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煤油灯

前段时间，我参观遵义市仁怀市鲁班场战役红军纪念馆，里面摆放红军长征时用过煤油马灯，可就是那盏小小的煤油灯却勾起了我满满的回忆。煤油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熟悉，那是因为它陪伴了我整个童年；陌生，那是因为现在基本没有了。回想以前对于在农村生活过的我们一家人来说，夜幕降临时的景象皆难以忘怀。伴随着“嗤”的一声，父亲划亮一根火柴，点亮煤油灯，屋内瞬间明亮起来。虽说饭桌上菜肴简陋，可我们一家老小却觉得饭菜异常香甜，吃得津津有味。

从学校老师那里得来用完的墨水瓶子，我们绝不会丢弃。用小尖刀缓缓穿透瓶盖，以粗棉线条制成灯芯，借助废电池皮做成灯管，让灯芯穿入灯管且长短适度，烧化紫胶将瓶盖和灯管粘牢，一盏煤油灯便大功告成，倒入煤油就能点亮。

在尚未通电照明的八十年代，我的家乡——贵州省黔西县（今黔西市）中建公社（今中建乡）的农村，家家户户都依赖着煤油灯。那散发出来的淡淡昏黄光芒，不像如今电灯那般璀璨耀眼，却自有一种别样的温馨与亲切。

那时，我们中建公社的商品物资需从黔西或金沙县城用马车运输而来。平日里，供销社商店货物稀缺，临近“过年”前夕，大家都殷切期盼能按计划到供销社购置煤油。我们农村人逢年过节都渴望有煤油，俗话说“大年三十的火，十五元宵的灯”，过年时灯火通明，期望能欢欢喜喜地过个好年。

那个年代，不仅老百姓生活贫困落后，国家也面临诸多艰难险阻。我们没钱购置衣物，即便有钱，商店也常常缺货。每个家庭人口众多，往往一件上衣或一条裤子，老大穿旧穿小了，老二接着穿，老二穿破了，缝缝补补再继续穿，这种情况在农村屡见不鲜。

我们村还未通电，夜晚全靠木材火和点煤油灯来照明。当时煤油供应紧张，价格也起伏不定。

从家中小道步行一小时到达中建公社商店，我们父子俩顾不上休息，父亲先卖掉背来的中药材，接着匆忙找到卖煤油的柜台，生怕家里急需的煤油卖完，影响家中照明以及我们子妹看书写字。

当时供销社的售货员谢冬林，听到要买煤油，脸色冷若冰霜，未多言一句，便生硬说道：“煤油价格涨了一毛，每户只能购买三斤。”最终父亲与他协商许久，总算多卖给了一斤。挂着的油提子有 1 斤、半斤、1 两等多种规格，打油时用油提子一提一提地抽取，将漏斗插入瓶子，油提抽取四下倒入瓶中即可。

父亲付完钱，将煤油瓶放进背箩，走向日用品柜台和糖果柜台，买了四角钱的水果糖（共 20 颗），给我买了两根铅笔、两本作业本，放进随身带的布包里，还先给我两颗糖，我含在嘴里，甜在心里。买好盐巴、火柴、电池等物品后，我们便踏上归途。

那时，阵营小学地处偏僻的营盘之上（今阵营组），晚上老师不上课，学生在家全靠自学。借着昏黄的光线，母亲围上围裙，收拾好晚饭后的碗筷、灶头和锅尾。之后，我们家的四方饭桌，一边靠土墙稳稳支撑，其他三边我们兄妹围灯而坐，拿出土布包，掏出课本和作业本，趴在煤油灯前，借着那微弱的光亮看书写作业。

母亲还会不时调整一下煤油灯的灯芯，火苗欢快地摇曳，煤油灯便更加明亮。然而，煤油灯的光亮终究有限，为了看清课本内容，熟读课文，写好作业，我们总是把煤油灯放得很近，头发被燎，作业本沾上煤油，不小心燃起火苗也是常有的事。每晚，鼻子里、眼睛里都被油烟熏得乌黑，用手抹一下脸，手指手心全是黑黑的油烟。

每个学期，老师偶尔会悄悄前来查看学生在家的学习情况，在村里四处暗访了解学生在做什么，是否看书。没过几天，老师就会表扬我们兄妹：“这个寨子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寨子里嬉戏玩耍，只有你们家的两个孩子安静地坐在饭桌旁专心致志地看书学习。”就这样，年复一年，一夜又一夜，直到一九九三年村里通了电，我们终于摆脱了在煤油灯下生活的日子。

如今，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甚至是节能灯。农村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美好，社会发展迅速，时代变化巨大，城市灯火辉煌，乡村夜景迷人，我由衷地赞美伟大的祖国。

虽说，煤油灯离我们越来越远，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生活中再难见到它的身影。但它曾经照亮了好几代人，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产物，也是农村人夜晚亲切而忠实的伙伴。有了煤油灯，黑夜便有了光明，有了希望，生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日子充满了期待。愿我们农村人在新时代的浪潮下，在新思想的引领下，通过技术、教育、产业等方面资源的有效整合，夯实农村基础设施，增强农村经济实力，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