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桂林
这是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冬日的下午。在巍巍二郎山下,历时三天的野战管线输油演习一结束,通信员潘丰收就跨上他的专用三轮摩托车,沿着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一溜烟儿下了山,他要到那个小镇上的邮局领取信件。这也是他的工作日常。
除了收到一大摞信件之外,还有一张汇款单,而且又是孙天赐的。这次潘丰收没有像以前那样,立马把汇款单交给孙天赐,而是想找个隐蔽的地方,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那张汇款单毁掉。其实,潘丰收早就有这个想法,却一直没有这么办。今天不知怎么啦,他就想痛快痛快,解解气,也没想这么做的后果。于是,潘丰收把摩托车停在距离营房不远的一个山坳里,山坳那边有一个废弃厕所。潘丰收裹紧棉大衣,在打着呼哨的寒风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向那个厕所走去。他站在厕所门口左右看看,一个人影也没有。此时天已黑了下来,月亮却升起来了。潘丰收借着月光,想再看一眼那张汇款单:没错,二十元,整整二十元。汇款单长方形,手掌大小,绿呼呼的,与邮局的颜色一模一样。继而他又想到,汇款单与爹娘种的庄稼的颜色也一模一样。此时,潘丰收无论怎么看,都觉得那张汇款单既亲切又好看,甚至还能顶吃顶喝顶花哩。一时间,潘丰收鬼使神差似的,竟改变了主意:与其把这样一张好看的汇款单毁了,还不如……他这么想着就发动了摩托车。
晚上七点钟开班务会,班长逐一对战士们在这次演习中的表现进行点评。突然门外有人喊:“孙天赐,电话!”
孙天赐扭头看了一眼班长。“还楞啥子,快去噻!”班长是四川籍。
不大一会儿,孙天赐摇头晃脑地回来了,他进门就说:“我不让我妈寄钱了,她就是不听。真是的。”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坐下。说啥子嘛!”看得出,班长并不喜欢孙天赐这个城市兵。
可潘丰收听了孙天赐的话,心里却“咯噔”了一下。但还好,孙天赐并不知道他的汇款单到了,更不知道在潘丰收手里。班务会结束时,孙天赐当着全班战友的面问潘丰收:“我的汇款单到了吗?”那口气,那表情,简直没法说。
“没、没有啊……”潘丰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是慌慌的。很显然,潘丰收的底气有些不足,身上也出了冷汗。为扭转一时的尴尬,潘丰收转过身,以极快的速度,从靠墙的架子上拿出自己的刷牙用具,到室外的水池子刷牙去了。
熄灯号已响,战友们一个个很快进入了梦乡,可潘丰收却烙起了烧饼。他悄悄爬起来,蹑手蹑脚地下了炕,他摸摸大通铺下自己储物柜的锁,锁结结实实,一切都是好好的,他又钻回了被窝,继续数一二三……半天了,还是照常烙烧饼。以前,只要潘丰收的脑袋一沾床,呼噜声立刻响起,牙咬得咯吱咯吱响,战友谁也不愿意挨着他睡,孙天赐却说:“我不怕!”一年多了,潘丰收的呼噜照常打,孙天赐的觉照常睡,谁也不影响谁。今天这是怎么啦,孙天赐倒不习惯了。孙天赐拍拍潘丰收的肩膀,开玩笑地说:“打呼噜呀?”潘丰收没有动。其实,此时潘丰收的思绪,早已回到了老家,回到了他当兵走的那天晚上:潘丰收娘小心翼翼,从炕头那个木柜子里拿出一个小包袱,包里是他家的全部积蓄,娘沾着唾沫数了一遍又一遍,总共十三元钱,其中十元钱是一块两块的,三块钱的零钱是一毛两毛五毛的,有的表面黑乎乎的,有的还卷了边。娘说:“钱不多,都带上。”这是爹娘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攒下的血汗钱,潘丰收心里明白,家里一年到头总是“超支”,吃返销粮,更没有什么进钱之道。潘丰收说:“娘,用不着哩,听说军队上啥都发……”娘摸着他的头说:“傻孩子,穷家富路。花不着就攒着,以后还娶媳妇哩……”潘丰收知道娘的心思,知道再坚持也没用,于是,潘丰收从包里拿出三元零钱,把十元钱塞到娘的手里。娘又把这些钱合在一起,塞回到潘丰收的手里,说:“丰收啊,老话说,人穷志不短。不管钱多少,都是咱一分一毛攒下的,花着踏实哩……”于是娘找来针线,在潘丰收的内裤上缝个包,把钱放了进去。当时,在潘丰收的内心里,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袭来,他的脸一下子红了。至今,这些钱一分也不少,还静静地躺在大通铺的柜子里。
那时,新兵入伍第一年津贴费每月6块钱,一年总共72块钱,潘丰收第一年就给爹娘寄回60元。这样算来,潘丰收每月平均仅花1元钱……直到凌晨四五点钟的时候,潘丰收才迷迷糊糊睡着了……
以后几天,潘丰收像丢了魂似的,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见到孙天赐,潘丰收总是躲躲闪闪,就是在食堂吃饭,也不和孙天赐坐在一个桌子上了,像是孙天赐身上有瘟疫似的。这天傍晚,潘丰收从山下取信回来,看见孙天赐等十几个战友,正在营房下边那块空地上进行野战输油管线连接训练,潘丰收把摩托车停在路边,摘下风镜喊道:“孙天赐--”孙天锡撂下手上的活,向这边跑过来了。潘丰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说:“孙天赐,这是你妈给你汇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