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西长城文脉传

冯智逵

北京长城踞北，不少人误以为位于北京市西部的门头沟区没有长城遗存。然则，北京西北部的长城，更像一颗颗散落在西山与永定河之间的璀璨明珠，凝聚起京西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尽显独特魅力。

京西长城悠久独特

在今门头沟区王平镇出土的“河北村东魏武定三年石刻”，是北京地区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有关修筑长城的摩崖石刻。石刻虽然只有49个字，但是历史价值很高。据学者近年研究，其句读为“大魏武定三年十月十五日，平远将军、海安太守、筑城都使元勒叉，用夫一千五百五人，失十人，乡豪都督三十一人，十日讫功”。《北史》记载，东魏武定三年（公元545年）十月，面对奚、柔然等游牧民族南侵威胁，魏孝静帝同意在边境险要之处修立城戍。石刻表明，当年在京西王平地区，1500多民夫仅用10天便完成筑城，但是也付出了平均每日失去一人的沉重代价……

北京地区明代后期以前的长城往往只是用未按一定标准加工的石块干垒而成，没有使用城砖和石灰，导致北京北齐长城曾经因不易辨别而处于一种若明若暗的境况。2004年，《北京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的部分成员第一次到门头沟区雁翅镇大村调查古长城遗址时，虽然因时间仓促只采集了少量板瓦标本，但是发现了在瓦沿处用手指捏出凹坑作为装饰的指捏纹瓦，因其瓦上花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故成为破解长城年代的钥匙。2005年，调查人员再次到大村考察长城遗址时，恰巧赶上当地农民在遗址一带挖掘植树坑，出土了更多指捏纹瓦，进而可以结合史料确定大村长城遗址属于北齐长城北线的一段，也由此揭开了北京北齐长城的神秘面纱。

京西地区长城文化历史悠久，与这一地区山高谷深的险要地势密切相关。西山山险与永定河水险在此融为一体形成立体屏障，古人称此为“神京右臂”“百二河山”之所。为此，明朝在京西地区修筑长城时，没有采用连续墙体的经典长城形式，而是巧妙利用地形，以山为障、以水为险，使京西长城成为山防与河防联控的典型代表。

北京门头沟段明长城断续分为三线，其中斋堂镇柏峪村、黄草梁、天津关、沿河口、沿河城、东岭一线明长城，在北京市长城文化带中被规划进沿河城重点组团。该组团作为北京地区惟一保存完好的内长城防御体系，在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开始修建，而建于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的沿河城在整个区域中起到中枢作用，并下辖天津关口、洪水口、爨里口等17处隘口。沿河城，顾名思义是一座依河而建的城堡。京西山沟多是季节性河流，河滩平坦，易于行军，故明朝修筑长城时多在京西沟谷相交汇的节点处设置关口，以扼水口、山口之险。沿河城选址便在刘家峪沟和永定河的汇合处，整座城堡南高北低呈D字型，东西长500米，南北宽250米，与永定河唇齿相依，一旦遇敌情可据河上流为天堑，凭坚城以拒敌，成为明清时期扼守永定河入京河口的重要城堡。

不同于沿河城主要据河谷以守，“黄草梁七座楼”的特点是据高点以守。黄草梁海拔1737米，与北京最高峰东灵山属同一道山岭，为古人前往北京的重要通道，梁顶是“十里坪”夷平面草甸，山南垭口有天津关，山梁北坡则有7座敌台，即沿字陆号至拾壹号敌台与1座沿字未编号敌台，为明隆庆初年至万历初年在居庸关到沿河口以西所建200余座敌台的一部分，俗称“黄草梁七座楼”。虽然敌台布局分散，城墙时续时断，但是整体防线利用黄草梁的自然地形，依山取势，控扼要冲，充分体现了古人的军事智慧，也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

长城文化落地生根

古代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交流过程促成了长城文化在京西落地，网布西山的军旅古道在其中发挥出重要载体作用。千百年来，不同民族的人们频繁往来于京西古道，东望都邑，西走塞上，蹄铁在坚硬路石上踏出无数光滑的蹄窝。元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元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特委一众官员为团结事到位于今属斋堂镇的东斋堂村，组织垒塞以把守西山各隘口、寨、村、岭，巩固了京西军事交通网络。在明代后期，多数元末垒塞之处均成为长城设施的修筑之地。

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京西古道有关民间传说很多与长城密切相关。奚族是东魏在京西修立城戍所防范的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唐末，奚之一部西迁至今河北省怀来县一带，史称西奚。相传，西奚皇太妃带领族人顺着横贯今门头沟区北部山区的沿河城断裂带开山辟路，形成一条其与今双大路（双塘涧至大村）基本相合的古道，故被称为西奚古道。京西民间流传，史书所载的金军在公元1125年迂回而下居庸关夺取北宋燕山府（今北京）一战所途经的皇太妃岭道，便是西奚古道。这条古道在明代既是居庸关和紫荆关之间的联络线，也是京西长城各关隘驻军相互策应支援的通道，重要战略地位促使明代将包括“黄草梁七座楼”在内的17座敌台集中建在该古道的北部一侧。

深度融入地区人民生活是长城文化在京西生根前提条件，而长城脚下的军户村正是两者相融的生动写照，沿河城村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沿河城是在明万历年间边关相对平稳的背景下，人们意识到“岂能遽忘备哉”而主动修筑的，自建设伊始便融入了“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的长城防御文化。城堡建成后，周边百姓面对强盗打劫与敌寇入侵威胁时，无须再像之前那样逃进山谷隐藏，结束了“未能贴席而卧”的日子。

在坚固的城墙保护下，沿河城开始由城向村的漫长演变。在沿河城建成不久，人们为满足祈求平安的精神需求，陆续修建了众多被当代学者称为“软防卫”精神设施的不同庙宇，既有真武庙、城隍庙、关王祠等用于祈求平安的武庙，还有供奉孔子的圣人庙，体现了《论语》“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的思想。此外，明、清时期的沿河城守将不仅负责军事工作，还包括“修道途，兴水利，多栽植，以遗惠将来；薄奢侈，从俭约，以挽颓风”等民事职责，推动小城八方辐辏、物阜民安。清代中叶以后，沿河城的军事功能逐渐消失，尤其到清道光年间，随着人们大规模营建民居，沿河城村由此突破城墙的包裹而发展起来。

文脉传承生生不息

长城以其强劲文化活力，对所在区域人地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地方志是赓续地方历史文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担着促使人们更好把握地利与人和的使命。京西地区通过修志全面记录长城文化的生长点，成为弘扬长城文化的京西特色。现在尚能见到部分内容的最早的北京志书《析津志》、全国唯一的一部巡检司志《齐家司志略》，以及北京市首部公开出版的新编村志《川底下村志》，均成书于门头沟区辖境，都为讲好长城故事发挥出重要作用。比如，《析津志》独家收录欧阳玄应制所撰《居庸关过街塔铭》全文，让后人凭此得以复原出元代过街三塔形象；《齐家司志略》所载明末沿河城守将毛立芳在洪水口御敌拒降的事迹，一定程度弥补了毛立芳墓碑现仅剩上半部残存的遗憾；《川底下村志》书名采用的是斋堂镇爨底下村古建筑群所在行政村的名称，村志编纂遵循明古详今的原则，通过记录这座由明代爨里口守军后裔所形成村落的红色历史发掘长城文化价值。

相对于以官修为主的志书，传统戏剧是京西民间传承长城文脉的重要方式。据柏峪村一本王氏家谱记载，明永乐年间，河南人王延常到天津关任把总，眷属随迁至位于黄草梁南麓的柏峪村，成为早期村户之一。王延常为排解戍边守防的寂寞，经常唱起河南老家的秧歌戏，使之逐渐在守关军户中传开并传衍不辍。此后，虽然村内曾传承多个剧种，但是柏峪燕歌戏在村民心中的最高位置一直是其它剧种无法替代的。村民俗称“秧歌戏”的柏峪燕歌戏，由军户们把家乡戏曲和北京民歌小调融合而成，文戏为主，行当齐全，人物扮相及服装类似京剧，曲牌体音乐体制，四胡主奏，唱腔沉稳，道白使用京西斋堂话，剧目内容涉猎题材广泛，宛若长城脚下的历史回声，一直是村民祖祖辈辈的精神寄托。

历史步入近代，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京西长城沿线的自然环境成为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选择。1938年2月，晋察冀军区派部队挺进平西创建根据地。部队到平西后连克敌人据点，摧毁日、伪政权，3月即在东斋堂村成立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辖域大致与今门头沟段明长城遗存所在的雁翅镇、斋堂镇、清水镇，以及房山区史家营乡地界相当。同时，党组织在宛平县通过对敌斗争和参加其它抗日工作的考验迅速发展一批党员。这一年，柏峪村25岁青年刘玉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快速由一名村戏班社活跃分子成长为宛平县游击大队大队长。1943年，刘玉昆率领县游击大队在林子台村成功伏击两车由沿河城前往斋堂据点的日军军官，令敌人闻风丧胆。1946年7月7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首个全民族抗战爆发周年纪念日，宛平县人民抗日战争为国牺牲烈士纪念碑在东斋堂村落成，镶嵌有包括刘玉昆在内472名以血肉之躯筑长城的烈士姓名，长城精神从中焕发出耀眼光芒。

2023年，北京遭遇了有仪器测量记录140年以来最大降雨，永定河发生特大洪水，门头沟区是受灾较重的地区之一。在这场抗洪抢险救灾斗争中，长城文化所凝聚的奋斗精神和爱国情怀转化成风雨同心、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表现为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勇于担当，表现为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表现为国有企业职工闻“汛”而动、紧急驰援，表现为社会各界和志愿者积极参与、奉献爱心。当前，在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和绿色高质量转型发展中，门头沟区正在像守护好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传承长城文化，高水平建设首都西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