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读
说起来我自己都有点不信,不太会坐公交车了。
中间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会来着,揣个公交卡就行。现在公交卡也可以没有,手机就行,专门找人学了学。
车站,看公交驶来,莫名小紧张……
线路和车辆
我小时候,门头沟就两路公交,326路和336路。
326从圈门出发,一路东行,经大峪、侯庄子,在麻峪漫水桥跨过永定河,广宁、石景山电厂……一直到苹果园地铁站终点,也有人叫“六区地铁”。
336从大峪出发,先行北上,从水闸过河,拐过来向东,三家店、黑石头……,在高井山脚下,司机会切换成低速档,用牛行的速度,爬过模式口的山坡,整个车厢都是发动机噪音。翻过山顶,再一直滑行到“石景山”站,金顶街、地铁……有时会和326偶然相遇,继续田村、甘家口,最终到达展览路。
门头沟的其它地点需要乘坐长途车。
两路车的终点并非乘客的终点。苹果园是为了换乘地铁,展览路换乘102、103等无轨电车,继续前行。舟车劳顿,步履匆匆,日复一日。
两路车的运载车辆大多是铰接车,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把两辆车接在一起,连接点是个转盘,外边是帆布,形如手风琴的风箱。优点是装人多,缺点是转盘与帆布并不密封,一旦停车或者行走于土路,转盘部分会倒灌进尘土,车内乌烟瘴气。有时会夹杂一辆“五七型”单机汽车,圆圆鼓鼓,像个春游前才能享用的维生素面包,这种车虽然不灌土,但在人多车少的情况下,并不太解渴。
两种车都没空调。当然,那时任何地方都没有空调,但公交车还兼顾了不密封。夏天犹如行走的蒸笼,热风烘脸,燥热难当;冬天四处透风,金属扶手冰凉刺骨。
但也抱怨不得。车车如此,人人如斯。
百位数“3”打头的就是远郊到近郊的线路,路途遥远。但就是这两路车,把在城里工作的门头沟人早上送出去,晚上接回来。
披星戴月,日月兼程……
车上的三种人
如果按角色分配,车上一共三种人:司机、票员和乘客。
1.公交司机
公交司机是个好活儿,但也不是个好活儿。好的是,那时有驾照的人很少,妥妥的技术壁垒,类似于今天的专家。坏的是,发动机的大鼓包就在司机身旁,冬天还好,当个炉子,但夏天却依然燃烧。
即使是现在,专业司机寿命也要短于其他行业。环境、气味、压力……原因有很多,长期坐着可能也算一个。人是个奇怪的动物,不知道咋就站起来了,成就了一副很难伺候的脊椎,耕田久弯不行,整日直立不行,久坐仍然不行。可虽不是牛马,却也干着牛马的活儿。
大多数司机应该是好的,起码中规中矩。本来嘛,按时出发、进站开门,但绝对有极个别坏司机,离站很远或者开出很远才肯停车,似乎有意调戏乘客,欣赏车外的“群猴”。更有一些司机,明明后视镜里看到有人奔跑而来,但却冷酷地关上车门,决然而去……汽车久等不来,一来来一串,也是司空见惯。
我常听到一些过去如何好的论调,我都会不以为然。我认为缺乏教育、道德体系和制度体系的年代,交由朴素的人性发挥,会让“坏”肆意生长,这些人一旦拥有权利,就殃及社会。那时垄断行业都是吊炸天的存在。
真正对这些行业进行惩罚和审判的,是痛彻心扉的取代。当人们有了选择的机会,脚自然会投票。如今可以看到的新闻是,多条公交线路亏损严重。曾几何时,乘客也曾对它锲而不舍,但终究伤心的乘客离他而去,去买车、去拼车。
如今仍有傲娇的行业,恐怕也终将被人厌弃。
2.售票员
铰接车需要两个售票员。一个负责前门,另一个负责中门和后面。只是不知道他们是否收入一样。
售票员并非天生口齿不清。在菜鸟期,他们会字正腔圆,可一旦变成老鸟,立刻就会含糊其辞,虽然履行报站义务,却不知所云,独创了一种行业专用语言。
票员手里有个老旧的夹子,起码我不记得看见谁用崭新的,夹子上夹着不同颜色、不同价格的车票,票员会在铅笔尾部缠上皮筋,用以搓开车票。在车票、设备不能更新的情况下,低廉地完成了实用性升级。
车票有两种。一种是一把一结的纸车票,从售票员那里买,花花绿绿的,几分几毛不等。另一种是月票。月票又分成三种,学生月票、成人月票和地铁公交联合月票,价格也是从低到高。无论是哪种,下车时都要向售票员出示一下。
真正体现技术的恐怕是零售车票。售票员在这时既是服务者,也是检查者,更是执法者。卖票不是技术,记住、查验是否购买了正确票值才是技术,当众戳穿,严惩不贷,更需要一种勇气。
中国最有名的售票员叫李素丽。她也是那时为数不多荣誉一大堆、挂在嘴边经久赞誉的活人。我丝毫没有看不起售票员的意思,只是觉得售票员完成好本职并不困难,似乎讽刺其他售票员没有做到这么好。按此标准,胖东来、海底捞是不是都可以评为劳模?
事实是李素丽的确可以甩绝大多数售票员一条街,嫌贫爱富是那些人的显著特点。对外地人,或者穿得破破烂烂的,极具鄙视和刁难。他们不仅得不到公平的服务,还被呵斥,还接受最严厉的检查。
社会真正发达了,似乎才能建立起对贫困的巨大包容,而那时,恰恰相反。弱者面对掌权者的吆五喝六,经常会露出顺从、谦卑和无所适从的眼神。那种眼神是习惯了被欺负的眼神,他们的眼神藏在我的记忆深处,有时会刺痛我。
真正刺痛我的,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人,而是曾经我也在某刻扮演过类似的混蛋角色,用以划清我和那些人的界限。
我在那时的表现,可能更为恶心。
3.乘客
高峰期乘客大多是城里上班的人。
“城”这个词很奇怪,因为我看不到城墙。多年后,我才知道“里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的知识,只是城墙已经拆得几乎不见踪迹了。城墙虽然拆了,但一直留在人们心里。在皇城内人们的眼里,朝阳、海淀也是农村。门头沟更甭提,建国后的某一年,才因为煤矿,全境划入北京。
虽然辛苦,但走出门头沟还是让人羡慕的。“家有一口粥,不到门头沟”流传已久,这并不是贬低门头沟。北京城市发展,就像举世闻名的“环线”的建设顺序,由内向外,门头沟在外圈。群山峻岭,山区面积能装下三个朝阳、三个半海淀、四个半丰台……却无法承载所有人的梦想。
乘客,是奔波的人,也是逐梦的人。
两路车挤满了这样的人。那时候,坐公交是件丧失体面和尊严的事。达官显贵、贩夫走卒、美女野兽……一视同仁,概莫能外。全都蜂拥着到汽车门口,争先恐后,推推搡搡。脸皮薄一点儿就甭想上去。运载高峰最后一位上车乘客,不仅需要脸皮厚度,更需要兼备勇气和技术,踩稳车梯,抓紧车门,一股一股子撞进去,有时甚至需要借助车外力量。这很像合上紧身衣服拉锁,要塞下脑满肠肥的肚子一样。售票员用严厉的语句做全车的思想工作,“往里走走,要不都走不了!”但收效甚微。
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几乎密不透风的汽车,每站照停,吐故纳新,照常运载。
那时的乘客,几乎都是经历过物质匮乏年代,争抢意识刻进了基因,占得先机并打击对手成为了日常基本操作,抢票、抢座、抢位置……,劈头盖脸,铁面无情。以至于多年以后乘车,仍然可以看到那些年龄稍大的人,在超市、银行、乃至当今坐车,作风依旧,大杀四方,这恐怕是骨子里的恐慌所致。
大站河滩
河滩是336最大的站。
在我的少年时期,乘车的目的地就一个--河滩。
外人可能以为河滩就是大河的滩头,其实错了,那时的河滩对于门头沟人,更像是北京的王府井,亚洲的香港,美国的纽约,绝对的闹市中心。
“大百(门头沟百货大楼)”和“贸易大楼”是两个综合购物中心,也是河滩最璀璨的两颗明珠,星光熠熠、隔街对望。它的高级是相对于村、街的合作社和小国营商店而言的,面积大,有三四层楼,地面忘记是不是水泥地,好像星星点点更光亮。综合了现在的超市、服装店、音像店、建材店、五金店、电器城、文具店、体育用品店以及两元店等,承载着小商店所没有的所有购物可能。
但河滩的热闹远不止两家商场。
刚下公交车,要到新华书店转一圈。小儿书大多一两毛钱一本,精美的要贵一些。绝大多数都是连环画,有画得精美的,也有差强人意的。大家看完可以交换,甚至交换心得。后来卖磁带(音乐卡带),当然别的地方也卖。货架上公平的放置国内、港台各种品类,结果国内民歌、流行大败亏输,即便港台贵上几块也没问题,大不了用双卡录音机翻录。
出了书店再向南,是邮局的一个小屋卖杂志,杂志种类很多,铺满三面墙。我经常买《民间文学》和《山西民间文学》,里面都是传说和故事,封面都是工笔画。大概那时练就了我看不了正经书的“学渣”属性。
那时,河滩还有下沉的地下市场,后来变成了门头沟菜市场,也就是现在中昂小时代广场的位置。贸易大楼东街两侧是市场,卖烟和服装,春天还有风筝会,类似于现在的大集。
贸易大楼的南边,是一个叫“盛园小厅”的冷饮店。专门卖冰镇的汽水、冰淇淋,是那时轻奢、小资的消费场所。
再往南是影剧院。最受欢迎的是武打片和译制片。《少林寺》《霹雳舞》《红高粱》刚出来,几乎很难挤到卖票窗口。那时没有票房概念,也没法统计观影人数,草草估计都在三五亿人吧。影剧院的火爆是被几家录像厅干掉的,也在河滩“三角地”附近。买一次票能看两部片子。录像厅设备简陋,全是折叠椅,也疏于管理,烟雾弥漫,满地烟头。不过内容绝对盖过电影院,几乎清一色杀人如草芥的香港电影,那些货公然为“黑恶势力”树碑立传,为复仇歌功颂德,只要兄弟情深,生死看淡,不服就干,拳脚枪炮、飞檐走壁,口吐鲜血、撒手人寰,看得人热血沸腾,只觉得太平盛世索然无趣。
如今只有贸易大楼还在,却不是当年的功能。物非人非和物是人非,都在河滩这片方寸之地上演,回忆满满。
其实商业以及文化的供需依旧存在,只是不再依靠于河滩,那片门头沟的商业中心。
那些倚靠在柜台上高傲的售货员,似乎依然存活在我的心里,让我很长时间不能接受嘘寒问暖、笑脸相迎的服务员,似乎他们更加居心叵测、图谋不轨。
驿动的旅程
起码我的青年学生期,是爱坐车的。你可以轻松在公交车上看到那些靓丽的女子,她们或形单影只、或成群结队;或成熟知性,或豆蔻年华;或浓墨重彩,或素面朝天;或衣着光鲜,或朴素动人。如鸡群之鹤吸引眼球。有人说“前世五百年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而你与她相逢的一霎,恰逢鲜花绽放,岂非莫大的功德?如果偶然四目相对、顾盼流连,更让人心猿意马、浮想联翩,对于荷尔蒙过量的青春期无异于莫大的慰藉。
我真正的成为乘车族是参加工作以后。最具意义的,是五点四十分左右到达新桥车站的326路汽车。因为那里有一个同行的女孩。我并不知道她的工作单位,但判断下来,新桥周边五六分钟的步行距离。女孩相貌姣好,白白净净,年龄和我相仿,二十二三岁。也和我一样,青涩寂寞,不和乘友们交谈。
长此以往,准时准点看到这个女孩就成了一个习惯。我自作多情地认为那是我和女孩每日必赴的一场长约,或我早到,或她早到。天经地义,如期而至。某日的爽约虽然稀松平常,但若有所失。
那个女孩,给枯燥无味的乘车、乌合之众的乘友,增加了一抹色彩,青如夏果,红如樱桃。
也不一定全是我的臆想,也有一些事能体察似有似无的不平常。我的工作单位那时临街,我清晨居高临下观望街景,看到那个女孩缓缓经过,忽然她一个仰头,和我四目相对,吓得我水杯差点脱手,再也不敢公然瞭望。后来想,她好像知道我在哪上班。某一天我就下班延迟,本来相见无望,哪成想行至途中,一个小车站候车的人很多,才知道前一辆班次车坏了。我紧盯着车门,直到看到那个女孩也挤进了车。天入初冬,夜色阑珊。女孩上车后也一反常态地左顾右盼,直到她看到我,似乎都有了交代,坦然安心坐车。另一次,我们同一车门上车,我们被挤在了一起。女孩似乎很紧张,我亦如此。那班车人很多,我用尽力气,抵挡着外来的拥挤,这大概是我能为那个女孩争取到的唯一福利。
我努力回忆,其实再无特别事件,如灵犀一点深埋在心中可以反复调取玩味了。对于我这号的蠢人,大概有个什么突发事件,才能创造出搭讪的机会。但事实上,平静如波,一如往昔。
我岁数不大不小,也参加了不少相亲,仍旧孤家寡人。以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这个阶段,现在我知道了,“活该!大面瓜”。性格决定命运,这话有点道理。
忽然的某一天,我叔叔践行承诺,把他淘汰的一辆大发车赠与了我--刚刚取得驾照的侄子。于是就在第二天,我开始独自驾车,彻底离开了乘车大军。
我记得我好像曾经做了充足的心理建设,要挑选一个黄道吉日,勇往直前地走到女孩面前,聊一聊,要一个联系电话,哪怕失败总归不留遗憾。但每次都打退堂鼓,这个想法终于无疾而终。
我时常在想,那个女孩会不会因为我的突然离开而怅然若失。是不是也揣度,那个同行的傻傻的男孩儿,是不是病了,是不是调动工作,亦或其它。就如同我曾经揣度她一样?
我有时会开车超过那个班次,心理会产生异样。我知道她一定就在那部车上,而她并不知道我与她擦身而过,行于茫茫人海,自此难遇。
某天忽听歌曲“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如果这样可以成立,我想我们也似乎重逢过了吧。
二十多年转瞬即过,娶妻生子,烟火人间。“春风若有怜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
公交车形如人生,停停走走,去去留留,憧憬和毁灭,兴奋遇麻木,快乐与哀伤,把握与无奈,搅拌成了悠悠记忆,搭载着岁月一往无前。
曾经的我于某日,不辞而别,而那个女孩却始终留在车上,等待着一个傻傻的少年。
车,从此缓缓驶过,青春,一同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