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

王连聘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小学一二年级都是在他的教导下度过的。

我家和王老师家是鸡犬相闻的近邻，两家一东一西住着。我还很小的时候，有一年，我的母亲，还有于姓的奶奶，就和他的父母一起去过淮阳太昊陵赶庙会，带回的黄胶泥捏制的响器玩具，我玩了几个月，至今难忘。他的父亲年轻时做过小买卖，去过一些地方，有外出闯荡的经验。

王老师在村里辈份低，他教的学生中，多数都是他的叔叔辈。当时在他手下读书时叫他老师，升入高年级，或下学不读了，就不把他当老师了，而是直呼王连聘，甚至拿社会上那种长辈可以随意斥骂晚辈的做法和他打交道，我是很看不惯的。多少年来，王老师从不计较那些对他的不恭。对他的学生，按照村上的辈份高低有序的规矩，还是该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我有一次在老家，在村头看到他正蹲在地上和人下“五道”棋，见我走过来，忙停下手中正落的棋子喊我叔，我听了周身不自在，觉得别扭得很。我说我是您的学生，您是我的老师，老师对学生就要直呼其名，就像当年在课堂上您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时那样。

村里的小学，现在看来不能称之为学校，只能说是一个分散的教学点。教学条件极其简陋，一间房子，一个教师，一块黑板，两排土坯垒起的课桌。两个年级，十几个孩子，一年级的坐前排，二年级的坐后排，交替进行教学。一年级的上课，二年级的就做作业，二年级的上课，一年级的就做作业。王老师巧妙安排，课堂作业布置得不多不少，这边一堂课过去，那边一堂课的作业也差不多做完了，动作快的孩子，完成作业后还可以复习学过的知识或预习新课，但都不能乱说话、搞小动作。两个年级，说互不影响那是假的，但王老师总是能把干扰压到最低。聪明好学有上进心的孩子，反倒利用混合教学的时机，把知识学得更扎实了。

勤工俭学是少不了的。那个时候，但凡是学校，大队或生产队都会专门划拨一块地供搞农副业生产，种什么，怎么种，悉听尊便，全由学校自己拿主意，收入多少也都有学校支配。生产队给小学的一块地在村南路西，离水也不远。王老师是有些经营头脑的，他既不种粮也不种菜，而是种起了红花。红花是一种药物，我们那儿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特别适宜生长。

王老师能想着种红花，就显得比别人高人一筹。因为粮食价钱低，种菜吧，生产队里有菜园，固定有专业的种菜人员。那么一点儿土地，就是每季都大丰收也卖不了几个钱，红花就不一样了，价钱上可能要翻几番。红花种植并不复杂，地都是上等的好地，正常施肥、浇水就行。红花成熟要收了，王老师就带领学生去采摘，我们人小，钻进地里人和花棵齐高，红的花蕊，绿的枝叶，黑的头发，人走花摇，人静花止，那情景是十分动人的。学生们将一朵一朵成熟了的红花采下，放进挎着的空书包里，然后再统一收进一个大的袋子里。红花不能晒，只能在房间里晾着阴干，王老师为此没少操劳。我当选了学习模范，王老师就带着我，还有另一个被评为劳动模范的学生去卖红花。在唐桥集上，他花一角钱，买了两个油炸糖糕，给我们每人一个，他自己没有舍得吃。现在回想起来，那种香甜的味道都还在。这不光是对我们从事生产劳动的奖赏，对学习也是个很大的鼓舞。我在王老师手下读书的最后一个学期，也就是二年级结业的时候，他奖我一支“英雄”钢笔，大概值七角钱，这很了不起。因为他知道，进入三年级就可以使用钢笔写字了。这对我又是一个大的鼓励。

王老师爱吸烟，而且烟瘾不小，没有钱买“洋烟”，就抽自己卷的“喇叭筒”。烟叶是生产队地里长出来的，烟纸是学生用过的作业本。烟和纸，都是就地取材，不花钱，也费不了多大事，就能抽上烟了。王老师烟抽得多，牙齿早早就熏黄了，再有一张黧黑的面孔，倒也般配。一般来说，男人爱抽烟就心事重。王老师当时不足二十岁吧，还是个大孩子，不停地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又是什么原因呢？我没有就这个事和他交流过，也许真有啥心事，也许就是单纯的想吸而已。他们家的生活说不上好，也算不上坏，总体上还是能过得去的。这不光在他教学的时候，不教学之后的很长时间内，他抽的烟比一般人还是多。有人说他年纪轻轻，抽烟就这么没个节制，对身体不好。王老师不这样认为，说抽了就抽了，如同口渴了要喝水，肚子饿了要吃饭，很自然。

王老师思想开通，啥事都能看得开。他们那个年龄段的，不少都是生三五个孩子，而他在人口政策面前不闯红灯，才两个，大的女儿，小的儿子。许多看起来比他有能量的，在众多孩子的拖累下，日子都过得艰辛苦焦。离开学校后，王老师边参加生产劳动，也顺应时代大潮，做起了生意，家里经营日用小百货，农闲时偶尔也骑着自行车走村串巷销售货物，也算是子承父业。本小利薄，品种又不多，规模也上不去，但多少赚几个补贴家用，比坐吃山空好。从搞勤工俭学，到做小生意，从教书育人到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不难看出他随遇而安、认真对待生活的人生态度。王老师是一个勤奋刻苦的人，一个能够顺应时代的人。

有一年回老家，我想去看望王老师，却听人说他去了广州。去广州？我不解，便问究竟。一个似乎略为知情的人说，是到他儿子那儿去了，他儿子在广州落户安了家。在我的印象里，王老师的儿子，总是营养不良的样子，脸上缺少少年夺目的红润，头当顶耸着一撮干巴焦黄的乱发，破旧的衣服上沾着泥土和草屑，但活泼，机灵，透出乡村孩子特有的纯真可爱。能有那么大了吗？我疑惑。可又一想，怎么不是啊，都二十几年了，当年的黄口小儿早成了顶天立地的汉子。这孩子，在北方某滨海城市的一所航运学校读书，毕业后进了一家跨国船运公司，成了一名海员。从此越洋过海，一飞冲天，去了不少国家和地区，真个像长了翅膀，成了我们那一带走得最远、见识也最广的人。这是很值得夸耀的！

我问了村里的几个人，王老师的儿子在广州哪儿，他们说了几个地方，都不属于广州，我就怀疑是弄错了。也就此断定，他们可能是生活在别的城市里。因为我知道，村里有谁外出谋生了，给家里联系，过去靠写信，现在都是打电话，说哪一个人去了什么地方，通常只能口传。去了南方，往往就说成到了广州、深圳，去了北方就说成北京、天津，往东南走的不是温州就是义乌，去西边的通常说成是西安或新疆什么地方。现实生活中，这些城市的确是我们那儿打工的人去得最多的。在当地有已经站住脚的“自己人”，初来乍到吃住能有个依靠，是理想的打工去处，所以就有了王老师在广州这种想当然的说法。多年生活，我对广州还算熟悉，而他们说的地名是不是广州的，我一听大概也能明白。

后来有一天，忽然接到王老师打来的电话。我很意外，急忙问他在哪儿？清远，王老师说。清远就在广州的北面，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想我得去拜访王老师了。

王老师说他来清远好几年了，我说怎么就不知道呢？！其实是在暗自责怪自己粗心，要是认真打听，大致还是能问个清楚的。王老师说，前几年知道我去了福州，怕工作紧张就没有联系，现在听说又回到了广州，就打个电话。王老师为别人着想，这样见外，让我觉得感动又惭愧。

王连聘在离广州不远的城市里，这就是我们的缘份。我在筹划着去拜访王老师的时间和行程，当然一定要带上酒的。在异地他乡，共叙师生情谊、乡土情缘，也是人生之快事。

                                                                                        2012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