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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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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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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用过的几个笔名

所谓笔名,是指作者发表文章时所署的别名、化名。

最早知道笔名,是上小学学鲁迅的《少年闰土》这篇课文时,老师对作者鲁迅的介绍,说他原名周树人,鲁迅是他的笔名,这才知道原来还有笔名一说。后来,渐渐知道,使用笔名的现象,在现当代作家中十分普遍。那些有名的作家,大多都是有笔名的。比如,老舍是舒庆春的笔名;冰心是谢婉莹的笔名;茅盾沈德鸿的笔名;金庸是查良镛的笔名;莫言是管谟业的笔名。这些著名作家,人们往往只知道他们的笔名,对他们的原名、本名却不够熟悉。

在早年的业余写作中,我也曾经使用过五六个笔名。主要在以下几种情况下使用:一是揭露问题的新闻报道;二是针砭时弊的小言论作品;三是部分农业科普短文。最主要的是前两种,目的是避免给自己惹麻烦。

最早使用的一个笔名叫“易村氓”。这个笔名来源于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凡有田夫野老,蚕妇村氓,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恙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这里的“氓”读音为“meng”,不是流氓的“氓”。“蚕妇村氓”是一个成语,指养蚕的妇女和村民,泛指老百姓。“村氓”,也就是“村民”的意思。

1994年春,我刚到舒安乡政府工作不久,应乡工商所之请,写了一篇报道《舒安乡查处非法经营化肥事件》。为了避免非法经营化肥的业主找麻烦,就想用个笔名。这时,我想到了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的“蚕妇村氓”这个词,决定用其中的“村氓”两个字,取名“易村氓”,意思是一个村民。

可能是我的字迹过于潦草,编辑把“村”字错看成了“树”字,这篇报道在1994年4月16的《湖北农民报》上刊发出来时,作者署名变成了“易树氓”。

这下让我有点不甘心。后来,我又用“易村氓”这个笔名,发表过几篇报道,如在《武昌报》上刊发的《舒安邮电支局注重职工思想建设》、《舒安乡学生平安保险工作进展快》,还有科普短文《为什么肥猪要及时出栏》等。最后一次使用这个笔名,是在1996年12月21日《江夏报》上刊发的《酒后驾车送两命,教训惨痛》一文。此后,再没有用过这个笔名。

第二个笔名“易村民”是根据第一个笔名转换而来的。因为“易村氓”中“村氓”属于很生僻的词语,很多朋友对“氓”字无论是读音还是意义,都作“流氓”的“氓”字来读、来理解,让我不得不经常要向他们作解释。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处境,我决定把很生僻的“村氓”换成通俗易懂的“村民”。用“易村民”(有时还简化为“易民”)这个笔名,也曾发过几篇报道,如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的《农民韩继宽开办托鸡所》、《碾谷公路上,子丧车轮下》、《秽物醉倒黄狗,玄》,在《江夏报》发表的《兄弟同战斧头湖》、《“肉市”今昔》、《电影下乡难在何处》、《农民也要会“吆喝”》、《误食鼠药,母子仨亡》等等。

第三个笔名其实是内人的名字。文章发表后,多少会有点稿费。有时报社按笔名给作者寄发稿费,如果碰到邮局里某个比较机械的工作人员,非要领取者所持的身份证或私章与汇款单上的名字一致时,就会费点周折。因为我不可能为了这些很少用到的笔名去搞个身份证或是刻枚私章。为了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后来我就决定在需要用笔名时,就用老婆的名字来作笔名。这样,领取稿费时就可以用老婆的身份证,省了不少麻烦。这个笔名用过四五年,发的文章稍微多些,如在《江夏报》发表的《“扁担书店”进乡村》、《以短致胜》、《教孩子学会“让梨”》、《再富也要“苦苦”孩子》、《塘堰库坝使用权拍卖应慎重》等等;在《长江日报》发表的《偏僻乡村流动“扁担书店”》等等;还有一些农业科普短文,具体篇目就不列举了。这个笔名还曾经有一年被江夏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

第四个笔名“易田夫”,仅仅用过一次,就是2001年反映武汉市纪委扶贫工作队作风不实的那篇报道。这篇报道在当年11月17日的《农村新报》以《不为扶贫,只为扶瓶--这样的作风我们看不惯》为题刊发,接着又在11月19日的《长江日报》上以《扶贫干部不能摆谱》为题刊发。报道出来后,乡党委书记刘平曾经大为光火地说,什么“易田夫”,我看这次真的要让你回家种田,让你当一个真正的“田夫”。这次“扶贫”风波的结果是,给了我六条处理措施,其中最后一条就是“就此搁笔”,不让再写。

第五个笔名“沈言仁”,谐音“慎言人”,大家一看就知道是说话要谨慎的意思。“扶贫”风波过去不久,2002年2月中旬的一天,我以前的同事、张塘小学的李恩雨老师找到我说,他儿子李善军跟别人合伙承包的湖面被人投毒,几万斤鱼种都被毒死了,想请我写篇文章发在报纸上,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及时追查投毒者。尽管我刚被乡里领导勒令停笔,但李老师既是我曾经的同事,也是我上小学时的老师,他的事我不好推脱。于是,我把他反映的情况写成一篇报道,分别在2002年2月23日的《农村新报》和2002年2月26日的《武汉晚报》上刊发出来。《农村新报》刊发的标题是《数万斤鱼种被毒死,两农民欲哭无泪》;《武汉晚报》刊发的标题是《正月初三,江夏发生湖汊投毒惨案---2万公斤鱼种死光光》。在署名时,我考虑到以前那些笔名都不能用了,就重新取了“沈言仁”这个笔名。

此后十几年时间,因为基本上没有向报刊投稿,也就没有用过笔名了。只是到了2019年,有一次因为看不惯某些领导官不大架子大的做派,用“沈言仁”的名义写了一篇小言论《警惕茶杯上的官僚主义》,发布在自己的“张家塘”公众号上。这是最后一次使用笔名。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用过笔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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