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年俗

红色的年俗

(散文)

作者:华不注诗坛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的童年是在愉快而漫长的岁月里度过。那时，济南东南部山区，虽然大部分家庭物质生活还不算富裕，但乡土文化精神生活却非常活跃丰富。人们平时以地瓜、高粱、玉米面等杂粮为主食，只有八月十五和春节才能吃上水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随着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兴起，生产队除超额完成公粮任务和集体储留粮外，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提高，主食也逐步转变为玉米和小麦，地瓜、高粱成了副食。那时的小孩盼着过年，吃好饭、穿新衣、走亲戚，看戏、看电影、看扮玩的，因此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彼时的冬天感觉比现在寒冷，一般每年都下好几场大雪，十至二十厘米厚的雪不足为奇!冬天，狼猫山水库水结成冰，冰冻很厚。解放牌汽车四个橡胶轮子，一道一道密密麻麻地缠上一圈铁锁链，在冰上缓慢行驶安然无恙。水库冰面方圆几十里，像一面不规则的硕大冰镜，在阳光的照射下十分刺眼。四周山峦逶迤，白雪皑皑，似一条玉龙蜿蜒起伏，怀抱着一个个山庄村厍，一派北国风景。

大雪封山，进入农闲季节，村里的人们就开始组织业余文化生活，同时也为春节做准备。扮玩和演戏是我们这一带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也是春节的两大民俗。演戏除正月外，其他时间也不定期演出，扮玩则主要集中在每年正月十五附近举行。这些都属于自发行为，义务活动，没有报酬，人们皆崇倡大公无私，积极奉献，以此为荣，演员通过自报奋勇和筛选确定。有时村党支部委派团支部，或村里有这方面组织能力的人，张罗组织挖掘人才进行综合培训排练。这时，每个村的扮玩组织者，开始组织人分派各项工作。置办扮玩道具，组织人员安排角色，敎调排练，直至演出，都需按部就班，照计划实施。我们村主要有：踩高跷、玩龙灯、四蟹灯，和唱豫剧、平剧、吕剧之类的民间剧目。像豫剧《红灯记》、《朝阳沟》等剧目，文革之前都曾演出过。这类较长的剧目，一般秋收秋种完成后就开始组织排练，大多利用晚饭后的业余时间，白天有空闲也可排练。参与人员习以为常乐在其中，即便都是义务，也都乐此不疲。由于年年举办，道具都有专人保存，成了风俗。扮玩的和演戏的分为两大帮，不乏两面兼顾者。如果自己村里树木不够用，组织者就会派人，利用夜色掩护，到邻村偷砍成材的柳树枝，用来打高跷。柳树生长迅速，木质细密，质轻结实，不易干裂，是做高跷的上等材料。那时都属于集体财产，锯走树枝也不大影响柳树生长。即便遭遇，他们知道是扮玩用，也都会高抬贵手不予阻拦。龙灯分为十节左右，一般都用竹劈子做骨架，用麻绳或细铁丝扎紧，做好模型，固定好玩龙灯的木把手，外面附上大红、粉红，或黑、白、皂色的龙纹布，经过涂彩美化，形象逼真。一般两条龙为一组，双龙戏珠对舞。四蟹灯为：鲤鱼、大虾、嘎啦(扇贝)、乌龟。不扎高跷，人藏灯内，每人舞动一个道具，鱼贯而演，四人一组。而高跷队则以孙猴子为首，配上唐僧、沙僧、猪八戒，关公、张飞，以及：渔、樵、耕、读，红娘、小姐、张生，青蛇、白蛇、许仙，吕洞宾、何仙姑，媒婆、傻小子、小二哥、济公等角色。文革时，老两口学毛选，工农商学兵等普通百姓形象，也首次出现在高跷队和秧歌队伍中。一般都是捉对出演，少数三人、或单人出演，行进时捉对穿插，亦有穿帮的傻小子打趣逗乐。组织者把高跷队、秧歌队、龙灯、四蟹灯分为几个小组，从组织、排练、演出、后勤、都有专人负责。那时的行动照明工具已由蜡烛灯笼，发展为煤油提灯为主，汽油汽灯只有在演出节目时舞台照明用。高跷队组织者和跑腿传令者，手提着提灯到处跑动指挥，有的手拿铁皮喊话筒，站在高处对在嘴上直接喊话。演戏的舞台，有的借就地势，找一低洼平地做舞台，让观众坐在地势较高的斜坡上看戏。平地一般用木料扎起台基一米多高，总高四米左右的戏台子，台面铺上木板加固，上附帆布地毯，然后用高粱秸打成的高粱箔围在四周，中间分隔为前台后台，再用布幔围隔起来，拉上活动布幕。在前台门脸上均匀高挂四只汽灯，高亮很远。我们小孩个头矮，只能站在凳子上看戏，有的干脆爬上附近树杈。七十年代发展为以电灯代替汽灯，手电筒代替提灯，戏台前面也安装上传话筒，高音喇叭，声音传出去几里地远。电器给农村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戏班子分为文场武场，演员乐队，一般都排练几个月。进入腊月已经娴熟，春节后正月则是人们大显身手的时候!

故乡一带，腊月二十三小年开始忙年。家家户户进行年终大扫除，饭屋(厨房)内安置大饭锅的正面墙上，贴上新灶王爷画像。从此开始，推石碾子推石磨，七十年代改为电磨，磨面蒸年糕、蒸馒头、拐石磨子磨豆浆做豆腐、杀猪卖肉或买肉、赶集买布做新衣，买鞭炮置办年货。年二十九晚上，我们家用豆油或蓖麻籽油炸炸货：炸鱼炸肉炸豆腐片、炸藕合和绿豆丸子。年三十，用高粱面或地瓜面打浆糊，贴对联包水饺，傍晚上坟烧纸，请老祖回家来过年。正房大方桌上摆上鸡鱼大供，供飨老祖。进屋不能大声喧哗，做事轻拿轻放，行动蹑手蹑脚，以表示对老祖尊敬。太阳落山，家家院门前放立一捆谷秸，点燃“照庭”，寓意红红火火。燃放鞭炮烟花，形成鞭炮声的海洋，正式拉开过新年大幕。用铁锨把照庭燃烧的灰烬，撒在院门前围成弓形，关好院门，在门槛内的地上，放上一根横木棍，“阻挡野鬼”叫做封门。然后回家吃水饺休息。年初一早晨，子时就起床，下好水饺放鞭炮，名曰：发码子。家家争先恐后，鞭炮声此起彼伏，绵连不断炸响夜空，称谓抢年。然后由近及远开始串门，挨家挨户磕头拜年。拜完年后，下午天气若好，女人们就会聚集在家门外小广场上，说话拉呱做游戏踢毽子。孩子们“跳房”“跳沙布袋”“扇洋画”“弹琉璃蛋”，捉迷藏。十几个年轻男爷们每人拿一根齐眉棍，到麦场里做“赶陀螺”游戏。年龄大的，有的练习敲锣打鼓，有的打扑克下象棋。傍晚家家到村口烧纸“送老祖”。年初二开始走亲戚，连续几天络绎不绝。俗语云：走亲戚走到初七八，丝孬(变质拉丝)豆腐烂豆芽。走完亲戚，人们又开始临阵磨枪加紧排练，为正月十五闹元宵做好准备。

正月十五前后，是扮玩、演戏集中开演的时候，队员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各个山村，天天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卖山楂串冰糖葫芦的、卖红心萝卜的，卖糖人的，哪里热闹就往那里凑。最精彩最吸引人的，当属孙猴子大比武和玩龙灯比赛。每年正月十五以后，附近几个村的扮玩队伍，约定好时间，都在村东三官庙集合。孙猴子们，皆化妆成西游记里孙悟空的模样。拜庙争先后，切磋比武艺。孙猴子们开始各项比武，翻筋斗、玩花样、跳庙台。那庙台旁有一棵唐槐，足有五围，树芯已空，我们小孩能从树芯，爬至树顶。树冠十几米，是三官庙的一大风景。三官庙建在庙台之上，庙前空有二十多平方米平台。庙里有关公和关兴、周仓之泥塑神像，美须公威仪端坐中央，关兴、周仓怒目圆睁持械站立两旁。庙台一米多高，踩着高跷“旱地硬拔葱”或单腿上跃，谁能跳上去或跳上去的次数多，算谁赢，得以排队优先拜庙。有时争执不相上下，竟挥金箍棒打架，武力摆平。金箍棒一般选用结实的五厘米左右粗细，白蜡杆或其他有韧性的木棍，截两米左右长，打磨光滑，贴上金纸美化而成。若互不服气，六十四个不含糊，打起仗来，下手凶狠，打得头破血流，打断金箍棒的时候都有。孙猴子拜庙作揖跪拜、蹿蹦跳跃、猴里猴气、姿相滑稽、耍尽技能。如果邻村高跷队、龙灯队半路相遇，必须对拜，礼让三先，这是规矩。拜庙和到河坝上拜龙王，是高跷队孙猴子和舞龙灯的两大精彩片段。除此之外，有的民俗也挺有意思。那次我跟随人们到大龙堂村去看摸和尚，感觉更时尚。摸和尚演员头戴塑料大和尚头，露着两只眼睛和发辫，男女老少扮相都有，服装逼真，面相滑稽。分左右两行，捉对穿插扭着秧歌互摸大和尚头，饶有风趣。我们几个小伙伴，有时晚上聚集村外，有的拿着几根约两毫米粗细，二十厘米长的“滴滴金”(纸卷火药)点燃一支，爆着火花，有的拿着点燃的香，还有的用一个大白菜疙瘩，用刀子挖去里面的瓤，用燃化滴下的蜡水粘上一段蜡烛，从白菜疙瘩侧面插上一根木棍做把手，像端烟袋锅子般用一只小手端着，另一只小手捂着点燃的火苗，生怕被风吹灭。我们到村边的麦地边，或小河边，自娱自乐。

七十年代，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加入到演出队伍中。他们中不乏琴棋书画多才多艺者，有的更是乐器高手演艺能手，年轻有为活力四射，深受乡亲们的好评。农业学大寨，冬季整大寨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人们的空闲时间少了。一些应时的文艺节目，诸如：快板书、三句半、相声、舞蹈、单唱、伴唱、合唱、等短平快戏剧搬上舞台。村里团支部组织文艺宣传队，直接到田间地头，利用劳动休息时间现场演出节目，成为当时的重要形式。每年春节扮玩演戏玩龙灯，也都利用晚上空闲时间进行，不像以前那样可以占用白天时间了。随着后来改革开放，解散集体分田到户和电视机的普及，逐步演变为在家看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和电视节目。年轻人已经用另一种生活方式生活。从前的年味已成为历史，那些喜闻乐见的民族风俗文艺形式，除个别片段或个别村庄有所保留，大多已经失传，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遗产，和老一代人们的美好回忆。正是：

悠悠岁月谱清歌，

滚滚东流逐世波。

熠熠干年文化史，

巍巍屹立大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