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霞千里不长在，声传万古遗相识 ---记父亲程剑萍

云霞千里不长在，声传万古遗相识

---记父亲程剑萍

父亲于1986年12月去世，距今已33年了。

他生前很少和子女提及他的人生经历。或许是怕那些伤心往事勾起伤感，父亲在世时，我也从未直接问过。直到2017年秋整理父亲的遗作，想给他写点东西，才发现自己对父亲的了解，仅是童年的模糊记忆，和父亲61年出狱后到去世的这一段。至于父亲的前半生，只是从爷爷奶奶和母亲口中听到的一星半点。于是我一边绞尽脑汁搜索脑海里每个与父亲相关的信息，一边查阅能找到的父亲的所有资料。经过一番努力，总算对父亲有了大致的了解。

1919年3月8日，父亲生于祁县东观村。听爷爷说，他打小就聪明过人，四、五岁下象棋已能和大人对垒。在村里读小学时，因所学知识不能满足他的需求，爷爷经多方考察便把他送到了太谷铭贤学校就读。（1907年由孔祥熙创办，美国欧柏林大学资助的私立学校。）那里，既有我国自己的，也有外籍教师，或许是受中西结合教育思想的影响，父亲很小就比较开放。

按父亲自传中的记载，幼年读书时，他对文史就很感兴趣，十来岁已能写诗作对子了。

小学毕业后，父亲到祁县中学读初中。为了跑校方便，爷爷给父亲买了一辆在当时来说很时髦的洋车（自行车）。可惜没骑多久，父亲在回家的途中，不慎摔倒跌断胳膊。由于到父亲这一辈家里已是三辈单传，父亲的奶奶怕再生意外，无论父亲如何央求，坚决不允许父亲再去祁县读书。无奈之下，父亲便瞒着奶奶只身跑到太原新民中学继续上学。同时电告东北的父亲与家里。

当父亲到太原读中学后，他对文史的态度已由兴趣转为酷爱。由于在学校的成绩优异，师生都称他为“才子”。就在那时，他养成了读书写作的良好习惯。

父亲说，他十五岁就有了当“文学家”的“幻想”。在校期间嗜书如命，图书馆，阅览室，都是他最好的去处。

然而好景不长。七七事变，日寇发动的侵华战争，点燃了全国抗日的怒火。父亲与全国广大热血青年一样，办学报，散传单，宣传抗日救国。由于受当局的通缉，只能中断学业，跑到东北热河赤峰爷爷经商的店铺暂避。在那里，他目睹了日寇铁蹄下百姓的民不聊生与生灵涂炭。由于日寇控制了东北的粮食与金融，爷爷的酒局每况愈下，很快便由萧条转为关门歇业。看着苦心经营多年的生意毁于一旦，爷爷对此恨之入骨。就是那时，家仇与国恨深深埋在了父亲的心中。

1939年年底，父亲与爷爷回到山西。

为了谋生，父亲与好友程作光在太谷创办了“拜伦药房”。因继续传播抗日思想，41年8月突然被驻扎在东观的日本宪兵抓走，经老村长等人合力营救才被保释。为防意外，经本村程继德推荐，连夜逃离家乡，奔赴当时山西抗战时期的统战中心--临汾吉县克难坡。

在那里，经同学郭威介绍，通过考试，进入了 “民族革命理论与实践研究院”学习与工作。据南方人物周刊《山西王阎锡山》一文中这样记载“他（阎）悟道，兵力再强，无政治理论基础也是不能成功的。孙中山传给蒋介石‘三民主义’，自己有什么呢？于是1932年秋，阎锡山成立了理论研究会，来努力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在那里，研究人员可以看马列书籍，有专人翻译《资本论》。就是托派理论，阎锡山说的很干脆：‘托派的说法，咱也听听。’他希望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另树新的旗帜。”

父亲对此也有一段说明：“理论研究院是一个研究阎锡山《物劳学说》的哲学研究机构。表面上倡导自由研究，真理竞赛，在这里可以随意看任何政党的理论书籍，实质上却是偷取马列主义的内容，为阎锡山创建自己的主义作理论准备。”

父亲在他的自传里回顾：“那里有相当庞大的图书室：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以及各个名家的著作，资本主义的，马列主义的应有尽有。在那里我看完了高尔基的‘三部曲’，也看了歌德的‘浮士德’，从托尔斯泰到巴尔扎克，从笛卡尔到艾思奇……。我以单纯的追求知识的欲望狂读着”。“阅读的同时，也在写诗、写小说、写剧本、写历史论文，在当时的报章杂志上不断的发表。并效法高尔基认为，那里就是‘我的大学’。”

父亲有不少诗词描述了那一段的经历。如在《南柯子·抚昔》中：“投笔已烛尽，起舞正鸡啼。暗想当年游晋西，夜夜枕书寒月照寒衣。……”

与《山头观景》

记得抗日在河西，壶口天瀑着人迷。

对景啸吟太白句，不知大雪满征衣。

克难坡距黄河壶口瀑布仅八公里之遥，父亲闲暇之时常常前往。他站在壶口瀑布前，听着震耳欲聋的咆哮声，看着气势磅礴、奔腾直泻的黄河水，心潮起伏，热血沸腾。写下了

《咏壶口》

飞瀑至泻接天流，狮虎咆哮吼迴沟。

巍巍陡崖云壁立，骇骇惊涛笼雾稠。

大哉黄河壮华族，雄兮高山丽神州。

风雷两岸城乡怒，漫隐青纱斩倭奴。

那时的父亲，满腔热血，期盼能在抗战中有所作为，而现实并非所愿，从他回忆那段往事时写的《西窗烛·忆旧游》中，足见他的无奈与失望。

剪罢烛花，拭干烛泪，旧游枕想天涯。

胸怀射虎暂栖身，对灯恨弹剑，空负韶华。

叹山河、半壁沦陷，登峰眺望烟霞。

晋阳家。

倭寇肆虐，汉奸顺受，“三光”妄绝根芽。

裂胸不酬离乡志，愤阎狐蒋豺，明抗暗拉。

忍把诗笔对鸡窗，怎奈风月摇纱。

1945年7月，抗战胜利在即，父亲离开“理论研究院”，应聘到“山西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当了教师，希望能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国尽微薄之力。

父亲的学识与能力很快就得到学校的认可。一年后，27岁的父亲被提拔为学校分管教学与管理的中层领导，而他仍“夜步高尔基，日效鲁宾逊”。

在那里，父亲有幸遇到了晋南才子白雨声先生。先生对父亲的帮助终身难忘，以至二十多年后父亲的诗中仍多次提到先生。他在《难得知音》中写道：

一枕残月念故人，泪下潜潜哭雨生。

慰病不见有知己，长吟何处觅知音。

其中有一段注释：“白雨生先生，对古典文学广有创见，为山西教育界德高望重之宿老。解放战争期间，余任教一联中时，先生已年逾古稀，长吾四十余岁；而每日伴我灯下研读，公余和诗，游则并步，病则互帮，乃余一生中少有之良师益友”。可见先生在父亲心中的份量之重，影响之深。

1947年6月，山西省立第一联合中学迁至太谷，并于1949年4月更名为山西省太谷师范。父亲任语文教研组长，除代文学课外，还兼代历史、政治课。

其后，父亲结婚生子。尽管生活条件变了，他夜读与写作的习惯却一直没有改变。除周六、日晚与家人团聚外，平日吃、住都在学校。（家与校的距离仅几百米）。他在《静可清心》中自述：“三十初婚仍独居，为利攻读静昏晨。”

父亲博学多才，对古典文学颇有研究。他的学生在回忆他的教学时，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学生白恩蒲曾在纪念父亲的文中这样追忆：“他讲课以教材为蓝本，针对学生实际，旁征博引，拓展开来。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等信手拈来、融合天成，体现了独特的教学风格。他的教学渗透着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精华，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与启迪着学生的思维发展。”

1957年12月，反右运动结束时，父亲遭左倾陷害，被诬判为“历史反革命”投进监狱。定罪的原因是：“47年春阎匪“三自传讯”期间，父亲曾参与扣捕进步学生。”

据父亲回忆，阎匪三自传讯时，学校的师生被编为三个中队，父亲分管第二中队。由于父亲的保护，第二中队的师生没有受到任何迫害。特别是第二中队的几个地下党员在父亲的保护下全部及时逃离学校。而被逮捕的学生均属第三中队，且是由政训处与军训处在暑假期间带领伪特警组扣押的（经审讯后均已释放）。父亲当时正在东观休假，对此毫不知情。实际上父亲对当局“三自传讯”的做法早深恶痛绝，对“三青团”、“国民党”等组织更是一概拒之。父亲不是校级领导，学校的“三自传讯”由校长与政训处负责，然而，却仍被以领导成员为由关进了监狱。

在阳泉荫营煤矿劳改的三年中，父亲按照监狱领导的安排，常给劳改犯讲课。由于这种特殊的待遇，使父亲记日记（写诗词）的习惯延续了下来。可惜父亲出狱后带回的手稿都已遗失，现存的，都是瘫痪后父亲回顾所写。

1961年父亲出狱，政府安排他到阳泉荫营煤矿工作。因年迈的爷爷突然摔倒卧病不起，作为独子的父亲便辞掉工作，回到老家一边劳动一边照顾生病的爷爷。

在农村，父亲深感医疗条件之匮乏，农民就医之困难，劳动之余常免费给村民看病。（父亲曾学过中医，当年开药房也基于此）父亲在他1970年的诗中写道：“九年僧庐锁故乡，力学岐黄济人间”。他认为：“无力兼善治天下，也当自洁走医徒”。即尽自己所能，为家乡父老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那是父亲最忙的几年。家里常常坐满等候就诊的患者，本村的、邻村的、本县的，外地的。不管患者多么贫穷，衣服多么的脏烂，父亲总是热情接待。有时晚上也要出诊，搞得奶奶很有意见。父亲有不少诗词记载了患者的苦痛与给患者治病的经过。

1968年夏文革抄家，造反派从东观家中抄出父亲回村后写的几千首旧体诗词，其中一部分被谬解为反诗而遭到非人的批斗。因父亲拒不认罪惨遭酷刑毒打，四肢全被打断。为救父亲，母亲卖掉太谷的房产与一切可卖的物品，四处带着父亲求医看病。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因神经系统受到严重损坏，从此父亲瘫痪在炕再也没有起来。“神经悉毁伤，四肢如尸僵。宛如襁褓子，一切待喂养”。便是当时的惨状。

整整一年，父亲完全不能自理。吃饭靠母亲一口一口来喂，而且还不定时的抽搐。每次发作，身子缩成一团，不停的抖动，少则个把钟头，多则几个小时，从抽搐变形的脸部可看出，父亲是何等的痛苦。

尽管这样，当胳膊稍稍能活动时，父亲便又拿笔想继续写作。

那时的母亲早被父亲的遭遇吓破胆，坚决反对并阻止父亲再写任何东西。父亲一边据理力争，一边背着母亲偷偷地做着写作的准备。父亲之所以置生命安危于不顾，他的诗《先天下之忧而忧》或许就能说明一切：

思时停一刻，心苦有所失；

思穷十万载，手空无所得。

不意寒湿痛，忘掉衣和吃；

钱囊早洗净，家仅四立壁。

别人为我笑，我为别人哭；

人人为自己，最终必亡国。

不欢炮火下，万毁无一物；

宁作忧天鬼，不享地下福。

父亲曾在《存今不易》中记载了母亲的监管：“禁止执笔禁观书，明管暗查胜囚徒。九大以来诗三千，前是腹稿后暗涂。”

那时，为躲避母亲，父亲以看书为名，把自己的日记（诗词）偷偷写到所剩无几的书的缝隙里和自己抽完的烟盒与废纸上。（当年父亲免费给村民看病，常会有人给他送点烟抽）母亲发现后，多次和父亲发生口角，劝父亲不要再惹事端，我与姐姐也帮母亲劝解父亲，毕竟父亲的那次遭遇实在太恐怖了。但父亲“一意孤行”。从他的《不如坐监》：“一个字迹不准留，自制蘸笔也没收。平生苦恨莫过此，无理管压胜死囚。”就可看出，对母亲的“家庭管制”是何等的不满，特别是对 “新华水笔早抢走，修配破笔反复收。读书研究受管制，吟诗记事无自由。”更是愤愤不平。后来，看到父亲每日被病痛折磨得实是难耐，只有写作与读书时才能转移他的注意力，稍稍减轻些他的苦痛，我们便不再阻挠父亲。至于以后，只有听天由命了。

由于日日抽筋，父亲的骨骼完全变形，他好像并不太在意。面对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折磨，他甚至认为《胜享清福》。他写道：“卧床四载难如愿，抽搐痉挛时时见。亏得潦倒艰难尽，人间滋味尝不遍。”当拮据到连止痛药都买不起时，他竟然：“无针无药有何愁，呼诗笑罢百痛走。注我荆轲聂政血，唾他楚狂讥孔游。”

说实在的，在我的人生中，从未见过意志力如此坚强的人。他对自己坎坷的人生与遭遇很少抱怨，对整他打他的人一笑了之。那些年，父亲几乎把可利用的时间都用于听新闻、读报纸、记日记（写诗词）、读书与写文章。经常忙到“热饭搁凉犹不知”。父亲发现北京中医学院出版的，东汉张仲景所著的汉医经典著作《伤寒论》中，文言文译为白话文时的一些错误（与原文不符），写了几万字的文章寄给学校予以纠正。他认为中学语文教材中有个别文章不适宜对学生讲述，也撰文向教育部阐述自己的观点。

父亲的遗作中，还有约十万字的红学研究的文章。我记得那时人民日报曾连载过一些红学专家的论述，父亲对其中的一些观点有不同见解，故写了一些文章陈述自己的看法。那时，家里没有《红楼梦》原著，文中引用原著的部分完全来自他的记忆。

父亲的记忆力好的惊人，从先秦文学到明清小说都非常熟悉。他随口就能说出里面的诗句与故事情节中的原话。唐诗宋词更是他的强项。他的诗词中，有不少集句诗，他常用这种手法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诗作，虽来自不同的诗人，不同的年代，但组合后意境连贯，融合天成。《长夜明灯》就是其中一例：

梦游“舟如空里泛”，醒忆“人似镜中行”。

“不知初点人何在”，“只见当年火至今”。

1974年9月母亲平反复职上班后。家中只剩我与父亲。我劳动不在时，他写作更加专注。除用诗词记录新闻外，还写了大量的时事评论。往往一首小诗，注释就有几千字。其中的《台湾问题研究》更是写了二十本之多。他的这种生活方式，一直坚持到84年平反，到1986年12月去世。

父亲在他有生之年写过多少诗词，不得而知。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写的早无从考究。据父亲72年4月的诗中记载，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就写了万首之多。可惜这些诗词在文革抄家时都被抄走无法找回。70年后到86年12月去世的十七年，父亲基本没有停止写作，现存的六千多首，就是他七十年代初期的作品。而从75年3月始到86年12月去世前11年的所作，除找到遗留在弟弟书箱内的三张废纸上的四首词外，都不知流落何方了。

父亲与诗词相伴一生。从少年读书算起，无论是在教育工作岗位，还是57年底被诬陷错判入狱劳改，或是出狱后在生产队劳动之时，也或是文革遭批斗致残瘫痪在床以后，他以诗词为日记，记载了他所经历的大事小情。在诗词里，他倾吐着人生的酸甜苦辣与喜怒哀乐，抒发着自己的抱负与对国家民族的赤子之心。是诗词陪伴他度过了艰难困苦的岁月，也是诗词给了他战胜病痛折磨的精神力量。

今年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他生前坎坷多难，几近绝生，然身残志不渝，以超人的毅力，与命运抗争着。尽管他一生所写大多流失，只现存的部分，也足以勉励后辈儿孙。通过我们两年的努力，父亲的诗词即将面世。此事完成，既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也了却了我们作儿女的心事。

父亲安息！

       程小平 写于201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