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声,一个年代特有的语言。它不似“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悠远,却自有“晨钟暮鼓警醒世间名利客”的实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知道,那时的公共地方都以敲钟为号。人们对钟声的记忆,如同刻在骨子里的年轮,一圈一圈的岁月印记。
我出生在武陵山土家族集中的一个农村小区场镇上,据风水先生讲这里是“九狮回头”之地。场镇很小,百来户人家挤在500米长的街道上,两边木房挨挨挤挤,街道最宽处不过30米,破漏狭窄而陈旧。场镇虽小,却是川鄂咽喉。设有区公所、乡公所,有区医院、乡卫生所,有粮站、手工业社、供销社,有邮电所、市管所、税务所、信用社,有人民食店、公社食店、裁缝铺,有小学校等十几个机关事业单位。“山高路险石旮旯,红苕洋芋包谷粑”,这一土家俗语道尽那时生活的艰辛。
忆起昔日情景,锥心的还是那时机关食堂的钟声。
我家住在乡公所旁,母亲生下七个子女,很不幸的是三哥在灾荒年被饥饿夺走生命。其实在生我时,父亲就已经不想在生娃,正因如此,我来到这个世上就很不顺利,该走路的时候,我还站立不起来。医院的老郎中检查后,都不清楚原因,或说是小儿麻皮症,或说是软骨病,反正那时父母是憔悴了心。
那时的我没有记忆,直到有记忆时,听母亲讲,在我六岁前,因一大家人要生活,他们除按时干农活争工分外,一有空就抱着我到处寻医生,只要听说有能治疗的单方,无论怎样都要试一试。当时有一刘姓跛子老中医看后,说可能缺钙,导致难站立。母亲闻言,千方百计寻找含钙物质给我吃。各种草药,丢弃的骨头和蛋壳,都拿来炕焦捣末,拌在饭中让我吃下。母亲说道伤心处,还说得更玄乎,有一次实在没办法,在挖土时挖到一座老坟,捡到一根骨头,不管三七二十一,拿回来研末成面,喂我吃下。五岁多了,还无法走路,父亲打算把我过继给那个刘姓老中医,因他无裔。那时农村医院没有钙片之类补药供我,就是有也买不起呀。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童年不知愁滋味的我,也还是有快乐的时候。
听母亲讲,大人们上工前,总是问我今天在那里去玩,有时说信用社门前,有时说医院门前,常常在公社那个几十平米的石坝上。他们就把一个簸箕或者一块篾席随人放在地上,摸、爬、滚、打,拉屎流尿都在那里,同龄小伙伴嫌我脏,都离我远远的各玩各的,玩到公社机关食堂的钟声梆、梆、梆地响起,我就特别的高兴,那是归家的讯号。
现在忆起童年时的那些机关食堂的钟声,总感觉有的是那么的清脆,有的是那么的悦耳,有的是那么的美妙,那可是我感悟钟声最早的启蒙。这钟声于我,正如陶渊明笔下“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温暖,是黑暗中指引归途的明灯。
也许有人说,那么多哥哥姐姐应该照顾最小的弟弟呀,其实不是他们不照顾,而是年龄差距,大姐与我差距20来岁,大哥差距十几岁,他们有的要参加劳动争工分,有的要上学。1971年大哥入伍,就将仅有的每月6元钱的津贴,慢慢攒下,从部队买钙片回来,给我补钙。
在母亲坚持下,我没有被别人抱养。真是上天不负有心人, 六岁多时,我竟然莫名其妙地站起来,傻乎乎地可以走路,这可把全家人高兴坏了。七岁左右入学,我与同龄小伙伴一起,上山弄柴,下河摸鱼,过上值得回忆的少年生活。
少年的记忆中,在不同季节,500多米的一条街道,每天总是传出机关食堂铛、铛、铛,梆、梆、梆的各式钟声。清晨七点许,大人们在这些钟声中开始干活,上学的孩子们在这些钟声中开始起床穿衣……好像整条街就活动起来。中午12点,人们在这些钟声里陆陆续续回家,各家各户烧火煮饭声、叫呼声、吃饭声响成一片,好像整条街把一天的活动推向高潮。天将黑时,在这些钟声中,大人们从劳作的地里渐渐地回来,无声地晚餐,慢慢地休息。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吧。
那时机关食堂的钟声就成了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伙伴。
钟声于我,是陆游笔下“拄杖无时夜叩门”的期盼。机关钟声各异:税务所的沉郁似暮鼓,卫生所的清脆如晨钟,粮站的闷响若远雷……它们织成时间的网,将小镇生活分割得整整齐齐。晨钟催人起,午钟唤人归,暮钟催人息。这让我想起《诗经》里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原来千年农耕文明的韵律,竟借钟声在现代机关里延续。每当钟声响起,整个场镇就像被施了魔法,人们按照既定的节奏开始一天的生活。这钟声里,藏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秩序与安稳。
记得那时我最爱趴在乡公所的石阶上,看炊事员老王敲钟。他总爱在敲钟前清清嗓子,仿佛要给钟声配个前奏。钟声一响,机关干部们便三三两两从办公室出来,端着搪瓷碗,说笑着走向食堂。他们的蓝布制服在阳光下泛着光,胸前的钢笔闪着金属的亮泽。我常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钟声里,寄托着一个乡村孩子最初的向往。
命运的转折始于1980年。我考进全县最好的石柱中学读高中,首次坐汽车进县城,我被眼前的一切震撼,宽阔的街道,高大的楼房,还有那些穿着时髦的人群,商店、饭店、旅社比比皆是,以为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
进到学校,首次听到滴、滴、滴的电铃声,不知道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怀着好奇的心态,还到处寻找。这比起那梆、梆、梆的敲钟声不知要好听得多,上课下课,吃饭睡觉都是电铃声。每当夜深人静,我总想起家乡的钟声,那熟悉的声音里,有我最初的梦想。在这电铃声陪伴下,不知不觉两年高中生活很快完毕。
那时的高考要经6月份预选和7月份正考两次完成,多数同学在预选后就回家,只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参加高考。7月份高考后,我回到乡场,与父亲一起参加劳动。此时看到一女同学在税务所上班,成为国家的工作人员,心里的那个落差真是无法比拟。有时我担着粪,远远地看见那个同学时,千方百计绕道而行,实在绕不开,就将草帽压得低低的把脸遮住,快快地擦肩而过。十六七岁的青年,朝气蓬勃,阳光灿烂。那一刻,我忽然懂了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愤。
对我打击最深的是一次出早工,父亲早上六点把我叫上一起去包谷地薅草。那时土地刚分到户,农民们都亡命地在地里刨食,家家户户的庄稼没用化肥都发疯地生长。父亲一边薅草,不停地说农业生产的“八字”方针,一边教育道,书也读到这个样了,就别想其他的,当农民就要安心种地,一天多往地里跑,那有庄稼长不好。
七点半许,街上传来铛、铛、铛,梆、梆、梆,机关食堂吃早饭的各式敲钟声,我的心真是五味杂陈。凭什么我只能在农村干又苦又累的活,凭什么农民的儿子就注定只能当农民。这钟声不再是童年的温暖记忆,而成了横亘在我面前的一道天堑。
我使性子地对父亲说不干了,可父亲坚持要把一块地的草薅完,十六七岁的我,无法又无赖,忍受着饥饿,到9点多才回到家里。回到家里,二姐还没有把早饭作好,一气之下我就嚎啕大哭起来,一个院子的邻居都来劝说,无论怎么劝,一想起毕业回到农村劳动的情景,想起机关食堂敲钟按时吃饭的生活,那泪水总是难以忍住。
现在想来那时机关食堂的钟声,是那样的让人难受,是那样地催人思考。那钟声真是农村与机关的一道门槛,是富裕与贫穷不可逾越的一道鸿沟。在经历一个夏天的劳作,每当想起机关食堂的钟声,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跳出“农门”。这机关食堂的钟声又好像是激励我前行的动力。
拿到首次高考成绩时,就知道自己考不上。因我是在农村中学读的初中,26个英文字母都没有读过,读高中时英语就开始读高中代用课本,完全没有办法,而高考英语30%计入总分,那就相当于比城里的要少一课的成绩。冷静思考后,又不停的打听到次年英语50%计入总分,第三年100%计入总分。残酷的现实摆在那里,那时每当晚上睡觉都是一个痛苦的思索。
一晃秋天上学的时刻又到了,怎么办?怎么办?我的心像刀绞一般,英语、英语,像一座大山,当在面前。此时我就像电影《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不知道自己人生的方向。经过几天的痛苦挣扎,在母亲的劝说下,我下定决心复习。
复习期间,我把一半的时间安排在英语这一科里,从初一的英语发音开始,一直自学到高中课本,坚持不懈,第三次高考,英语终于考了60分,大学的大门向我打开了。王勃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原来古往今来,寒门学子的挣扎竟如此相似。
大学毕业后,场镇早已改变模样,木房变成砖混小楼,街道拓宽不少。最让我惊讶的是,机关食堂的钟声却销声匿迹。站在曾经趴着听钟声的石阶上,我突然明白,那个用钟声丈量时间的年代,真的如春水东流,不再回首。
如今回想,机关食堂的钟声早已湮没在时光里。它既是集体主义的图腾,也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伤口。对我而言,这钟声恰似李商隐的“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都系着命运的悲欢。它教会我,生命中的痛点,往往会化作前进的鼓点;而时代的印记,终将成为心灵的徽章。
钟声杳矣,余音不绝。那些在钟声里挣扎过的灵魂,终究懂得,命运的钟摆从来不会停歇,唯有时刻准备着的人,才能在它摆向光明时,稳稳接住属于自己的那份晨光。正如苏轼所言:“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而那曾经回荡在机关食堂上空的钟声,将永远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深处,敲响生命的回音。
(蔡玉葵 陈鱼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