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不可没的“碾子房”

前言 啊！故乡的炊烟，就像一块块无字的丰碑，也是一部丰富多彩的史书，记载着小山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恬静生活；故乡的炊烟，又像一首抒情的老歌，传唱着小村悠悠的岁月……

60年代初年，我出生在一个贫穷乡村的生产队里，而且是远近闻名的“国营二队”。

所谓的“国营二队”是“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全村不到40户人家，值钱的有手表两块、自行车一台、断断续续还能听点新闻联播节目的收音机一部。就是穷到这个“粪堆”的生产队，也有一个为村民服务的“碾子房”。

“碾子房”就是用一整块石头制成的圆型磨盘放在用土坯搭起的底坐上，磨盘表面已有石匠用特殊工具嵌成凸凹整齐划一的一道道浅沟，便于研磨食粮。石磨盘中间被钻出一个两面相透的方孔，插上一根相当耐磨且不易碎掉的上等好硬木。在磨盘上放置一个表面磨成光亮的圆圆的石头磙子，並在石头磙子中间的两侧镶嵌一个耐磨的铁锥形碗，固定的木框架与石头磙子两侧用铁器制成的锥头与磙子上的锥形碗成一个可转动的“结合体”，然后连接在石磨盘中间的木棍立柱上，再用麻绳制成的驴套，套在驴的头部及身上，然后驴带上眼罩拉起套带动石磙子就开始三百六十度的行走，将苞米、谷子、麦子、荞麦等碾压成粉状，然后用撮子或簸箕每次取上一些，用细网的面箩筛出面（碴子），然后将已成颗粒的碴子状再倒回碾盘碾压。如100斤的苞米碾压成面，到最后剩了一些“碴子”熬粥用，估计得两个小时上下。村民就是用这简陋的磨米磨面的生产生活工具，天天在排队等米等面下锅养家糊口。春夏秋赶上无风无雨天就烧高香了，冬天一站就是大半天，手脚都是“猫咬”的滋味，真的不好受啊。

我们家是个大户人家，但不是地主富农成份，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8个，加上孤身一人的大伯（大娘去世的早，有子女在外地居住且不肯前去）。我们家若用一次碾子房就得起大早贪黑的，这个繁重的工作任务都是我母亲一人来承担的，父亲只是赶上马车帮忙把各种带皮颗粒的苞米谷子麦子荞麦糜子等送到碾子房。那时，我虽然小，但很心疼妈妈活计太累会吃不消的，就让妈妈把碾子房磨米筛面给排到星期日为最好，所以妈妈经常去生产队长家提前“挂号”，当生产队“党支部书记”的父亲从来不管这“家务”事。

记得有一次冬天的星期日真的轮上我们家使用“碾子房”，我还没有放寒假呢。一大早跟着父亲母亲来到如同冰窖的“碾子房”。我随父亲去生产队“驴棚”牵下毛驴出驴棚，在院子里，毛驴又是打滚又是打喷嚏，着实热身了好一会，然后去水井旁的大木槽子上饮水。驴是很能喝水的，不然怎么会有人骂笑话说：呵，敢是灌驴了，真能喝！

到了“碾子房”，给毛驴上了套戴上眼罩（后来才知道是防止驴偷吃磨盘上的粮食）就开始拉磨了。我不时拿起小条帚往碾面上清扫碾盘落到碾边的碎米，动作很娴熟，也很快乐忙乎着。很快，苞米面就生产出不少了。我心疼妈妈太冷了，让妈妈去院子里的侯家暖和暖和去。

妈妈不会吸烟不饮酒也不会玩纸牌，一心为了这个大家而忙碌着。妈妈不但操持家务，缝衣做鞋（晚上纳鞋底灯很暗，常常忙到后半夜才休息去），而且还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带领姨姨姑姑们在农田里干活，和男社员比个高低。我的妈妈是十里八村妇女界的“样板”，曾两次参加全县“妇代会”。

最使我痛心疾首的是，我15岁半就离开了家乡参加了工作，高中毕业的大哥在这一年的年底，不甘把青春好年华埋在落后的乡村里，费尽周折应征入伍参了军（后提拔为团职干部）。妈妈的担子更重了，父亲身体又不好，父母身边也只有年令较小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了，三个姐姐都已远嫁他乡了。

1979年的春天，父亲与母亲几乎同时有病了，只不过父亲明显些。我请了假陪着父亲坐火车去了白城市，经白城驻军三二一医院确诊为肝癌，且为晚期（一声惊雷），回到公社后住进了公社卫生院。母亲又病了，父亲说赶紧去白城查查吧，跟我病差不多呀，也不是啥好病啊（父亲神灵），结果去了地区医院检查，经诊断是胃癌三期，尚能手术切除治疗（又是一声炸雷）。父母双双患了重病的消费传到了公社领导那里，领导班子专门召开会议，向县民政局上报了我父母病情报告，县民政局特批了钱款专项使用，使我们全家感动了心扉。

然后，我就留下陪着母亲在白城地区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父亲在乡卫生院住院治疗，由大伯、大姐、三姐陪护治疗。在那个时代患上这样的“绝症”是无力回天的，当年父母先后离世，而我当时虽然已工作了三年多，且未能给父亲母亲买上一身好衣服穿，给父亲买上一瓶只有8.04分的茅台酒，想来悔我终生啊！

妈妈怕我弄不明白如何往碾盘上清扫碴子，怎么筛面，又告诉了一遍。我说，妈您放心吧，不会弄错的，您多呆一会，暖和过来了再回来，妈妈就很放心地去暖和暖和身体去了。

一开始，这驴还很听话的，我也很开心，还唱起了“邮递员之歌”。我打小唱歌好像是“天然”造化，只要听上一两遍，歌词曲调就掌握了，而且是校宣传队歌手，京剧更是强项。

这驴可能是也通人气，见大人离开了，欺负上我这个娃娃了。这毛驴先是停下，任你轮圆了鞭子打牠，牠也不走，更为可笑的是，这头毛驴竟然叉开腿尿上尿了。大人讲，干活的毛驴在碾房子是不尿尿的，这一冻不打滑吗？我马上到外面取土，垫上了湿湿的尿，避免了若冻上冰驴就无法拉磨干活了。这家伙不但站着不动，竟然还能回头吃到碾子上的苞米碴子。这还了得，我抓住了驴的左侧绳子，挡住了驴回头，毛驴扬头还向我示威，张大嘴露出牙齿嗷嗷叫，使我毛骨悚然。更使我还生怕驴突然向前窜走，会把我挤在毛驴和碾子中间出事的，我灵机一动跳上了碾子，把驴套上防止回头吃碾子上面的一根木棍系的绳子紧了又紧，这下毛驴回不了头了。这时，妈妈回来了，见状说，毛驴不听话了吧？我跳下碾子狠狠地抽了毛驴屁股两鞭了，噌的向前一蹬，又开始理顺调阳的转圈干活了。

记忆犹新的还有特别难以忘怀的一次。那年春天，我们家先后从外地回来了两个姐夫和亲戚来串门，正常的排班还未到我们家碾子房日，这一来人，就快不够吃了。我放学的任务就是去“碾子房”暗访，发现人家用完了，飞速跑回报告我妈一声。那一日，人家还真早用完了碾子房，可是一头毛驴病了，一头刚干完活需要休息了，我妈妈很是着急，又不好意思去和明天那家窜一下日子。我急为妈妈之所急，想为这个家之所想，告诉妈妈说，我找七八个小朋友，推着磙子碾压先解决几天吃的。我妈妈说，这不累坏你们小孩子呀！我说我们俩人一组，一会一换，没事的！因为我当时是屯子的“孩子王”，很有组织能力的。就这样一传俩、俩传仨，来了八人，俩人一组。妈妈为了减轻推碾子压力，只放薄薄的一层，一开始推碾如飞，不一会，一个个汗流浃背，我妈妈一看，面、碴子足够吃几天的了，见好就收。干完活我妈妈让我的孩童们去家吃饭，他们却瞬间没了人影。这是我在孩提时最难忘的“群孩推碾帮我家”的故事。

而后，祖传多少代人使用的“碾子房”被电动的“磨米房”所取代。随之，碾压成米成面不知多少吨位的石磨盘、石磙子，也已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去了归隐之地。那一群群功不可没的毛驴，早已弃行，担当了人间更加厚爱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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