,麦秆就齐刷刷地倒下,断面平整得像用尺子量过。割下的麦子要立刻捆好,用牛车拉到晒场。车轮碾过田埂时,总有麦穗从车沿溜下来,在土路上撒出一道金线。
晒场上的麦垛,渐渐高起来,像一座座金山。母亲和婶子们开始挑选麦秆,她们的手指在麦堆里翻捡,专挑那些修长,那些挺直的。"这样的麦秆编草帽,才够筋道",母亲说着,把选好的麦秆,五十根一捆地扎好,挂在屋檐下阴干。晒场边的老槐树上,知了叫得震天响,树荫里飘着麦糠,落在我们汗湿的脖子上,痒得人直缩肩膀。
三婶是村里编草帽的好手。她坐在堂屋门口的小板凳上,两腿夹着装麦秆的笸箩,手指翻飞如蝶。我蹲在旁边看,麦秆在她手里服服帖帖地交错穿梭,渐渐显出草帽的雏形。苇席上摆着半成品,圆顶还翘着,几根倔强的穗须,一摔一摔,像雏鸟初生的绒毛。 "编草帽要心静",三婶说话时头也不抬,"麦秆有灵性,你手上重了,它记仇,编出来就歪歪扭扭"。
她教我把麦秆浸在温水里,泡软和,说,这样编出来的帽子戴着才服帖。阳光透过门帘的缝隙,在她手上的草帽半成品上,投下细密的光斑,像撒了一把碎金子。
新编的草帽要放在阴凉处,慢慢阴干。三婶家的土墙上钉着一排木楔,挂满了编好的草帽,远看,像一窝窝黄蜂的巢。我最喜欢凑近闻新草帽的味道——混着麦香、阳光和手掌温度的气息,比城里百货商店的香水好闻十倍。三婶总在帽檐内侧用红线绣上名字,她说,这样风就刮不走。"一顶好草帽,能戴七八年",她摩挲着给我编的小草帽,"等你长到能下地干活,它刚好合你的头"。
如今的草帽工厂,建在县城开发区,玻璃幕墙亮得能照见人影。流水线上的麦秆经过漂白、染色、软化,变成整齐划一的材料。我去参观时,正赶上生产一批出口欧洲的草帽。机械臂抓起麦秆,在模具上精准地编织,激光切割机修整帽檐,最后,喷上一层防水涂料。厂长自豪地说:"这套设备是从意大利进口的,一天能生产两千顶"。展示厅里,镶着珍珠的“晚宴草帽”标价两百元,旁边,戴着白手套的导购小姐说,这是某位明星的同款。 但村里人还是认老手艺。
麦收时节,我在晒场上遇见二伯父,他正用草帽扇风。那顶草帽已经泛黄,帽顶被雨水洇出深色的圈,像树的年轮。"闺女给买了洋帽子,戴着闷头",他摘下草帽,给我看内侧,红线绣的字早已褪色,但还能认出"铁成"二字。帽檐上有道裂缝,用麻线细细地缝着,针脚整齐得像麦垄。"去年收麦时,刮大风,帽子飞出去,挂在枣树上,让树枝划的",他说着,笑起来,缺了门牙的嘴里,呼出一股麦酒的气味。
镇上老篾匠恩爷的铺子成了网红打卡点。我去时,他正对着手机,直播编草帽,架在板凳上的手机,屏幕不断跳出点赞的红心。恩爷的手上全是老茧,指节粗大得像树瘤,但捏着麦秆时,却灵活得很。"现在年轻人喜欢看这个",他边说,边给帽檐收口,麦秆在他手里服帖地弯成了圆弧。有个穿汉服的姑娘,在镜头前试戴草帽,恩爷顺手掐了根麦秆,三两下编出朵小花,别在她帽子上,直播间顿时刷过一片"爷爷好暖"的弹幕。
黄昏的集市上,草帽以各种形态出现。菜农老张的草帽檐,破了个洞,阳光漏下来,在他脸上印出铜钱大的光斑;卖冰棍的小贩,草帽上别着五颜六色的夹子,活像顶着个首饰架;旅游区穿旗袍的解说员,戴着装饰绢花的草帽,走路时,花瓣一颤一颤。最热闹的是传统草帽摊子,金发碧眼的老外,围着问价,老板娘用手机翻译器解释:"这是用头茬麦子编的,秆子空心多,戴着透气"。那顶被众人传看的草帽,在夕阳下泛着蜜色光泽,让我想起三婶屋檐下挂着的那一排。
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躺着一顶民国的草帽,标签上写着"中原麦草编织技艺"。它被射灯照着,像个疲惫的老人。我隔着玻璃细看,发现帽檐内侧,有用毛笔写的"辛未年"三个小字,墨色已经淡得快看不见。忽然想起父亲说过,太爷爷那辈人下地,草帽里都要写名字,"人走了,帽子还在,就像魂儿还在地里转悠"。
如今,我书房的衣帽架上挂着三顶草帽:一顶是机器编织的巴拿马款,一顶是旅游区买的文创草帽,还有一顶是三婶多年前托人捎来的。下雨天,我总爱闻那顶手工草帽的气味——雨水浸湿麦秆后散发的味道,和三十多年前晒场上一模一样。有时,深夜写作,抬头看见衣帽架上的草帽轮廓,恍惚还能听见布谷鸟的叫声,看见爷爷,在晨光里磨镰刀的侧影。那些被麦浪淹没的岁月,原来都藏在草帽的经纬线里,一低头,就簌簌地落满肩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