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豫东农村盛行“娃娃亲”与“换亲”。所谓“娃娃亲”,便是孩子尚在年幼,两家大人便匆匆定下亲事;“换亲”则是你家闺女嫁我家小子,我家闺女嫁你家小子,以此结成亲家。通常选择“换亲”的人家,要么孩子有些小毛病,要么家境不好,要么兄弟姐妹多,家庭负担过重。
大柱年仅三岁时,家里便给他订下了“娃娃亲”。与他定亲的姑娘叫李芙蓉,比大柱年长三岁。岁月不居,大柱16岁还在县城读高中时,李芙蓉已长成19岁的大姑娘了。李芙蓉的父母开始催促大柱家娶亲,大柱爹妈无奈之下,只得硬着头皮逼迫大柱将李芙蓉娶进家门。那时的大柱,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少年,稀里糊涂就成了亲。结婚当日,满心不情愿的大柱,只能躲在暗处悄悄抹眼泪。
结婚那天正值酷热难耐的仲夏,院子里的大石榴树花开得极为繁盛,满满当当,红得亮眼,像是在为这对新人添喜。实际上,两人心中的滋味却大相径庭。李芙蓉生得白白净净,身材丰满,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小嘴巴微微翘起,模样十分惹人喜爱。她在院子里微笑,满树石榴花也似乎在对着她咧嘴欢笑,这画面看着别有一番景致。美好却也藏着李芙蓉难以言说的委屈。
大柱的父亲是个读书人,在村里小学担任民办教师,心灵手巧,家中物件坏了,他都能自行修理,从不花钱请人。不过公公家规矩也大,日常言行都得规规矩矩。初嫁过来的李芙蓉,行事处处小心翼翼,总觉得拘谨不自在。
村里有几个与大柱平辈且年纪稍小的孩子,总爱跑到大柱家闹新房,和新媳妇李芙蓉嬉笑打闹,开些过头的玩笑。但无论孩子们如何捣乱,李芙蓉始终笑容满面,从不发火。村里人都夸赞她脾气好,说她总是面带微笑,殊不知这笑容背后,是她努力讨好这个新家的心酸。
大柱只有在星期天才能从县城回家。他一回来,当晚那几个调皮孩子就会偷偷溜进院子,蹑手蹑脚地躲在新房窗户下“听房”。然而每次都一无所获,大柱总是坐在床边,就着灯光趴在桌上看书,李芙蓉则独自躺在床上睡觉。大柱看书看到半夜,把听房的孩子等得没了耐心,只能悄悄散伙回家。
冬天来临,李芙蓉便忙碌起来,每日坐在纺车前纺花。纺车从早到晚“唧唧哇哇”响个不停,一整个冬天,她不紧不慢地纺出一箩筐白亮的棉线团子。纺完线,又接着浆线子、打络子,随后上机织布。农村的老式木制织布机需要用脚蹬,木梭子在她手中来回穿梭,恰似“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所描绘的那般。就这样,黄白相间的棉布在她手中一寸一寸地织了出来。
这些棉布能用来套好几床被子、做几身衣服、纳几双鞋子,还能缝制好几床床单。若有剩余,还能拿到集市上卖,换点生活费。自李芙蓉嫁入大柱家,家里家外、田间地头,所有活儿她都包揽,一刻不得闲,村里人都夸她是个能干的好媳妇。
每到周六大柱要从县城回来时,李芙蓉总会早早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有时,她坐在窗前,手里拿着鞋底子,一针一线地纳着,满心盼着大柱归来。只要院门外稍有动静,门“吱呀”一响,她便立刻抬头张望。有时太过心急,纳鞋底子的钢针会不小心刺进手指,血珠子直冒。她咬着牙,用力捏住伤口,等血止住了,又继续纳鞋底子。
夜晚,调皮孩子们又来听房,可大柱依旧看书到半夜,李芙蓉依旧独自早睡。孩子们什么也没听到,只能扫兴而归。
后来,大柱考上了上海一所知名大学。次年暑假,他便与李芙蓉离了婚。办理离婚手续那天,李芙蓉没有吵闹,而是像往常一样,仔细收拾了公公家的家务。最后,她让娘家人拉走了结婚时陪嫁的几件大家具,那些零碎物品则都留在了大柱家。
李芙蓉离开时,村里的左邻右舍都十分不舍,有人甚至眼中含泪。这么好的媳妇,在大柱家辛苦这么久,最终却没能讨个好结局。
再后来,听说李芙蓉嫁给了一个小包工头,家境殷实。她嫁过去后,丈夫十分心疼她,不让她操持一点家务,更不让她插手地里的农活。后来,一家人搬到省城,购置了房产,安了家,还生了个大胖小子,取名小柱。李芙蓉的生活,终于渐渐好了起来。
大柱和李芙蓉的故事,如同农村里的一阵风,吹过之后,留下了令人感叹的回忆。那个时代的娃娃亲,将两个原本陌生的人捆绑在一起,其间满是无奈、心酸,也有着各自的成长与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