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之上

外祖父去世

春天，总会给人特别的好感。这种好感会让人对所有事物产生莫名的兴奋和喜悦。就像现在看着襁褓中的孩子和窗外的远山，仿佛人间所有的美好都会接踵而至。然而，现实还是会以它应有的姿态到来，把人从美好的想象带入琐碎的日常。这一切已经没办法与母亲讲述了。一九七四年初春，凉山州南部的崩底村在暖风吹拂下开始苏醒，绿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山谷和坡顶，田间地头忙碌的人又重复着去年的工作。与往年不同的是，母亲出生在了村中的一个李姓人家。

新生命的到来，打破了外公家沉闷的氛围。母亲没出生前，家中只有四口人是标准的中国式家庭。记忆里外公有个兄弟，不知什么原因，没与这个大家庭同住，单独住在离村子五里地的山地旁。这在崩底村是少见的，大多数人家都是六七人的大家庭。这种家庭组织，一方面使亲人之间有更多的机会交流，另一方面有利于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村子是彝族聚居村落，却没有传统彝家森严的宗族法则，风土人情与汉区家庭并无两样。外公姓李，母亲也姓李。与汉区稍显不同的是，村中年长者大都信仰耶稣，每天吃饭前都会祷告，感恩主对生活的恩赐。

外公家最大的特点是：田地广袤。据儿时的印象和母亲的讲述，有水田十余亩，旱地也接近十亩。这与崩底村独特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金沙江从村子南边环绕而过，山峦起伏和缓，气候炎热，遍布沙土和胶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优渥条件。很长一段时间里，崩底村种植的水稻、玉米远近闻名。出产的烤烟，叶片硕大，颜色金黄。为了适应生产，村里的小孩从小便会熟练使用各种农具，驾驭牲畜。母亲骑骡子是一绝，无论秉性如何刚烈的骡子，到母亲手里都会乖乖听招呼，儿时常常骑骡子上学。试想一番，一个女孩，策马扬鞭，驰骋在山间小路，道路两旁是一块接一块的庄稼地，这是多么的洒脱，多么的自由。

母亲9岁去乡上读小学，15岁小学毕业。上学期间，除了正常到学校学习，课余时间像大多数孩子一样，忙碌在田间地头。至今，在离村子二里地的坡上还留有母亲参与开垦的山地。不过坡地上已经没有了长势喜人的玉米苗，取而代之的是飞机花和柳叶草，以及一条穿山而过的水泥路。母亲读书的小学，教室宽敞亮堂，但学生已寥寥无几。母亲是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小学学业的，那略显黯淡的木方柜里的毕业证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上天没有护佑优秀的人。一次平常的农事活动，让这个稚嫩女孩的命运发生了突变。那天，外公照常去水库放水灌溉稻田。水库位于村子北边的山坳，靠收集雨水，保证每年的稻田用水。这是一次平常的放水，在此之前外公与水库之间都达成了某种默契。首先开闸，然后水流窜入涵洞，最后顺着沟渠一直向南流淌，到达村子最远处的水田。几十亩水田因为有了水库灌溉，总能在每年秋天向劳作的农民展现它一生积累的金黄与厚实。人们黝黑的脸庞，总会眯着缝，微笑地寒暄：“今年，老天给的收成不错。”

外公却在这次比吃饭还熟悉的放水过程中，永远抛弃了这个拥有两个老人、三个孩子的大家庭。外公去世后，母亲逐渐成了外婆家农事劳动的主力。面对二十余亩土地和数口人的生计，母亲展露出了彝家女孩独有的刚毅与坚韧。白天忙于播种、施肥、除草，喂养圈里的牛和骡子，晚间则辅导两个弟弟写作业。二弟弟踏实、勤快，作业往往能很快完成。小兄弟生性活泼，在枯燥的作业面前显得漫不经心，拿出课本，稍不注意便会跑出家门。

彼时，崩底村全是泥泞小路，外公家背后分布着三四个池塘，池塘里种有荸荠。到了荸荠成熟的日子，全村的孩童，三三两两结队涌入池塘。这个时节，母亲最为操心，池塘四周虽种有荸荠，但中间有一二米的水深，对一群幼小的孩子，足以构成致命威胁。兄弟们并不理会姐姐的管束，这时外婆往往手持藤条上前训诫。这种方法仅对二舅奏效，小舅往往不予理会，常常当着母亲和姐姐的面诚恳认错，离开监管后便抛之脑后，仍然随着秉性做事。好在两兄弟的成长，虽磕磕绊绊，却并未出过大的岔子。

此外，母亲处理事情的作风也让人印象深刻。因外曾祖父会骟猪的手艺，常有乡邻上门拜访。外曾祖父好酒，喝起酒来往往不知东西南北，常常忘记去邻家骟猪。这时母亲会与亲邻致歉，然后毫不留情地指出外曾祖父的过失。农忙时节，遇见邻家玉米棒子没掰完，或是水稻没收完，母亲都会前去帮忙。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数年，直到遇见父亲。

婚后生活

一九九六年，母亲与同县邻乡的父亲结婚。也许是某种特别的缘分，母亲姓李，父亲也姓李。两人的婚姻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亲跟随媒人指引，到母亲家中拜访，大家相互熟悉后，便定下了婚姻。两人的婚礼十分简单，领了结婚证，仅请了几位年长者做见证，便开启了新的人生阶段。

婚姻对两个人意味着什么？两个青年没有过多考虑，便满腔热血窜入了其中。

次年，随着新生命降生，两个贫苦家庭露出了幸福的笑意。他们为这个孩子取了个意蕴美好而又十分朴实的乳名：小福。想必认为孩子能够健康长大就好，不必大富大贵，又或是想取“大家有大家的风度，小家有小家的福气”这一寓意。

我出生后，虽有新生命诞生的欣喜，但家中状况并不乐观。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住房问题，一家三口挤在一个房间。屋内仅放有两张木床，三四把农作的锄头，两个陶罐，一个装母亲自制的辣酱，一个用来制作腌菜。厨房是父亲用土砖垒的临时灶台，位于两家人对半分的正屋。父亲每次回家时，月华早早铺满清冷的土瓦，房屋斑驳的倒影落在棱角分明的土墙上，瓦缝里冒着炊烟与饭菜的蒸汽，当一股温热气息消散在寂静的夜空时，幸福便成了闪闪发亮的明星。贫乏生活里虽然浸润着难得的温暖，但更多的是别人的冷眼与嘲讽。

90年代，村里人家已经稀稀疏疏开始外出务工，许多人敏锐地洞察到：经济发展才是改善生活的根本。人手多的人家，年轻人大多在攀枝花务工。我们家，因祖父去世早，让举步维艰的生活常常捉襟见肘。加之，我叔伯儿时外出看电影彻夜未归，步入乱坟岗，找到时浑身颤抖，引发高烧，落下了精神失常的后遗症。整个家庭呈现出夹缝中求生存的状况。基于此，母亲无法外出务工，只能在家种地和照管年幼的我。

日子在琐碎和平凡中日渐陷入枯燥，母亲对生活的印象发生了逆转性改变。来到新环境，虽说还是一样的生活方式，可接触的人却并非母亲想象的和善。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婆媳关系，每天一日三餐，味道的咸淡酸辣都会成为矛盾的导火索。祖母饭菜吃得节俭，每顿大多是青菜，少油荤，而母亲由于每日劳作，则喜欢有肉果腹。除了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两代人在生活经验和观念上的冲突，也让二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呈现出了对峙的态势。也许来自长辈的不理解尚且能够忍受，但面对外人的刁难，无异于雪上加霜。母亲像往常一样上山找柴火，只因误入了“封山育林”区，砍了几捆树枝，便被村里护林员没收了砍刀，护林员以母亲不是村里人为由，要求父亲上门领取。

如果说这是贫穷人家的悲哀，那么因为民族不同被乡党诟病，则是内心所受的炮烙之刑。事情要从我出生时说起。十月怀胎，忍受身体种种不适，已是母亲最伟大之处。我出生后，母亲便遭受了第一桩欺辱：胎盘被邻家拿去吃了。每当想起这个情景，我内心深处难以遏制的悲愤与无奈便会涌上心头。更让人无法释怀的是，众人常常在背后嘲讽母亲，说母亲是蛮子，讲话只会叽里呱啦。每每想起，我都会泪流满面，我不知道母亲到底为我付出了多少，也无法想象九十年代母亲从彝区嫁到汉区承受了多少精神创伤。

上天并未眷顾苦难之人。10岁那年夏天，我和几个小伙伴相约捉鱼，捉鱼回来后，因酷热难耐便偷吃了雪糕。这个小小的举动，却成了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搏斗。第二天早上，我头昏脑涨、浑身颤抖，母亲急忙把我背到村里诊所输液。连输两天后，依旧高烧不退，吃下的食物和药，一股脑全吐了出来。第三天，父母决定把我带到镇上医院检查。到镇医院后，我失去了意识，医生让父亲和母亲签了病危通知书，并要求转院到攀枝花医院，让家人做好心理准备。经过父母的慎重考虑，我被安排在镇里医院继续治疗。一夜的夹冰冷敷后，我的体温终于降了下来。事后听医生讲，我患的是脑膜炎。这种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孩子智力受损，听力受损，甚至诱发癫痫。好在经过父母的悉心照护，住了半个月院后，我又重新回到了校园。

半个月里，一周左右的时间，不分白天黑夜，我都在输液。有时半夜醒来，母亲还在用热毛巾为我敷打针发肿的手腕。父亲则专注地盯着一滴一滴落下的针水，像守护生命之光穿越浑厚黑夜抵达辽阔的清晨。出院那天，母亲照旧为我买了两根火腿肠和一瓶营养快线。从她露着笑意的脸庞，我看到了苦难背后，一位母亲久违的欣喜与从容。

搬迁

我出院后，父亲、母亲与祖母之间的关系缓和了很多。或许大家都意识到了生命的脆弱，或许是搬家的缘故。零几年时，因邻居搬迁会影响我们家唯一的一间房，几经思虑，母亲决定买下邻居的房屋，价格二万二千六。当时家中仅有三千元，较于两万，有种天文数字的悬殊。母亲无奈，前往外婆家一方筹借，经过一星期的走访，最终无果而返，贫穷再次给了母亲当头一棒。好在事情出现了转机，遇到矿上大规模修建选厂，要修筑一个尾矿库。尾矿库选址占了家里几亩山地，赔偿了九千六百余元，缓解了燃眉之急。而后母亲通过养猪，父亲到厂里采矿，还清了这笔巨款。我们一家，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房屋虽依旧不大宽敞，却是单门独户。生活的喜怒哀乐，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搬入新地方后，母亲过了几年安稳日子，家里出现了一个发展小高峰。虽是旧屋，在母亲细心打理下，还是呈现出了一个家庭应有的温馨与幸福。母亲在半年时间里为房舍添置了新沙发、冰箱，又购买了水牛和毛驴。当时，村里引起了轰动，人们开始用别样的眼光打量这个高高瘦瘦的女子。她一方面展露着饱尝辛酸的坚韧，另一方面以苦中作乐的积极同生活相抗衡。几年下来，家中生活得到了改观。

最为显著的是饭菜的变化。无论哪天，顿顿吃肉成了家里的标配。若是家中有人到访，无论是干活的陌生人，还是熟悉的亲友，母亲都会杀鸡、煮腊肉。为此，还与父亲闹过矛盾。

“人都认不得，煮这么好，有啥子用。”

“认不认得不重要，来者都是客。”

几句话一过，父亲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任由母亲安排。

母亲并非大手大脚的作风。吃食方面虽大度，其他方面却精打细算。每年买几袋苞谷种，买几袋水稻种，磷肥买几袋，复合肥买几袋，尿素买多少，都做了安排。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母亲对自己穿着的节省。每到阴雨天无法下地干活，母亲都会缝补破损的衣服，或纳些布鞋。母亲穿衣服十分随意，不在意是否有补丁。常常告诫我：“吃要吃好，吃好才有力气干活。穿嘛，穿什么都一样，又不是大老板。”话虽这么说，我的衣服却从来没有补过，每年总会为我买三四套新衣服。母亲穿的衣服，大多是别家送的。父亲常常拒绝，母亲总会说：“这么新，丢了怪可惜的，还能穿。”

除了穿，母亲对自己的身体也十分严苛。感冒发烧常常靠自制的土方坚持，实在撑不住了才去村里的诊所打针。从没有到大医院做过检查，只有一次因挑水浇菜后，手肘疼痛无法抬起，在父亲要求下，去镇上医院打过一次CT。检查后，医生开了药，母亲坚持不要，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可母亲的身体状况，远没有她预想的好。

母亲去世

二零一二年秋天，当所有人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时，母亲却迎来了生命的冬天。那个周日，吃过午饭，母亲安静地坐在地坎上，缝着今年的新布鞋。今年准备的鞋比往年多，每一双都缝得很扎实。母亲叮嘱我，去学校认真学习，不要惹事生非。我不耐烦地背上书包，看也没看母亲，关了大门便朝学校悠闲地去了。心里计划着到学校后和同学去哪里吃饭，丝毫没想家里的事。

周一、周二，我一如既往的上课。

周三早晨，我刚从食堂出来，班主任老师亲切的问我：“吃没吃早饭。”

我感到一丝隐隐的不安。两年多来，班主任从未这样与我说过话。

他接着说：“你爸打电话来，叫你回去一趟，你妈生病了。”

我心里惊了一下，生病了叫我回去？

班主任继续补充说：“班车还没走，你坐班车。”

惊讶与困惑，一下让我慌乱了。母亲虽身体不太好，每次去诊所输液后都会康复。难道这次？瞬间，仿佛人世所有的疑惑都似潮水般朝我汹涌打来，让一个年仅15岁的孩子被迅速淹没。我走到校门电话亭，又与父亲打了个电话，父亲平静的回复我，你先回来。走到集上唯一一家公话超市的时候，我又与父亲打了电话，父亲依旧告诉我，先回家。这是传说中的晴天霹雳，轰击着一个少年内心所有的平静与安稳。身体因焦急和恐惧变得瘫软，平时健步如飞的脚步，此时变得踉踉跄跄。询问班车司机后，得知车子还要等人，我选择步行回家。一路上，我又想起了母亲周天缝衣服的场景，她是那么的平静，那么的祥和，怎么可能生病。她才三十多岁，怎么可能生病。泪水混杂着鼻涕和不断刮来的冷风，模糊了我的双眼与脸庞。不知走到了哪里，遇见了一位骑摩托车的大叔。我丝毫没客气，站在路中间拦停了他，用果断而直爽的语气说：“拉我一截，我给钱。”大叔没有推辞，也许是看到了我哭红的眼睛，也许作为父母，对孩子总有一种莫名的关照。他说：“你们这些小娃儿，不好好读书，跑啥子跑。”就这样，他载了我一程，下车后我从兜里掏出二十块钱，大叔没收。我继续朝家的方向一路狂奔，到家时衣服和裤子满是泥泞，鞋子破了个大洞。

我走进家门时，显得十分安静。父亲在打扫卫生，亲友搬的搬东西，煮的煮饭，平日里热情的黄狗蜷缩在窝里，唯独没看到母亲。突如其来的沉默，让我感到一丝寒意。我跑进房间，母亲盖着被子，平静的躺着。我用双手紧握母亲的手，一阵冰冷让我感到刺骨的颤抖。瞬间，脑海里的种种设想如同掉落的柳絮，在悲痛欲绝的飓风里肆意横飞。

痛哭，成了唯一的表达。啜泣，冲破了无声的死寂。

夜里，惊雷和风雨同时袭来，像要替母亲洗刷生活的苦难，也像在诉说一场巨大的悲哀。母亲面色平和的躺在黑色棺木里，双眼紧闭，黑白夹杂的头发略显混乱，像在熟睡，也像在祈祷。我只能双腿并拢，虔诚的跪在母亲面前，渴望母亲对我再次进行训诫。

母亲就这样永远定格在了38岁，我生命中的15岁。母亲离开的几个月里，我回家开门后的第一件事是喊“妈妈”，直到没人回应，言语变成啜泣，才意识到母亲离开了。她曾告诉我，如果下辈子变成一只鸟就好了。我也希望母亲成了一只鸟，这样便不用为复杂的人世奔劳，也不用再经受一次次痛苦的煎熬。每当看到窗边的小鸟，我总会发呆的看着。我想一个母亲不会忘记自己的儿子，也可以体会到儿子日夜思念的苦楚。

迅速苍老的父亲

母亲离开后，最让人牵挂的是我的学业。一个初三的孩子要不要继续读书，亲朋好友发出了两种声音。一种鼓励我让我继续完成学业，通过读书改变自己渺茫而卑微的人生。另一种则站在现实的角度，让我初中读完外出务工，一来可以找份工作养活自己，二来可以缓解压在父亲身上的沉重压力。经过很长时间的挣扎，我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先把初中上完，考上高中便继续读书，考不上便去学一门技术。也许是母亲的护佑，中考成绩出来，如愿考上了县城第一中学高中部。当所有人都放松了紧绷的神经时，我却感到一丝忧虑。

母亲去世后，父亲扮演了双重角色，既当爹又做妈。印象里威严肃穆的父亲，变得柔和了许多。以前不善言辞的秉性，突然间全改变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一个年幼孩子不厌其烦的教导。父亲常常同我讲述与我有相似经历的人的故事，讲这些事情时，呆板的父亲仿佛如有神助，语气昂扬，眼神坚定。每个字符都像钉子，渴望把那些升腾的希望钉在薄弱的命运之上。父亲会尽量把故事讲得详尽完满，这样故事就会变成事实，就会让一个少年有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决心。当我失落时，总会从父亲的眼神里获得鼓励与指引。总会从那些未知的时间里，看清人生的方向。虽然我们彼此都无法表达，却常常感同身受。

父亲开始在我的印象里变得深刻起来。母亲去世前，我对父母之间的关系毫不关心，不觉得二人有怎样的深情或隔阂。他们每天都会重复相同的事，母亲日复一日的喂猪、种地、割草、热洗脚水。父亲每天很早离开家，皓月当空才会返回。回来时，橡胶鞋满是矿石碎屑，身上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汗味。母亲不在后，父亲经常翻出结婚时的照片，稚嫩的青春仿佛还在昨天。照片里父亲身着西服，斜刘海发型，面露微笑。母亲穿一身昏暗的运动服和一双不相搭的白色鞋子，两人隔着一尺左右的距离。在草地和鲜花的衬托下，显得有些别扭，却洋溢着幸福。父亲每次都会对着照片注视许久，直到眼睛里的千言万语，被忙碌打破，深切的情感才会暂时让位。

在思念和牵挂的搅扰下，父亲头顶的白发出卖了无情的时间，尘世的繁霜爬上了枯黄的脸庞。这种状况在我上高中后，开始迅速显现出来。每月几百上千的生活费，渴望孩子考上大学的殷切期望，奶奶的大小病痛，像刺入身体的银针，稍有不慎便会扎错穴位，将一个中年人瘫软在地。我上大学后，情形显得越发艰难。父亲的额头像遭遇过洪水侵袭，沟壑纵横，两颗因长期无法安眠而挂满血丝的眼珠，小心地匍匐在凹陷的眼眶里。目光依旧那样严肃有力，让沉默的生活，不敢大声喧哗。

二零一九年，命运的琴弦被再次拨弄。父亲上班时手被机器损伤，失去了一截手指。同年，奶奶痔疮发作，几日无法排便，我患了急性腹膜炎加阑尾炎。瞬间，让负重前行的父亲，再次陷入生活的泥淖。经过一系列检查，医生建议我住院治疗，手术费一万。父亲得知后，拖着受伤的手，连夜为我转了医药费。又打电话宽慰我：“我的手你不用担心，有厂上负责，你叫小平陪你去医院看看。”话音未落，一个二十二岁的身影早已泣不成声，挂了电话。在恋人的陪伴下，连夜前往夹江县人民医院做手术，好在手术很成功，在医生和恋人的照护下，六天后便出院了。而父亲，正用一只手播种家里的五六亩土地，我得知这些信息时，玉米已长成了一片碧绿海洋。又听父亲在电话里讲，奶奶坚持不去医院看痔疮，非要等我回去。一时间，人生这条路在脚下变得既虚幻又无助。好在，在我和父亲的劝慰下，奶奶终于同意去诊所看看，吃药治疗后，虽得到了缓解，却落下了复发的病根。

父亲至今残缺的左手，像一柄饱经沧桑的宝剑，破损的表象下，磨砺的锋刃继续与生活相抗衡。面对生活的反扑，父亲总会一次次起身迎战，哪怕遍体鳞伤，也决不投降。这是母亲去世后，父亲告诉我的最深刻的哲理。

我每次打电话给父亲，都害怕父亲的声音变得沙哑。自母亲不在后，父亲的身体已大不如前。我读书时，父亲担心我的生活费，怕我忍饥受冻。我工作后，父亲害怕我不适应社会环境，常常打电话给我指引。我结婚后，父亲又常常告诫我，如何对待妻子，如何关照两个家庭。而我却经常用那些理论，用那些自以为是的正确回应父亲。每每想起，我都会在无人的夜晚，悄悄流下悔恨的热泪。恨自己为什么不能跟父亲分享一些欢乐，恨自己为什么在生活面前如此不堪一击，恨自己为什么只会为自己的过失、错误、无能谋求华丽的掩饰。

我曾多次思考，时间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当我思考时，父亲又会在夜色里走到熟悉的破碎工段岗位。母亲或许又在厨房里热好了香气扑鼻的饭菜，烧好了洗澡水，坐在破旧的草墩上等待月华里那个熟悉的身影。也许时间并未给予我们什么，只是我们带给了时间无尽的牵挂和思念。就像现在，看着母亲坟头的荒草，我可以不用理会那些高深莫测的含义。我知道母亲还在我生活着的土地上关照着我。那是十五年来，她对一个生命的担忧、苦恼和鼓励，也是终其一生最伟大的教育。我知道父亲已经与时间和解，他们常常互不干涉却又形影不离。如今，每当风吹过田野，鸟到院子里的石榴树上啼鸣，我都会欣喜，都会感动。因为那里藏着我和母亲的秘密，诉说着一家人彼此相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