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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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的风刮过城市楼隙时，我总想起乡下堂姐衣袖上沾着的苍耳籽。那是一种带着倒刺的植物种子，会牢牢钩住衣裳，就像某些记忆，越是想要挣脱，就越是深深嵌入血肉。年味于孩童本是冰糖葫芦的艳红，于我却是猪栏旁稻草堆里窸窣的虫鸣。那些被钢筋混凝土框定的四季，唯有在岁末才能裂开一道缝隙，漏出些鲜活生猛的乡野气来。
一到过年就热闹了，作为一个孩子的我，根本不会考虑有没有足够的钱支撑过年，有没有穿戴的体面好叫别人羡慕，有没有语言得体好讨别人喜欢，那时我最大的烦恼是该玩什么游戏好让自己接下来开心，该使出怎样也绝活好让大家注意到我。
母亲总说：“你们这一代，哪知道我们那时候的苦？”她的手指关节粗大，那是常年浸泡在冷水里洗衣留下的印记。可我对她的苦难毫无实感，就像隔着毛玻璃看一场默剧，只见动作，不闻其声。反倒羡慕起堂姐灰扑扑的衣角——她可以疯跑，可以弄脏衣裳，甚至可以在菜园里捉“花大姐”[注：当地方言对瓢虫的称呼]，而不必担心被呵斥。而我，一个城里来的“小乡巴佬”，只有过年时才能短暂地蹭一点她的自由。这种自由像偷来的糖果，含在嘴里怕化，吐出来又舍不得。
乡下的冬天比城里更锋利。寒风像细小的刀片，从领口、袖口钻进来，在皮肤上刻下细密的疼痛。但村里孩子们不在乎，他们在结冰的池塘上抽陀螺，在晒谷场上追逐打闹。村里的孩子不待见我，他们的眼神里带着一种本能的警惕，就像家犬面对陌生的野猫。我努力模仿他们的口音，学他们用袖子擦鼻涕，但总是像拼图中多余的碎片，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
那天玩“鬼抓人”时，我照例被推选为“鬼”。这个角色不需要技巧，只需要足够的孤独来承担众人的排斥。我在陌生的巷弄里走走停停，砖墙上斑驳的苔藓记录着无数个与我相似的迷途者。转过一个墙角时，青石巷突然涌来铁锈味的风，那味道粘稠得几乎能在舌尖尝到血腥的甜腻。
十步开外，白汽蒸腾的大锅正在消化某种集体记忆。南北向的路被栅栏劈成两半：左边是猪路，右边是人路；一边通向死亡，一边延续生命。这个分隔像一本摊开的账簿，左页记着活物的喘息，右页写着肉块的斤两，中间那道装订线，便是今日的断头台。猪们排着队，有的干净得像是被主人精心梳洗过，有的则沾满自己的排泄物，在冬日的寒气里凝结成丑陋的硬块。但它们都出奇地安静，只有偶尔的哼哧声打破沉默，仿佛早已认命。
路的尽头，三个屠夫组成了一条简易流水线。第一个人用铁钩勾住猪的下颌，第二个人按住挣扎的躯体，第三个人手起刀落。刀光闪过时，我注意到那个年轻屠夫的眼神——不是残忍，而是一种可怕的平静，就像在流水线上组装玩具的工人。血溅进滚水，腾起一阵腥甜的热雾，在冷空气中凝结成细小的红色水珠，落在围观者的棉袄上，像一场像一场过早降临的花雨——只是这花瓣带着铁锈的腥气，这花开之时是关乎死亡的节气。
屠宰开始的刹那，整个队列突然活了过来。那不是生命的热烈，而是死亡临近时的本能痉挛。先行的同伴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声波在猪群中激起连锁反应，此起彼伏的哀鸣构筑起一道无形的声墙。栅栏的铁条在震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被这集体的恐惧所崩解。可那些握着鞭子的手是如此稳定，每一次挥动都精准地落在试图突围的脊背上，将骚动镇压成暂时的秩序。
我蜷缩在巷口的阴影里，像一块被遗忘的砖石。眼前的景象如利刃般劈开我的视线——那条被栅栏围出的猪路，俨然成了存在主义的展示场。每一头猪都在上演着生命的终章：有的疯狂地用鼻子拱着冻土，仿佛要掘出一条生路；有的呆立不动，眼神涣散如将熄的炭火；更多的是在不安地颤抖，它们的战栗在冬日干燥的空气里荡出细小的波纹。
最令我不安的是围观者的神情。他们叼着烟卷，用靴尖轻踢着不安分的猪只，谈论着腰围、膘厚和市价。那些尚在喘息的生灵，在他们口中已完成了从生命体到商品的蜕变。钞票的沙沙声盖过了垂死的呻吟，秤杆的平衡取代了生死的重量。
我蹲在草垛后面数猪时，突然发现一件怪事：那些赶猪的大人，走起路来也和猪一样排着队。王叔要去城里打工，李婶絮哆着嫁女儿，连学堂里的先生都在念叨“升学率”。他们手里虽然没拿鞭子，后背却好像被看不见的什么东西抽着，走得比猪还整齐。
栅栏的影子斜斜地爬过来，把我的运动鞋切成两半。我慌忙往后缩，却看见自己的影子也变成了长方形——原来我和那些猪一样，早就被框在看不见的格子里。就像母亲不许我爬高上低，老师逼我背不懂的诗，这些规矩织成的栅栏，比木头钉的还要牢固。
最让我想不通的是，大人们总说要当“人上人”。可如果他们口中的“人上人”，不过是从猪路换到更漂亮的路，路上照样有鞭子赶着走，那和我们玩的跳格子游戏有什么两样？只不过他们跳的格子，名字换成了“功名”、“利禄”，摔倒了也不会被伙伴们笑话。
我僵在原地，双腿像生了根。明明那屠刀下的身影并不是我，可我却莫名的感到一阵森冷的寒意，仿若我也是那刀下不谙世事的小猪一般，走在冥冥中规划好的道路上，一个不小心便成了那刀下的一抹冤魂。这个念头让我浑身发冷，仿佛有冰冷的蛇顺着脊背爬上来。队列缓缓移动，每一头猪都在重复相同的轨迹：从懵懂地站着，到惊恐地挣扎，最后变成挂在铁钩上的一堆肉。整个过程像一场精心编排的仪式，每个参与者都知道自己的角色，连猪都不例外。
我的眼睛不由得来回的扫视着庞大的队伍，最能吸引我的还是离我最近的那一头猪，他是趴着的，很安静的，始终目视着前方，没有左顾右盼。
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整个队列里没有比他更坦然的一个了，可是不断颤抖的身体还是出卖了他。他很干净，只有耳朵上有一个蓝色的标签。因此年幼我并不反感他。冥冥中的鬼使神差，我从小巷子里走了出去，空气中弥漫着猪粪和血腥气混合的味道，从我出去后，这种味道更加浓郁了。它的眼睛是棕色的，湿润得像秋日的潭水，倒映着我变形的影子。我伸手摸了摸它的背，感受到皮肤下肌肉的颤动。它的毛发在我掌心下竖起，又缓缓伏平，就像被微风拂过的麦浪。那一刻，我感受到一种奇异的快乐，仿佛我们共享了某种秘密：它知道死亡将至，我知道我救不了它，但我们仍然在这短暂的交汇里，互相安慰。我们仿佛有一种不为人知的默契。我被别的孩子强行安排做“鬼”的不满，竟也悄无声息的淡了。
“走开！危险！”老姨的喊声刺破寂静。她粗糙的手拽着我的后领，像拎小鸡一样把我拖离猪路。我挣扎着回头，那头猪仍安静地趴着，阳光在它身上投下栅栏的阴影，像一道道黑色的伤口。不知它是认命了，还是已经麻木。老姨的手掌有股猪油的味道，这让我突然意识到，她可能刚从那口大锅旁过来，手上沾着的，是另一头猪的脂肪。
“你干什么！”母亲不知何时出现在巷口，她的呵斥声像一记无形的鞭子抽在我背上。我这才发现自己的新棉袄下摆已经蹭满了地上的泥浆和草根。她三步并作两步冲过来，指甲几乎要掐进我的胳膊：“跟你说了多少遍，别乱跑，离这儿远点！怎么就是不听？”堂姐在母亲身后冲我挤眼睛，她的羊角辫上还挂着刚才捉迷藏时沾的枯叶。其他孩子围在晒谷场的石碾边，正用树枝拨弄着屠夫分给他们的小猪膀胱。那吹胀的器官在尘土里弹跳，像颗丑陋的心脏。“胆小鬼！”为首的男孩朝我喊，我默不作声，像是没有听到。
母亲和老姨的絮叨声从身后传来：“城里孩子就是金贵...”、“还得用草木灰去去晦气...”我低头盯着棉袄上斑驳的泥渍，它们正慢慢晕开，变成一幅模糊的地图，就像我永远也搞不清的，这个村庄弯弯绕绕的小路。
晚上吃饭时，桌上摆着刚杀的猪肉。粉白色的肉片在沸水中翻滚，逐渐变成灰白色，像褪色的记忆。大人们推杯换盏，谈论着今年的收入和明年的打算。我盯着碗里的肉片，突然想起那头干净的猪。它的肉现在在哪里？是变成了我碗里的这片，还是挂在灶台上的腊肉？这个念头让我胃部隐痛，但饥饿最终战胜了感伤。肉很香，带着姜蒜的辛辣，在舌头上化开时，我尝到了一丝苦涩，不知是来自猪肉，还是来自我的良心。
往后的日子里，我时常在吃肉时想起那双湿漉漉的棕色眼睛。我开始厌恶自己的虚伪——明明为它难过，却还是吃得津津有味；明明抚摸过它颤抖的背脊，却也能对着它的血肉大快朵颐。这种割裂感让我在饭桌前坐立不安，仿佛身体里住着两个小人：一个在流泪，一个在咀嚼。
最让我羞愧的是，我发现自己渐渐学会了遗忘的艺术。就像大人们教导的那样，把肉切得越小，就越不会想起它曾经是个活物；把肉煮得越久，就越能忘记它也曾会痛会怕。这个自欺欺人的把戏玩得越熟练，我就越看不起自己。
有时候半夜醒来，我会突然想起它。这时我就会变成一个可笑的矛盾体：一边怀念着抚摸它时的温暖触感，一边回味着猪肉的鲜美滋味。这种分裂让我困惑不已——我究竟是个善良的人，还是个伪君子？或许就像母亲说的，我想得太多了，可我就是控制不住。
很多年后，我在课堂上读到《孟子》。当看到齐宣王“以羊易牛”那段时，窗外的阳光突然变得刺眼，学到了那一段‘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①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在那一刻，我已和那千年前的齐宣王共情，只是富有权势的他一句话就可以拯救那条生命，而年幼无知的我就没有那样的本事了。
那个乡下杀猪场的画面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连热气蒸腾的弧度都分毫不差。我突然明白，齐宣王的矛盾从未消失，它只是换了个形式存在于每个现代人的心里。我们发明“君子远庖厨”的智慧，恰似给血腥屠宰系上蕾丝飘带——既要果腹之实，又求心安之理。这种伪善如此必要，以至于失去它，我们可能无法继续自称文明人。
现代超市把这种伪善发挥到极致。冷藏柜里的肉被切成规整的形状，包装在干净的塑料盒里，贴着可爱的标签。没有血，没有毛发，甚至没有骨头，它们看起来更像积木，而不是曾经活着的生命。这种精心的伪装让我们可以安心地把它们放进购物车，就像挑选一包纸巾那样自然。偶尔，当我在超市看到带血的托盘时，周围的人会露出厌恶的表情，仿佛那是什么不洁之物。这种反应很矛盾——我们愿意吃肉，却不愿想起肉从何而来。
时间像屠夫的刀，将记忆片成两半。前半截还淌着血丝，后半截已冻在冷柜里。去年深冬，早已长大的我，陪母亲回乡。老宅后的杀猪场早已改作牛栏，青砖墙上还留着当年挂铁钩的凹痕，如今爬满了枯黄的忍冬藤。小牛犊在阳光下甩着尾巴，鼻尖蹭着食槽边缘的冰碴，它们的睫毛上凝着霜花，眼神清澈得能照见人影。母亲抓了把干草递给我：“当心手指，牛看着温顺，急了也会顶人。”
我的指尖突然泛起幻痛——二十多年前那个冬日，抚摸猪背时的温热触感穿越时空灼烧着我的皮肤。现代化挤奶车间和屠宰场被藏在了村西头，电子围栏取代了木栅栏，哀鸣声也被消音装置吞吃。这种文明的进化让我想起母亲常说的“眼不见为净”，原来我们始终在用更精巧的方式重复古老的逃避。
小牛用潮湿的舌头卷走草料，嘴角漏下细碎的秸秆。它全然不知自己的项圈里嵌着定位芯片，就像当年我不知道猪身上的标记意味着什么。母亲往食槽添了把豆粕，这个曾因我抚摸猪背而责备我的女人，曾因为我的顽皮而头痛的大人，此刻正用同样的手势照料新生的牛犊。我突然读懂了她当年的严厉：她不是在否定我的悲悯，而是用现实主义的生存法则，为我筑起抵御残酷的高墙。
现在，当我站在厨房处理一块猪肉时，偶尔还会想起那个冬日的早晨。记忆中的细节已经模糊，但那种混合着恐惧、怜悯和好奇的感受依然鲜明。我终于明白，成长不是学会对某些事视而不见，而是学会在看见之后，依然能找到继续前行的理由。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间庖厨，里面藏着不愿示人的矛盾与妥协。而所谓成熟，就是在保持这间庖厨运转的同时，不让里面的热气灼伤自己的灵魂。
[后记]
这篇文章写完后，我做了个梦。梦里我又回到那个十字路口，但这次我站在人路上，看着另一个“我”站在猪路旁。我们隔着栅栏对视，谁都没有说话。醒来时，窗外正在下雨，雨滴顺着玻璃滑落，像无数细小的泪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