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以为,寻找鲁迅先生,未必需要翻遍他的全集,也不必踏破他的故居门槛。他的精神,早已散落在街头巷尾——在那些被生活压弯了脊梁的贩夫走卒身上,在那些被时代车轮碾过的知识分子眼中,甚至在那些被“正人君子”们嗤之以鼻的“下等人”的叹息里……
绍兴的咸亨酒店还在,只是门前孔乙己的塑像被擦得锃亮,成了游客拍照的背景。我想,倘若先生见此情景,大约又要“横眉冷对”了——那些穿长衫而站着喝酒的人,如今换作了西装革履的游客。他们举着自拍杆,在孔乙己像前摆出各种姿势,却不知那塑像背后的悲哀。柜台里的茴香豆卖得极贵,一小碟便要二十元,这价钱,怕是连现在的“短衣帮”也要踌躇了……
北京西三条的鲁迅故居,保存得极好。书桌上的“金不换”毛笔,烟灰缸里的烟蒂……都按原样摆放着。讲解员说,先生每天要抽三十支烟。我想,这数字未必准确,但那种被烟雾笼罩的愤怒与痛苦,却是真实的。院中那两株先生手植的白丁香,已经老得不成样子,却还在开花。花气袭人时,仿佛能看见先生穿着旧棉袍,在树下踱步的身影——他大约是在构思《野草》中的句子,或是在盘算如何对付那些“媚态的猫”……
上海大陆新村的最后寓所,书架上排着先生收集的版画。那些扭曲的人形,狰狞的面目,恰似他笔下吃人的社会。三楼卧室极简,床很窄,据说先生睡觉从不翻身。这般克制,与他文字中的恣肆恰成对比。楼下会客厅里,曾聚集过多少青年,而今只剩下一张长方形餐桌,上面摆着仿制的茶具。玻璃橱里陈列着先生用过的钢笔,笔尖早已锈蚀,而笔中流出的墨汁,却还在染黑一代代人的手指……
我见过一位九十岁的老先生,他说年轻时在北大听过鲁迅讲课。“个子不高,头发硬挺,眼睛特别亮。”老人回忆道,“他说话绍兴口音很重,讲到激动处会咳嗽。”问他记得什么内容,他却摇头,“记不清了,只记得教室挤满了人,连窗台上都坐着学生。”这倒与许广平的回忆吻合。鲁迅的文字锋利如刀,本人却是个温和的先生,只是那温和里藏着铁……
如今的中小学课本里,鲁迅的文章被删减了不少。《药》里人血馒头的残酷,《阿Q正传》里精神胜利法的丑陋,《祝福》里祥林嫂的绝望,都被稀释成了“批判旧社会”的范本。教师们照本宣科地讲解“反封建”的主题,学生们机械地记着“表现了……揭露了……”的套话。鲁迅成了应试的工具,他那些“不合时宜”的思想,被关进了考试的牢笼。我见过一个中学生写《读〈故乡〉有感》,通篇都在赞美“新农村建设”,全然不顾小说中那份沉重的幻灭——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忘却的救主”?
书店里的鲁迅专柜,总是摆着各种版本的《鲁迅全集》,精装的,平装的,线装的,甚至还有烫金封面的豪华本。旁边是五花八门的“鲁迅语录”“鲁迅教你写作”“鲁迅处世哲学”,封面上印着先生严肃的肖像,仿佛在冷笑。这些书卖得并不好,灰尘积了厚厚一层。倒是那些“鲁迅金句”在网络上疯传,被断章取义地用来佐证各种观点。先生若在,怕是要写一篇《论“金句”之流行》的……
我认识一位打工者,他在建筑工地干活,闲暇时却爱读鲁迅。他说:“鲁迅骂的人,现在还有。”他尤其喜欢《阿Q正传》,说在工头身上看到了赵老太爷的影子,在包工头身上看到了假洋鬼子的做派。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民工,读出了许多学者读不出的东西。也许正因为他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员,才能与鲁迅产生共鸣。他的那本《呐喊》是从旧书摊买的,书页已经发黄,上面有不知哪位读者留下的批注,字迹歪斜却认真……
寻找鲁迅,最不该去的是那些冠以他名字的广场、大道、学院。那里的铜像被塑得高大威严,目光炯炯地望向远方,与那个爱画小鬼、收集浮世绘、给青年回信到深夜的周树人相去甚远。那些地方举办的纪念活动,充斥着套话与形式,恰是先生生前最厌恶的“做戏的虚无党”。倒是某些偏僻小书店的角落里,偶然翻到一册破旧的《野草》,那发黄的纸页间,或许还藏着先生未冷的体温……
先生的精神不在庙堂,而在民间;不在纪念碑上,而在普通人的骨头里。那些还敢愤怒的人,那些拒绝麻木的人,那些在黑暗中依然能看见微光的人,都是鲁迅精神的传人。他们可能从未读过鲁迅的文章,却天然地与先生心意相通……
寻找鲁迅,最终找到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内心尚未泯灭的愤怒,尚未被驯服的野性,尚未向虚无所屈服的尊严。这寻找不会有终点,因为只要这世上还有“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鲁迅就永远在场……
先生临终前写:“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种关联,正是我们寻找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