蔽体之衣

整理书橱，发现一叠花花绿绿布票。愣怔片刻，我才想起，那年接乡下父母进城，收拾东西时，又见木箱里那本《毛主席语录》，书里夹着布票，觉得扔掉可惜，就带进了城。我并无收藏爱好，随手把它塞进书橱，就忘了它的存在。

多么熟悉的布票啊。我一张张翻看，票额有大有小，最小一市寸，最大十市尺。年份不同，文字图案也各异，有的票面还印着“要节约闹革命”、“备战备荒为人民”、“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之类的最高指示。岁月远去，它们五颜六色不减，固执地散发着旧时代的光彩，勾起人无尽回忆。

布票，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那时物质匮乏，所有生活用品，都按国家计划，由供销社统一供应。各种票证应运而生，布票、粮票、油票、肉票、糖票、棉花票、卷烟票、肥皂票等，凭票购买，没票寸步难行，无法生存。

食果腹，衣蔽体。夏娃摘树叶盖住私处，知羞耻。知羞耻是人脱离野兽，迈出的关键一步。从摘叶遮羞到兽皮裹身御寒、纺线缫丝织布制衣，漫长的人类进化史，衣服逐渐超越蔽体功用，上升为审美，分人士农工商三六九等，贫富尊卑贵贱有别。以衣取人，人靠衣装，七分人才也须三分打扮。衣服是人的另一张脸。

票证时代，制衣的布料凭布票购买。叔父在供销社当售货员，神气得很，走路衣襟带风。供销社掌控物资供应，有实权，巴结他的人多着呢，想韬光隐晦都难。比如卖布，直尺在手，量松量紧全由他。量紧的多，能从中赚取布料，多可制衣，少可做鞋、袜、手绢。他家不用布票，却时常更换新衣服。

我家不行，布票寸寸计较，也远不够用。富家后代，财富没能传下来，各种讲究却一脉相承，浸透骨髓。祖母大家闺秀，母亲小家碧玉，从小受熏陶，穷得喝浆子，也要鲜衣亮妆绷面子。爷爷生产队长，管百十号社员，衣衫褴褛谁听他指挥？四个妹妹女大十八变，衣服鞋袜跟着变。我呢，生来爱臭美，上学读书后变本加厉。唯有父亲忽视衣着，母亲骂他邋遢，时常修理。所以，母亲老借布票，或拿粮食换布票。虽然家里粮食不充裕，勉强糊口，但饥饿事小，体面事大。

母亲借二妈的布票最多。二妈缺钱，布票就用不完。二妈有三个娃，冬天衣不蔽体，手脚冻得像红萝卜，冻疮脓水汪汪，恶心死人；夏天光胳膊光腿，晒得木炭一样黑。母亲借二妈的布票，不用还，给一碗米或一升麦就行；或是拣我淘汰的旧衣服，送给她娃穿。多年后，弟兄姊妹聚会，三杯酒下肚，免不了忆苦思甜，堂弟总会起身过来给我敬酒，感激我的旧衣服。

床头边那口彩绘木箱，母亲的陪奁，收藏好衣服。箱内好衣服不多，平常舍不得穿，赶场或走亲戚，才拿出来穿半天，回家后即时换下，折叠齐整，放进箱里。防止衣服被虫蛀，箱里搁了樟脑丸。樟脑丸可驱虫，驱不开我。母亲下地干活后，我就乱翻箱，寻找硬币，凑七八分钱，就能买画本。硬币不常有，布票却常在，总被我翻到。

布票每年定额发放，人均三五市尺不等，过期作废。最少的一年，人均只发了三市尺，仅够成人做一条裤子。母亲视布票比钱重要，夹进一本红色塑封的《毛主席语录》里，珍藏箱底，买布时才拿出来，用剪刀沿空隙处剪开，小心翼翼生怕剪坏，那可是我们的身上衣啊。

我特别费衣服，个子向上窜得快，身体长衣服不长，洗后反而缩水，上衣套不上身，裤子盖不住脚杆。母亲只好筹钱买布，给我制新衣。我的旧衣服，给妹妹们穿。至今大妹还翻旧帐，抱怨是穿我旧衣服长大的。我费衣服还因为成天在外野，上树下水，摸爬滚打，衣服遭殃。裤子最先破，前露膝盖后露屁股。露膝盖没人笑话，露屁股羞死人。屁股邻隐私部位，也就成了隐私，羞于见人。有一次滑大青石，屁股凉幽幽，原来裤子滑破了，我只好双手反剪，罩住破洞。小伙伴们夸我学干部模样真像，哪知我是遮羞呢。上衣双肩最容易破烂，背篓天天如影随形，割牛草、扯猪草，背系摩擦肩膀，衣服没脱色，双肩就开洞露肉了。

深夜煤油灯下，娃娃们起伏的鼾声中，母亲找来布料，熬夜补衣。睡梦中醒来，我常见母亲还在飞针走线，灯光把她身影投影在墙上，也永远铭刻在了我心上。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小娃娃就长高长大了。成人后的我，每想起母亲挑灯夜补衣的情景，就心头发热，眼角润湿。

补疤衣服硌眼，疤不是补在衣服上，而是补在人脸上。不过，大家都穿补疤衣服，没资格五十步笑百步。我极少穿补疤衣服，除了家中长子优势，还是晚辈中唯一男丁。妹妹们从小被洗脑，知道哥哥才是这个家的传宗接代人，所以，好吃好穿都自觉相让。

制衣的布，有土布和洋布之分。土布手工作坊织，布面粗糙，颜色单一，非青即蓝，水洗过后就褪色，变得黑不黑白不白。洋布工厂机织，布面细腻光滑，颜色多样，而且不褪色，有各种花卉图案。穿洋布衣服，精神又体面，但价格贵得多，普通农民穿不起。

我家人穿洋布衣服，还有灯芯绒、华达呢之类的高级洋布衣服。只有祖母例外，她是我们家唯一穿土布衣服的人，老式斜襟长衫，与时代格格不入。她念旧，对土布怀有深情。祖上屠宰业起家，织染业发达，富甲一方。“银元堆成山，楼板都压断。”每次对我们传统教育，她都不忘突出和强调重点。织染业时期留存下来的织机、染房、染缸等物，成了她炫耀家族辉煌历史的实物。

令人惊奇的是，1970年代初，从日本进口的尿素化肥，包装袋居然是洋布。太奢侈，也太浪费了。尿素袋成了稀罕物，一条尿素袋一条裤，尿素裤悄然流行。虽然用染膏重新染色，“日本”“尿素”“净重45公斤”等字样，却除不掉，隐约可见，闹出笑话。有顺口溜唱道，“乡里大干部，八块买条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裤裆含氮百分百，屁股净重四十五。”

我家人不穿尿素裤，不是没条件弄到尿素袋，而是瞧不起，感觉耻辱。

这时期，公社供销社的货架上，陆续出现的确良、的卡、凡尔丁等化纤布料，不褶皱，不缩水，结实耐穿，还有弹性，但价格昂贵，二三块钱一尺，让人望而却步。挣钱犹如针挑土，点灯都怕费煤油，怎敢奢望穿化纤布衣服呢。追赶时尚的母亲，总有办法让家人穿化纤布衣服，引领乡村服装新潮。

母亲明白，年终决算没指望，不倒补生产队钱就不错了。她挖药材，麦冬、麻玉儿、过路黄等，卖给药材收购站；养母猪，母猪产猪崽，最多一胎产十二只，卖了近二百块；李子熟了，背去乡场卖，一次也能收入一二十块……除去柴米油盐开支，钱都换成了我们的身上衣。母亲不仅让我们穿新衣，还穿出时代风尚。那年夏天，妹妹们一身花裙，灿若朝霞，整个乡村都为之明亮起来。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屈原爱臭美，穿奇装异服以示高洁，想要超凡脱俗。我也爱臭美，却无法脱俗，见公社广播员穿凡尔丁布长裤，裤管笔直，羡慕得直咽口水。我纠缠母亲，说十三岁不小了，说初中快毕业了，各种理由齐上，也要穿凡尔丁裤。母亲悄悄给我十块钱，有角票、元票，厚厚一叠，还有三尺布票，让我放学后，自己去供销社买布。那时十块钱，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我把钱藏在贴身衣兜，感觉沉甸甸。我深知这钱来之不易，每张纸币都浸透父母的辛劳汗水，不时摸一摸，生怕不小心掉出来。摸的次数多了，手心汗津津，衣袖上擦干，很快又沁出来。途中遇到父亲，去公社粮站送征购粮回家，我唯恐被他窥破秘密，招呼也不敢打，一溜烟跑掉。

父亲不喜欢土里刨食的生活，但养家糊口压力山大，迫使他把目光投向土地之外。当兵不成，参工没份，从医无门，万般无奈之下，他学裁缝。裁缝属于农村五匠人员，可以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但要向生产队交纳定额费用，才能享受社员待遇，参与粮食和财物分配。

拜师学艺二月，父亲就独立裁剪、缝纫、制衣了。当缝纫机像动听的山歌，在堂屋扎扎扎响起，十里八乡的人，都拿着布料而来。父亲为他们量体裁衣，遇到疑难，就翻阅《服装裁剪缝纫技术》书。父亲聪明，又勤奋好学，很快成了闻名遐尔的缝纫师，顾客越来越多，收入水涨船高。一向骄傲的叔父，自愧弗如。有红白喜事的人家，制衣量大，又要赶时间，都来人搬运缝纫机，请父亲去家里制衣，好吃好喝，待若上宾。

最忙是春节前，布料堆积如山，天天有顾客来催工，都要新年穿新衣。父亲没日没夜赶工，忙得走路小跑带风。母亲将家务活儿交妹妹们，给父亲当助手，折边、熨烫、锁纽眼、钉纽扣。我也被父亲强摁在缝纫机上，干锁边之类的简易活儿。夜深人静，家家入梦，唯独我家灯火明亮，机声不歇。如果没有高考，我大概率会子承父业，成为乡村缝纫师。

1979年我考上大学，母亲买供销社最好的布料，父亲熬夜赶工缝制，的确良衬衫、的卡中山装、翻毛领华达呢短大衣……行走在大学校园，我一身行头，毫不逊色来自城市的同学，唯有脚上的千层底布鞋，在他们铮亮的皮鞋面前，相形见拙，举步畏缩。高考前，班主任老师为我们打气鼓劲，穿草鞋穿皮鞋，在此一搏。我有幸搏得穿皮鞋的命，却还没有皮鞋。一夜翻来覆去，经过激烈思想斗争，我写信回家，很快就收到汇款，穿上了皮鞋。

改革开放后，物质逐渐丰富，布票完成了历史使命，宣布退场。成衣流行，供销社隔壁的服装店，生意红火，各种布料、款式的衣服都有。裁缝生意一落千丈，父亲惨淡支撑了二年后，转行学医，悬壶济世。父亲的缝纫手艺没人继承，一如祖先的财富，没能传承一样。那台蝴蝶牌缝纫机，二妹搬进城来，偶尔做些缝补之类的活儿，至今还在效力。

香港回归那年，我接父母进城生活。春节前，妻给父母买了新衣服。看母亲换新衣服，乐呵呵像小孩，我不由得想起儿时，情难自禁，鼻子阵阵发酸。

年复一年，积少成多，母亲的大衣柜暴满，不让大家再买衣服。妻乐得听话，妹妹们却我行我素。母亲很生气，训斥她们乱花钱，伸手打人，举得高，落得轻，打得妹妹们嘻嘻哈哈。母亲无奈，添了一排组装式简易衣柜，很快又挂满了。

父母的卧室，像服装仓库。我动员母亲，捐掉部分旧衣服，接济困难的人。母亲东挑西拣，件件都难舍。曾经受穷，她担心世道变化，再受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