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非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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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想，人之一生，得遇几位真正的"先生"？不是那些站在讲台上照本宣科的，亦非名片上印着烫金头衔的，而是骨子里透着"先生"气度的。我的外公，便是这样一位。
他排行第二，人称"二先生"。这称呼在乡间颇有分量，不是随便哪个识得几个大字的都配得上的。外公是他们那个年代的“高知”，写得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更难得的是肚子里装着四书五经，却从不拿来压人。方圆十里，谁家有了纠纷，不找村长，先找"二先生"评理；谁要写个契约家书，也必寻"二先生"代笔。从不收钱，顶多喝口茶水。
我幼时长住在外公家。那是一栋青砖红瓦的老屋，门前有棵歪脖子杏树，树下摆着张磨得发亮的竹椅，那是外公的"宝座"。得许偷闲，他便坐在那里，捧着一本发黄的旧书读。阳光透过杏树叶子的缝隙，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是给这位先生加冕。
外公对我极是溺爱。别的孩子偷吃糖要挨打，我却能大摇大摆地从他书桌抽屉里摸出冰糖块来。那抽屉像个百宝箱，除了冰糖，还有玻璃弹珠，甚至偶尔会出现新钢笔。他见我来了，便合上书，从老花镜上方瞅着我笑着说："别人家的孩子打骂不得！"
作为他们那个年代的年青人，多数人做事都是首当其冲。奇怪的是，他从不参与其中——甚至冒险给人施以恩惠。外公既不揭发他人，也不写大字报，更不批斗他人。他曾对我说："风暴来时，芦苇弯腰，大树折枝，唯有野草贴着地皮，反倒活得长久。"这话我当时不懂，现在想来，竟是他一生的处世哲学。
记得有个冬夜，家里来了个衣衫褴褛的乞者。外公二话不说，让外婆下了一大碗面条，又偷偷塞给那人些许钱。那人走后，外公站在门口望了许久，月光照在他脸上。外公总是这样，从不吝啬善良，对陌生人也是挥霍无度。
我上大学那年，父母工作忙，是外公和爷爷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背着铺盖卷，一路护送我到千里之外的学校。火车上，外公把靠窗的座位让给我，自己挤在过道边。他身子骨硬朗，陪我赶了十几个小时火车也不喊累，反而兴致勃勃地看着窗外飞驰的景色，像个第一次出远门的孩子。
到校那天，下着细雨。学校安排宿舍时，他第一次“武断”的替我做主，要了最贵的宿舍。宿舍在半山腰，外公坚持要替我扛着行李，爬到宿舍楼。他动作利落地帮我铺床挂蚊帐。"临走时，他在校门口拍拍我肩膀："好好读书，别惦记家。"可转身的刹那，我分明看见他用袖子擦了擦眼睛。
大学五年，外公是我最忠实的听众。每次通电话，他都耐心听我讲校园里的新鲜事——辩论赛得了第几，食堂又出了什么新菜，甚至和别人如何发生矛盾等。他从不嫌我聒噪。有段时间半个月没给他打电话，后来听外婆说每天他都会把手机拿出来好几次，看看有没有我给他打了电话。最后忍不住打过来，开口却是："最近学习忙吧？"没有一句责备。
工作后，回去看他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回去，车才刚上路，手机就响了。外公总是算准了时间，每隔一小时打一次："到哪儿了？""吃饭了吗？""要不要让你外婆先热着菜？"而当我终于拐进村口那条土路时，远远就能看见一个清瘦、不算高的身影站在杏树下张望。走近了，才发现外公的白发及皱纹又多了几根，可眼睛里的笑意一点没变。
五年前，外公查出肺癌，肿瘤位置不好。医生说要动大手术，成功率不到一半。我们不敢瞒他，告诉他手术风险很大。去医院那天，外公穿着整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大步流星走在前面，仿佛不是去手术，而是去参加什么重要会议。那一刻，他像个准备奔赴战场且坚信自己会凯旋的将军。
手术很成功，但一年后复发了。病痛折磨得外公整夜睡不着觉。有天清晨六点，我手机突然响起。长期失眠的我带着起床气，语气不善："这么早有什么事？"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外公的声音突然变得陌生："没事，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随即挂断了。等我回拨过去，外婆接的电话，说外公已经睡了。
这件事像根刺扎在我心里。一天后，我打电话回去，外公却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乐呵呵又和我海阔天空的胡聊着。我鼓起勇气道歉，他摆摆手："人都有脾气，我年轻时比你暴躁多了。但是对待病人及家属，态度一定要好。"
没有遗憾的是，他的最后一个生日我赶回去了。那天，他红光满面，仿佛从未生病，很开心。临走时，他执意送我到村口，走出老远我回头，看见他还站在原地挥手，身影在夕阳下显得那么单薄。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半个月后，外公突然走了。葬礼上，来了许多我不认识的人——足有数百人。他们都只是想再来送送二先生。
如今外公去世两年了。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想起他和我说的那些人生哲理，想起他藏在抽屉里的冰糖和笔，想起他站在村口张望的身影。最让我懊悔的，还是那个清晨的电话。我多希望时光能倒流，让我能心平气和地听他说说话，哪怕只是沉默的呼吸声。
前几日做梦，外公坐在杏树下的竹椅上，还是以前的装扮，只是更清瘦了。我问他："那边怎么样？"他笑了笑："和这边差不多，就是很长时间没和你说话了。"醒来时，枕巾湿了一片。
世间再无二先生。而我，再也找不到那样一个可以无话不谈的长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