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述

夜读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二集·论讽刺》，文中戏谑之语：“人大抵愿意有名，活时作传，死后盼人分讣文，立行状，甚或妄求宣付国史馆。”每读至此，便觉先生那犀利的目光穿透纸背，凝视着后世如我这般附庸风雅、竭力作传的平庸之辈，令人不禁莞尔。

余既无等身著作可飨学界，亦乏煊赫冠冕以饰门庭。仅不过是在文学边缘徘徊的拾穗者。然在暮色苍茫之际，偏要执拗地效仿春蚕吐丝作茧，将五十余载的浮沉经历文字与相融，以朴拙之笔，秃立“阿刚自传”。为平凡生命献上质朴的礼赞，无非仿效魏晋名士晒腹中书之举，虽无真才实学，却图也个自娱自乐的潇洒与快意。

撰写自传，其难度恰似手持明镜自照——粉饰太过则面目可憎，令人厌恶；剖析过深，又难免触及灵魂，痛楚锥心。辗转数夜，终是取了折中之法：以三分自嘲兑七分坦诚，佐以半盏怀旧的苦茶，在记忆的褶皱间细细翻检。毕竟，在这解构崇高的年代，谦卑总是一种相对安全的姿态。于是，我悄然隐身于文字背后，轻敲键盘，将过往人生中的聚散离别，化作一行行带着墨香的文字，一心只想传递出最本真、质朴的生活气息，大抵愿意让自己感受些许名分罢了？

公元1955年岁杪，当最后一页日历即将撕去时，我踩着共和国六年的尾巴降生于世。是年黄历记为乙未羊年，戊子月乙丑日，湘江畔的麻石街蜷缩在百年未遇的暴雪中。戌时三刻，一声男婴的啼哭划破黄兴巷浓稠的夜色，属羊，福兮祸兮？后被标注为“非农业人口”户籍。甫落地便裹上了荒诞时代特殊的记忆，外人高看一眼，本身也自视甚高。

祖籍栏里并列着津市与澧县，像两条蜿蜒的支流，在洞庭水系的族谱上汩汩汇合。派出所用蓝黑钢笔郑重写下“城镇人口”等同吃“商品粮”几个字时，笔尖在户口簿上洇出小小的墨晕。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胎记，既非朱门绣户的世家印鉴，亦非寒门白丁的黥面刺青，倒像是枚盖在命运契约上的骑缝章，教我在后来的饥馑岁月里，总怀着莫名的原罪感。

家世殊为复杂：祖父家乃津市乡绅，良田千亩；外祖家系澧县望族，庭院深深。父亲的书箱总散发着硝烟与墨香交织的悖论。浙大的三角函数讲义夹着黄埔军校的战术地图，西南联大的听课证上还粘着武财院的经济学笔记——这四张文凭恰似四枚不同朝代的官印，在他的人生奏折上盖出个错位的年轮。母亲的毕业证书落款处，赫然是光绪三十二年张百熙奏请改制的“湖南高等学堂”。这位湘江畔的“不栉进士”，梳着齐耳短发的毕业照竟与民国月份牌上的美人遥相呼应。然则，这般显赫，最终都坍缩成户籍册上家庭成分工整的宋体字，后在新时代竟成原罪。犹记幼时见父母藏匿文凭于米缸，金丝眼镜换成粗布衫，始知“书香”二字亦可为枷。

早年，二姐言道，我尚在襁褓之中，便由那铁匠之妻用她粗粝却温暖的怀抱，为我哺育乳汁。她的掌心轻抚过我细软的胎发，或许在那一刻，铁匠铺里飞溅的火星，便带着不屈与坚韧，揉进了我的血脉。

牙牙学语后改由姑妈带养，五岁前的江湖止步于浏城桥水絮塘商业厅宿舍三栋三楼五号。这具计划经济浇筑的红砖青瓦“干部宿舍”里，每扇漆色剥落的木门后，都蜷缩着半部未完成的家族史。我常在逼仄的楼道追逐自己的回声，那些来自木栏杆的穿堂风，早早教会我如何把童年折叠成纸船、爬树、滚铁环和玻璃球。

进入省商业系统幼儿园后，如同混世魔王时段，性情活泼过度转为顽劣，在外色厉，幼儿园班上呈现强霸，在家却内荏，从小多遭挨

骂、常受皮肉之苦，还令哥姐们嫌弃。甲子年后仍被老姐笑而说起。

1964年秋，我像株发育不良的野草被移栽进浏正街小学的苗圃。班主任的冷眼如刀，将六载光阴削成写满“差生”的竹简。当同龄人在珠算课上背诵“一上一，二上二”，我正用弹弓在操场绘制绿林版图。那些年攒下的伤疤，如今倒成了肉身编纂的《九成宫醴泉铭》——每道疤痕都是个狂放的部首。

出家门，无规矩，是典型的‘刺头儿’，常‘裸袖揎拳’，逞英雄之气，打人或被人打者、身上多挂彩成本人常态。而且沾满泥浆的塑料凉鞋里，总能倒出半座微观丛林——断翅的蜻蜓、瘸腿的蟋蟀，还有从《十万个为什么》里逃出来的问号。

十岁后，铅字成为了驯兽师，夜色降临时，野孩子忽然安静成图书馆的剪影。从租书屋裂缝漏进的月光，将《林海雪原》照成我的《圣经》。偷藏在枕头下的《青春之歌》，书页间至今夹着当年沾了鼻血的糖纸——那是我与保尔·柯察金签下的血契。《三国演义》让我常跟大人们讨论书中人物命运，甚至争论过第一武功吕布的方天画戟，也干过一会‘窃书不能算偷’的事。常仰望星空，心生憧憬，灵魂跃动，一晃便是十四岁。

1970年，少年辩证法掠过湘江时，在我十四岁的骨节里催生出某种隐秘的裂变，懵懂渐然消失。晨雾中的十四中学像座哥特式修道院，走廊里漂浮的粉笔灰都是审判的骨粉。当同学们在成分栏填写“红五代”时，我的档案袋里始终蜷缩着块不合时宜的补丁，有被立入另类之感，灵魂常常在夜色中颤抖。

青春期的喉结尚未隆起，政治寒潮已抢先漫过脖颈。还因高知家庭基因遗传效应和文化熏陶，似乎一夜之间在青涩与明辨中徘徊，我

学会用图书馆的樟脑味腌制表情，把《反杜林论》包上书皮当作盾牌。月光常看见我在水絮塘的楼第上，就着路灯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段落嚼成口粮，用微笑谋局自我，提升热忱。

1972年初春，北风裹着狂飙运动掠过浏城桥。十六的成人礼上，名不副实的文化程度却要冠以有知识的青年，带着责任与价值的沉重枷锁走入‘上山下乡’之路。我背着“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标签，懂得首先要好好地“活”下来，然再谋出路。深山里，油灯下重读《红楼梦》，忽悟大观园与知青茅屋竟有相通处——都是被时代洪流冲刷的孤岛。风雨兼程的三载岁月，学得辨五谷，识星象，更于寒夜与老农对饮时，听得半部民间野史。即便渡尽劫波，却依然能够挺直脊梁，埋下了对历史、对人生深入思考的种子。

山坳的雾霭里，知青点的煤油灯将马克思头像熏成但丁面具。抡镐头时，我常错觉在给家族原罪篆刻墓志铭；深山背柴的间隙，则把《自然辩证法》折成纸船放入山溪——盼着某天能漂回岳麓书院。

石门东山峰农场蛰伏三年，命运之神的眷顾，1974年冬，招工返城后，在纺织厂食堂系上白围裙、袖套，干着庖厨春秋之活。又遵其家训‘家财万贯不如薄技在身’的教诲，在锅碗瓢盆中牢记时代的豪言壮语‘干一行，爱一行’。后随师白案、红案之技能，握技娴熟，并时常萌发创新之意，摆弄几桌酒席如取手中探囊之物，一手好厨艺烹饪的佳肴常常撩起家人、朋友的口福之享。

蜗居食堂六年，油烟在1976年变得愈发呛人，像锅盖上凝结的阶级穹顶。我常在凌晨三点的面案前，用擀面杖丈量《资本论》的厚度——发酵的面团与发霉的旧书共享同种酵母。当同事们讨论每月奖金分配时，我正把《楚辞》拆解成葱花撒进阳春面。油渍斑斑的工作服口袋，总揣着本被猪油沁透的《古文观止》，每道勾画的笔记都泛着菜油浓香。某次竟用糖醋汁在餐盘还勾出《沁园春·雪》的意境。

原来锅铲也能奏响命运交响曲。

江雾初散时，驳船驮着云絮般的棉垛停靠在厂前门的码头，我立在潮湿的台阶上，看铁锚咬住青苔斑驳的岸石，汽笛声里忽有所悟——世间诸事原在预期之上与揣度之下游移。既知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得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得那么糟。于是，不沉沦于世俗，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以朴拙之资，恃一己之心力，唯有握火之苦读，购书自学不息，长夜秉读，倒也出口有章，思路开阔，还兼具‘无不良嗜好’。前世这般痴顽竟也磨砺出三分文心剑气，倒让街坊与同事在茶余饭后，把"上进青年"的名号焙得酥脆喷香。如今回望烟波，方知岁月长河中的摆渡人各有各的楫痕，待千帆过尽后自会懂得，淡看云岫方能见得青山妩媚，敞怀临风终可窥见星斗阑干。

春心萌动之际，分泌的多巴胺与荷尔蒙敲响了我的情窦初开。而现实最残忍的词语却是‘世俗’与‘偏见’。二十二岁的求偶市场，自有价码是：炊事员×油浸书卷气÷家庭成分³。虽会咏“唐诗宋词”，能背诵《共产党宣言》，甚至追爱和被爱之角色常有互换，但身材高挑与大眼睛姑娘的家庭，却以情爱的拓扑学冻僵了其父母的笑意。

情路蹒跚的我，趁年轻色胆，踏进她家自砌的私房，屋内狭窄显拥挤，蜂窝煤炉子正吐出蓝色谶语。她站在书桌旁，搓手，不语。我奉上的龙须酥在玻璃茶几上渐渐坍缩，像某个流产的乌托邦。其父母脸色怫然不悦，声嗤曰；"我女岂能嫁油渍之人”？稍后有搪瓷缸叩击五斗柜声响，节奏暗合着审判。我瞥见她家墙壁上的老挂钟，秒针一点点向上爬，很慢，仿佛是时间。心情也如同晦暗。

1980年的冬天，我的命运在扳手与钢笔的夹角处拐弯。当运输科的汽车引擎盖第一次为我揭开时，那浓厚的汽油味竟比食堂的猪油香更令人战栗。这种含金量很高的技术工名片，成为当时“师级”待遇的同义词。汽车底盘成了我的《说文解字》，万用表指针摆动出新的平仄韵律。那些年我入门钳工、烧焊、电工、白铁工等知识入手，到整车技术修理日臻完善，居然也冠有师傅之名，带徒弟有四。其徒弟，都是厂长、总工程师之子，总错觉在给特权阶级安装道德过滤器。

岁月蹉跎，已到燕侣莺俦之时，虽无俊男之颜值，但吾用知识与人品垫底，自信“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于是，从本单

位万花丛中便摘‘花’一朵。

四年后，二十八岁，那是岁月与荷尔蒙共同催化的节点，于是，我成了王家的未来女婿，年中将完婚。她是同厂女工，其父为省政府机关处级干部，官宦门第，我家为书香门第，年长她三岁，似墨痕在婚书上洇成契约的纹路。可每当夜雨叩窗，我总在故纸堆里抬起头，却始终参不透这纸契约里，究竟裹着月老的赤绳，还是伏着司命的暗线。

成亲在即，她调入科室转为干部，我在厂运输科负责车队维修管理，婚期如期举行，婚宴的瓜子盘里盛着两个阶级的妥协。当我在喜字热水瓶的镜面上瞥见自己——这个穿着涤卡中山装的倒影。竟同时映出铁匠养母的倔强与母亲族谱上的簪缨纹样。

是於1985年5月。八月怀胎，稍早产，生一女。新生儿啼哭响起时，我才读懂结婚证背面的隐形条款：立户初时，自作主张；女儿随爱人‘王’姓，王家切喜，即是安。也顺我所愿。

同年3月，入党、八月毕业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尔后，机遇相随，曾被选聘于厂子弟学校当教，后又议调组织科入职？皆为时机把握不当，失之交臂。

慎终追远，砥砺前行，不靡不回，卒乃变雅俗之风，而挽一时之浩劫。日子总是这样有时欢喜，有时忧伤，有时孤独有时热闹，看似岁岁无情，却也沧桑有痕。很想感谢自己的坚持，让生命在经历中日渐丰盈，闲来之时，常扑伏案头，在格子上爬着喘气，豢养的文字，终于在抽屉里长成矿脉。虽算不了宏篇巨著，但也是点灯熬油的心血，此事皆被同辈们夸赞。

回想，女儿四个月，嗷嗷待哺，我既要上班、还需兼顾工作和读书，后经岳父母帮衬，辞保姆，携外孙女过河在省政府大院内眷养，又等六年，待有朝一日，女儿已长大。蹦跳着读小学、升初中，考进省会重点高中，挤进大学门槛，然，读研、考博、就业，进跨国公司，

一路笙歌，年薪几十百万之上，其心花怒放。

河西二十年，1994年8月凭借岳父关系，卸掉了企业的工人身份，换上西装隐形的壳。当我把扳手锁进铁皮柜，公文包的拉链声竟像体制的牙齿在开合。外贸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与报关单吞吐着陌生术语，我在英文传真里竟听懂国外客户的装箱需求。有次酒局，某处长夸我"工人本色未改"，我才惊觉领带夹上还沾着汽车底盘的锈迹。

岁月如拓印年轮的刻刀，每一圈沟壑都暗藏时代的密码。二十一年外贸职场浮沉，机关生态的生存法则早已融入血液。在规则与人心的夹缝中，我像棵移植的树，将根系重新扎进陌生土壤。从青涩科员到统率几十号人的老总，握资金百万上千万，烫金名片折射着会议室的冷光，却在某个加班的深夜惊觉——那些被体制驯化的思维程序，正悄然吞噬着少年眼里的星光。

改制潮涌来时，我成了办公室的活化石。年轻同事用"大哥大"敲击新世界的大门，我的算盘仍在为计划经济招魂。当分流名单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我意外发现自己成了体制瓷器店里的秤砣——既压得住报表，也镇得住人心。退休茶话会上，老总的挽留与赠言至仍今留有一抹余温。

身处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渐悟当代君子当怀文武之道。既能挥毫泼墨拟公文，又可掂勺掌灶烹小鲜，方显大丈夫本色。某日宴席间，见新晋后生对清蒸鲈鱼火候啧啧称奇，忽忆昔年掌勺时悟得的中庸之道——猛火快攻与文火慢炖，恰似处世刚柔并济之法门。这般跨界参悟，倒真应了那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如今，我退居于星城南隅。夜深人静时，翻开往昔的稿件，那字里行间仿佛还带着曾经灶台的烟火气息。孙辈的平板电脑，映照出我皱纹里残留的《楚辞》片段，恰似那未完成的十四行诗，而养老金账户的数字，也如同诗歌般充满了韵律。

以宋体铅字精心排版，将《阿刚自传》妥帖地置于出版文集前页。满心的喜悦还是不加掩饰地溢出，此时也深切领悟，每道裂痕都藏着月光浸润的故事，每个笔锋都悬着未坠的晨露。

七十年竹简在光阴里煅成烟墨，今以朱丝栏界出方寸天地，将岁月拓在连史纸上。这卷苔痕斑驳的拓片，不求装点谁的书阁，唯愿化作故纸堆里的蝉蜕，待百年后某双颤抖的手，在某个落雨的黄昏轻轻揭开，尚能窥见时光褶皱里，那些未曾风干的泪与笑。

阿刚谨奉

公元二〇一五年冬至于星城南隅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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