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乡土小说研究的新收获 --评余志平专著《刘庆邦小说创作论》

刘庆邦著作颇丰，人称“短篇小说王”，生于河南农村，做过农民、矿工，当过记者，关注乡村和矿井里的弱势群体，用《刘庆邦小说创作论》著作者余志平的话说就是：“一半写土地上刨食的农民，一半写在地底深处刨食的农民”，创作风格兼具鲁迅式的“强悍酷烈”与沈从文式的“柔美抒情”，短、中、长篇小说均有获奖，其中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的小说《神木》被改编成电影《盲井》，多篇作品还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大利等外国文字。

刘庆邦小说创作的丰富性和取得的骄人成绩引人瞩目，研究他作品的人很多，余志平就是其中一个，且是个不折不扣的“刘庆邦小说迷”，关于刘庆邦小说主要研究成果就有12项，2020年11月又出了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成果，即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学评论专著《刘庆邦小说创作论》。余志平现任湖北工程学院新时代语文良师培育研究中心主任、湖北工程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孝感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3项，主持完成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4项，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CSSCL期刊及核心期刊20余篇），曾对鲁迅、施蛰存、张爱玲、孙犁等著名作家的小说创作做过专题研究。

一部《刘庆邦小说创作论》，是余志平立足文学史与当下文坛两个维度，结合现、当代乡土文学的发展，运用美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文艺心理学研究、文学人类学研究、文本解读法等多种方法，从刘庆邦小说的多重意蕴、人物形象谱系、文体风格与艺术追求等三个方面研究刘庆邦小说的个人特色与乡土文学史意义，以及刘庆邦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和作家的思想倾向。既恪守学术标准，又有新颖灵动的艺术随笔，且力求创新，堪称教科书式的乡土小说研究专著，是读者与写作者乃至教学者重要的学习参考资料。

汪曾祺先生曾说：“文学评论就像是湖中的倒影，它不是树本身，但有时却比树还清新、美丽。”说来惭愧，我之所见，不过窥见这部文学评论专著精髓之一二。余志平学术根基宽广深厚，著作文献扎实，他在这部专著里的学术性本文就不一一赘述，单从阅读与写作乡土文学这两个角度试评此书。

一、如何解读当代乡土小说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鲁迅就主张乡土文学“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作品犀利冷静；而沈从文则喜欢呈现乡村恬静怡人、温馨浪漫的一面，作品柔美抒情。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为乡土社会民众而写，亦即“人民至上”。如果说鲁迅和沈从文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两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那么，经过农村与矿井生活磨炼，创作风格兼具鲁迅粗犷的阳刚之气与沈从文纤细的阴柔之美的刘庆邦就称得上是一个当代乡土文学较有影响力的人物。

如何欣赏、吃透刘庆邦小说？余志平在《刘庆邦小说创作论》里，循着中国乡土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结合文本，用自己独到的见解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阅读指引。

1、通过文本与现实生活深度解析

一般来说，作家的根在哪儿，精神来源就在哪儿，写作也必然接哪儿的地气。余志平采用切入现实生活的方法，与读者共情共鸣。

一方面透过刘庆邦成长之地的地域文化解析文本。因为创作乡土文学，离不开家乡那片热土对作家的滋养与熏陶，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能让作家的作品具有独特的个性魅力。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谢有顺说：“每一个伟大的作家，往往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写作根据地”。

刘庆邦的写作根据地就在他的出生地河南周口，那里是丰富多彩的中原小文化和源远流长的中华大文化的发祥地。关于这一点，余志平在本专著绪论《刘庆邦小说创作研究的意义》一节中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道家文化、儒家文化、地域文化都以不同方式渗透进了刘庆邦的精神世界，凝聚在他的小说创作之中。”

河南周口地区，有粗犷的民俗、剽悍的民风、无尽的田园诗意和数不清的乡土故事，还有愚昧与文明的冲突。为了让刘庆邦小说脉络更清晰，余志平作了进一步指引：“回忆中的乡土并更多地呈现出无处不在的温情与诗意，善良与美好，即使其中也有暴虐，有艰辛，有悲哀，那也要以淡淡的诗意化作底色。”

另一方面通过刘庆邦的成长背景深度解析文本。文学作品一般都渗透着作者成长地的家园情结和童年情结，特别是乡土文学，家园和童年不止是作家生命的一部分，更是作家的精神家园和创作的源泉，刘庆邦也不例外。为了帮助读者认知刘庆邦乡土文学的特质，余志平在开篇绪论中就作了学术性引导：“他的人物往往来自于他的生活记忆，大都有原型。如写农村，他有很大程度上是以自己为原型，以他的家庭为内径，以他故乡的其他人物为外径进行合理的想象，构建了一个带有原乡特点的乡村社区，完全符合人类学心态的要求。”

2、通过文本与底层意识深度解读

伊本·加比洛尔说：“一个人的心灵隐藏在他的作品中，批评却把他拉到亮处。”在《社会意识与底层叙事》一节中，余志平通过深入剖析《红煤》《拉到》《平原上的歌谣》等，从三个方面将隐藏在刘庆邦小说创作中打动人心的艺术魅力“曝光”出来：关注农民矿工生活，展示底层民众生存真相；坚守民间立场，直达底层人物灵魂深处；彰显平民意识，表达对底层深切的人文关怀。

文学这一艺术门类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既不能照相式的简单呈现，也不能流水账式的泛善可陈，只有将乡土乡情提炼和升华后艺术化呈现，才能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在本专著第一章《刘庆邦小说的多重意蕴》中，余志平详细论述了刘庆邦小说创作的艺术追求：“作者既注重人性的彰显，也不回避人性恶的表现，既注重生命意识的表达，也注重社会内涵的揭示。”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刘庆邦小说的深层内涵，余志平还通过《不是插曲》《家属房》《守不住的爹》等文本表象，细致入微解析刘庆邦小说的人文情怀： “他一直默默关注着底层社会的人和事，怀着对民间的热爱，对底层的关怀，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以朴实无华的语言记载着民间底层的苦乐酸甜，挖掘着底层人物的灵魂，吟唱着民间社会生命的悲歌，无怪乎林斤阑评价他的作品是‘来自平民，出自平民，贵在平民，可说三平有幸’，这位有着强烈的底层意识，凭良心写作的作家无疑是值得我们尊敬和认真对待的。”而这种“人民至上的”情怀，正是刘庆邦小说为什么读来又美又痛的原因。

作家的文学作品往往渗透着作者自身的情感体验和人生感悟，如果说文学是生活的苦加丰富的人生阅历结出的甜，那么，刘庆邦坚守人文底线，将自己具有直抵人心力量的人生体验、感悟以及“人民至上”的情怀渗透到文学作品中，收获文学硕果就是必然的了。

3、通过文本与特有的文化生存形态深度解读

一个地域特有的民俗文化土壤，不仅涵养作家的性情，还可以增加作家作品的地域特征和文化意蕴，是创作的极好素材。在《民俗文化与生命意识》一节中，余志平阐释民俗就是一种来自于人民、传承于人民、规范人民、又深藏在人民的行为和语言及心理中的基本力量。作为同样是从乡土中走出的知识分子，他非常赞同刘庆邦对民俗的看法：“人类有生物生命的密码基因，也有文化生命的密码基因，而民俗就是人类的文化生命的密码基因……民俗文化已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与生俱来，我们每个人都与民俗文化有割不断的联系。”

来自农村，有过丰富乡村和矿井生活经验的刘庆邦，总是站在民间文化立场，从农民叙述视角出发，用方言和风俗画描绘，力求全面、典型地将豫东地方乡土本色呈现出来。余志平通过分析刘庆邦小说《春天的仪式》中少女星釆在三月三庙会找心上人、《回门》中出嫁的女儿“回门”、《黄花绣》里给老人送终的绣花鞋必须得请父母双全且不超过16岁的童女完成这一神圣的使命、《尾巴》里世代单传的小旺留了个尾巴样的辫子等习俗，回溯主人公在乡村传统礼俗中的生命体验，让读者熟识这一地域乡村风土人情，从而产生共识共鸣。

刘庆邦在《哪儿美往哪儿走》一文中谈小说创作时说：“我们写小说，功夫也在于写细节。只有把细节选好、写好，人物才会有血有肉，有温度，有呼吸，有情感，有个性；才会立得起，并流传开去。”选好、写好这些“像人身上的细胞一样”符合豫东文化本色化要求的习俗，是刘庆邦小说成功的秘诀之一。

二、如何写好当下乡土小说

篱笆墙、小青瓦、淳朴的乡邻和屋顶上蹲着的袅袅炊烟，是大多数画家笔下的乡愁，更是大多数乡土文学最为经典的几个意象。但乡土文学不仅有诗意的田园风光，淳朴的乡风、家风、民风，还有人性的光辉与人性的弱点较量。刘庆邦小说创作是怎样做到柔软与坚硬并存、温情与深刻结合的呢？

1、名家名作的借鉴与发挥

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对作家创作不无影响。作家的创作除了来自他的地域环境、原生家庭的影响及自身的天赋外，也与他博览群书有关，与他对名家经典有选择地学习和借鉴有关。

我在没有写作之前经常阅读学习有影响力作家作品，特别是对2000年以来在《十月》《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名刊上随处可见的刘庆邦作品尤为关注。写这篇文章期间，我在书架上翻到了2013年版《小说精选》里刘庆邦的那篇关于小说写作的《哪儿美往哪儿走》，旁边空白处还有我阅读后的感悟：“要有韵味，耐读。既通俗易懂，又很文雅”。虽然文章读后会忘，但文章给我的启示却刻在了我的记忆里，对我的写作至今仍然很有帮助。

从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吸取养分，像我这种文学爱好者是如此，对刘庆邦创作有影响力的文学、大师更不在少数。本专著中余志平作了详尽介绍，如在诗化方面的有《红楼梦》《荷花淀》《边城》《受戒》等一类小说，善于写景写人的有契诃夫，善于刻画人物心理的有茨威格，善于讲故事的有赵树理，同代人中有史铁生等。而写骨子里的坚硬与深刻，是受到鲁迅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改造国民性启蒙立场影响；语言上接近农民贴近农村、形式上采用小标题或章回体，则是继承和发扬了赵树理的小说艺术。余志平将刘庆邦小说与大师作品对比后，引用林斤澜的话评价刘庆邦小说：“从他对沈从文的继承来看，他也是有所不同的，不少作品借鉴了西方心理解析的手法，受到茨威格等人的影响。”

通过对《响器》《保镖》《走窑汉》等大量文本的进一步研究，余志平认为刘庆邦小说创作 “不仅仅是对矿工生命的人文关怀，更具有一种清醒而深刻的当代意识，这种意识包括对底层社会的关注与同情，对社会公平与正义，良心与责任的呼唤，这恐怕是刘庆邦最为突出的当代意义的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刘庆邦与沈从文汪曾祺的创作之趣还真是有所区别的。”因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刘庆邦小说最终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是在借鉴和继承的同时，还善于发挥。

2、文体风格

马尔克斯说：“真实是文学的最佳模式”。余志平认为刘庆邦小说创作取得了十分可观的艺术成就，就是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表现在反映老百姓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和生命状态时，敢于揭露农村和矿区社会的阴暗面，同情农民与矿工生活的艰辛，批评人性的丑恶，以平民主义态度描写底层社会的真实现状，既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也不忘赞美人性的善良与纯真。

他通过对刘庆邦小说《神木》《黄胶泥》《平地风雷》等大量文本研究后，作出了精准概括：“对基层社会（乡村或者矿井）权力的批判又是一针见血的，尤其是对官本位文化与基层腐败政治，他向来是疾恶如仇，同时他对于群体对个体的压迫与虐杀，对于乡间群体社会人们普遍存在的看客心理与唯恐天下不乱的看客文化根源的批判与揭露都是冷峻而严厉的。”这种痛批基层社会的病根与历史痼疾的写实风格，就是典型的鲁迅风格。

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真正的文化以同情和赞美为生，而不是以憎厌和轻蔑为生。”刘庆邦的乡土与矿井书写并不是一味的冷峻、酷烈，更“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一种苦难焦虑症的表现，一味地比苦比惨，而是有着深厚的人文内涵和文化底蕴，有着深邃的哲理探索。”在第二章《刘庆邦小说的人物形象谱》中，余志平通过对刘庆邦小说中丰富复杂的矿工、成长中的失怙少年、女儿国等一系列人物形象逐一解析后，让读者看到“对农民工的缺点，尤其是狭隘保守自私等国民性弱点有所批判，又以理解与同情的态度，以民间视角和底层立场来描写他的乡村姐妹和矿工兄弟。”而这也恰恰是刘庆邦小说创作追求。

刘庆邦秉承一贯的创作理念：“先趣味，后意味”“先人性，后社会性”，将冷酷与抒情互相渗透，以强烈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生命意识、底层意识，贴近人物的内心与灵魂，诗意的书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乡土社会以及煤矿底下的农民工与矿工的苦难史与精神史，让读者看到心中对底层人民的痛与爱，看到人性的善良和美好，也让我们有幸看到刘庆邦作品研究者余志平不仅有扎实的学术理论根基，更难得的是在精准度和深度中还屡见温度的艺术随笔：“不论是讴歌人性美人情美的柔美小说，赞美顽强生命力的成长小说，还是诉说孤独和苦难的痛心小说和揭露社会残酷现实彰显人性强悍血性的酷烈小说，都无不流露出刘庆邦对生命诚挚的关怀和敬畏之情。”

3、塑造人物形象

余志平剖析刘庆邦朝向家园和童年深情凝望还表现在塑造人物上。来自乡土的刘庆邦，不仅重视生命意识、社会意识，更有鲜明的人民性，对人物形象把控十分到位。如在写人的水准上，就写人的细腻的心理变化、隐秘的潜意识，得到沈从文等人的真传。他引用刘庆邦谈的创作心得阐明这一观点：“只有进入人物的内部，从内部推动人物旋转，人物的所作所为才会合情合理，妥帖自然。所谓进入人物内部，其实就是首先进入我们作者自己内部，就是通常说的找到自己，解剖自己。”

为呼应刘庆邦创作理念，在第二章《刘庆邦小说人物形象谱》中，余志平通过刘庆邦小说《哑炮》《打手》《继父》《别让我再哭》等矿工形象，从《户主》《小呀小姐姐》等失怙少儿形象，从《鞋》《心事》《梅妞放羊》《到城里去》等女性形象，详尽阐释了刘庆邦小说是如何贴着人物写出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处境中的内心世界和生命状态，帮助读者获得审美提高的同时也为乡土小说的写作指明方向。

对于刘庆邦小说多样性的文化视角创作，余志平不无感慨地说道： “从农民到矿工，从心事重重的失怙少儿到老无所依的耄耋老人，从天真无邪的少女、充满欲望的少妇到慈祥仁厚的母亲，他的作品无不涉及，简直是一部乡土及矿井人物画廊的百科全书。”

有学者研究表明，乡土文学是百年来文学表现的重镇，是文学出彩的地方。而如果“中国文学离开乡土、乡村、乡民这一广袤题材，其丰富性和多样性就会大打折扣。”

刘庆邦到北京工作后，写作面变得多元化，谈到身份转换后对写作的影响，曾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我对写都市生活的作品还没建立起足够的自信，虽然我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还是有一种‘嫁与东风春不管’的漂浮感，觉得自己是一个外来人或局外人，很难深沉下去。一块布满了钢筋水泥扎不进去的地面，你要写好它当然不容易。”

虽然后来刘庆邦也写了不少都市小说，我认为余志平将这段话摘录出来显然是另有深意的。因为刘庆邦在《哪儿美往哪儿走》一文中说：“下笔伊始，哪儿出感情，哪儿处细节，哪儿出语言等，我们就往哪儿写。”个中道理，值得我们写作者细细揣摩。

三、批评和建议

歌德说：“真正的艺术品包含着自己的美学理论，并提出了让人们藉以判断其优劣的标准。”余志平学术理论扎实，阅读体验丰富，既能精准解析文本的优点，也能敏锐指出其中的不足，极大地满足了读者对乡土文学的欣赏与创作需求。

虽然对刘庆邦小说创作的厚度赞赏有加，但对于刘庆邦长篇小说的宽度和高度，余志平却直言不讳：“当然，刘庆邦的写作并不一定要像现在这样坚决地固守传统，笔者觉得他应该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吸收先锋创作的一些有益的经验为我所用。如贾平凹，他就是以现实主义为主的作家，但他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秦腔》却在叙事技巧上大胆探索，采用复调叙事，主观变形视角与客观视角多角度、多层面铺开，结构宏伟，气势恢弘，震撼人心。刘庆邦的长篇小说格局相对要小得多，这是他应该力求突破的。”这样尖锐的批评，却又不乏中肯的建议，对创作者有益，对读者与写作者也同样有益。

对刘庆邦小说有些情节缺乏新意、语言不够简练、格调偏俗等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余志平对刘庆邦小说又是极其喜爱的，因此除了大胆谏言，在语言方面更真诚希望刘庆邦进一步向沈从文和汪曾祺等学习和借鉴，就象林斤澜说的那样“在语言上，要出自己的味儿。”“ 说别人所不能说，精确地表达自己的独特感受。”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管新福说：“当今的乡土文学可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文明支持、给予文化引领和为乡村基层治理形塑典型案例”。那么，写好乡土小说，就不能只是一味的比惨比苦，而是要有深刻的人文内涵和文化底蕴，深邃的哲理探索；要始终遵循“贴着人物写”的创作原则；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变和新。余志平提炼的这些刘庆邦小说创作要诀，相信对所有文学乃至所有艺术形象的塑造都适用。

他借雷达的话 “用阴柔的风格来表现深藏于人物内心的阳刚世界”来盛赞刘庆邦贴着人物写作，而他自己则是贴着创作者的生活经历和创作背景研究文本，对刘庆邦小说创作的丰富性及其文学风格的特色展开深入研究，得到了他的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樊星的高度肯定：“通过对一位作家的创作研究表达研究者对于当代乡村农民命运的思考，也可以看出一位从乡村走出的学者的学术个性。对乡土文学倾注了特别的心力，常常与他们的生命体验密切相关。”还盛赞余志平把握住了刘庆邦小说的文学风格，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敏锐的批评眼光。

有人说专家著作虽然权威，但艰深晦涩，余志平运用独出心裁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有效避免了这种矛盾。一部《刘庆邦小说创作论》既专业又易于理解，不仅使读者学会如何鉴赏乡土文学，还让教学乡土文学者学会了如何找准文本解读最佳切入口。

文学承担着对社会引领的力量和价值，广阔的乡土有着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如今的农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涌现出如“四小园”“农村合作社”“德育银行”“村头书屋”“乡村大舞台”以及互联网普及、电商进村、农民工回乡创业等等新生事物。新时代的农民，即便已白发苍苍，出入都是开着电动摩托车、三轮车、助力车等五花八门的车，哪怕是到地里劳作也不例外。但也存在陈规陋习、田地荒芜、空村空巢、家庭邻里矛盾等扎心现象。

因此，新时代乡土文学就更应该发挥作用讲好乡村故事，提高乡村的知名度和关注度助力乡村振兴。如何看待新风与旧俗在现实中的冲突与较量，如何理解农村新人在精神上气质上的吐故与纳新，如何留住乡愁，又如何书写新时代田园牧歌，相信正迷茫和尝试乡土小说的写作者在读了这部专著后有所启发，或许已经找到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