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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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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5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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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体之衣

整理书橱,发现一叠花花绿绿布票。愣怔片刻,我才想起,那年接乡下父母进城,收拾东西时,又见木箱里那本《毛主席语录》,书里夹着布票,觉得扔掉可惜,就带进了城。我并无收藏爱好,随手把它塞进书橱,就忘了它的存在。

多么熟悉的布票啊。我一张张翻看,票额有大有小,最小一市寸,最大十市尺。年份不同,文字图案也各异,有的票面还印着“要节约闹革命”、“备战备荒为人民”、“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之类的最高指示。岁月远去,它们五颜六色不减,固执地散发着旧时代的光彩,勾起人无尽回忆。

布票,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那时物质匮乏,所有生活用品,都按国家计划,由供销社统一供应。各种票证应运而生,布票、粮票、油票、肉票、糖票、棉花票、卷烟票、肥皂票等,凭票购买,没票寸步难行,无法生存。

食果腹,衣蔽体。夏娃摘树叶盖住私处,知羞耻。知羞耻是人脱离野兽,迈出的关键一步。从摘叶遮羞到兽皮裹身御寒、纺线缫丝织布制衣,漫长的人类进化史,衣服逐渐超越蔽体功用,上升为审美,分人士农工商三六九等,贫富尊卑贵贱有别。以衣取人,人靠衣装,七分人才也须三分打扮。衣服是人的另一张脸。

票证时代,制衣的布料凭布票购买。叔父在供销社当售货员,神气得很,走路衣襟带风。供销社掌控物资供应,有实权,巴结他的人多着呢,想韬光隐晦都难。比如卖布,直尺在手,量松量紧全由他。量紧的多,能从中赚取布料,多可制衣,少可做鞋、袜、手绢。他家不用布票,却时常更换新衣服。

我家不行,布票寸寸计较,也远不够用。富家后代,财富没能传下来,各种讲究却一脉相承,浸透骨髓。祖母大家闺秀,母亲小家碧玉,从小受熏陶,穷得喝浆子,也要鲜衣亮妆绷面子。爷爷生产队长,管百十号社员,衣衫褴褛谁听他指挥?四个妹妹女大十八变,衣服鞋袜跟着变。我呢,生来爱臭美,上学读书后变本加厉。唯有父亲忽视衣着,母亲骂他邋遢,时常修理。所以,母亲老借布票,或拿粮食换布票。虽然家里粮食不充裕,勉强糊口,但饥饿事小,体面事大。

母亲借二妈的布票最多。二妈缺钱,布票就用不完。二妈有三个娃,冬天衣不蔽体,手脚冻得像红萝卜,冻疮脓水汪汪,恶心死人;夏天光胳膊光腿,晒得木炭一样黑。母亲借二妈的布票,不用还,给一碗米或一升麦就行;或是拣我淘汰的旧衣服,送给她娃穿。多年后,弟兄姊妹聚会,三杯酒下肚,免不了忆苦思甜,堂弟总会起身过来给我敬酒,感激我的旧衣服。

床头边那口彩绘木箱,母亲的陪奁,收藏好衣服。箱内好衣服不多,平常舍不得穿,赶场或走亲戚,才拿出来穿半天,回家后即时换下,折叠齐整,放进箱里。防止衣服被虫蛀,箱里搁了樟脑丸。樟脑丸可驱虫,驱不开我。母亲下地干活后,我就乱翻箱,寻找硬币,凑七八分钱,就能买画本。硬币不常有,布票却常在,总被我翻到。

布票每年定额发放,人均三五市尺不等,过期作废。最少的一年,人均只发了三市尺,仅够成人做一条裤子。母亲视布票比钱重要,夹进一本红色塑封的《毛主席语录》里,珍藏箱底,买布时才拿出来,用剪刀沿空隙处剪开,小心翼翼生怕剪坏,那可是我们的身上衣啊。

我特别费衣服,个子向上窜得快,身体长衣服不长,洗后反而缩水,上衣套不上身,裤子盖不住脚杆。母亲只好筹钱买布,给我制新衣。我的旧衣服,给妹妹们穿。至今大妹还翻旧帐,抱怨是穿我旧衣服长大的。我费衣服还因为成天在外野,上树下水,摸爬滚打,衣服遭殃。裤子最先破,前露膝盖后露屁股。露膝盖没人笑话,露屁股羞死人。屁股邻隐私部位,也就成了隐私,羞于见人。有一次滑大青石,屁股凉幽幽,原来裤子滑破了,我只好双手反剪,罩住破洞。小伙伴们夸我学干部模样真像,哪知我是遮羞呢。上衣双肩最容易破烂,背篓天天如影随形,割牛草、扯猪草,背系摩擦肩膀,衣服没脱色,双肩就开洞露肉了。

深夜煤油灯下,娃娃们起伏的鼾声中,母亲找来布料,熬夜补衣。睡梦中醒来,我常见母亲还在飞针走线,灯光把她身影投影在墙上,也永远铭刻在了我心上。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小娃娃就长高长大了。成人后的我,每想起母亲挑灯夜补衣的情景,就心头发热,眼角润湿。

补疤衣服硌眼,疤不是补在衣服上,而是补在人脸上。不过,大家都穿补疤衣服,没资格五十步笑百步。我极少穿补疤衣服,除了家中长子优势,还是晚辈中唯一男丁。妹妹们从小被洗脑,知道哥哥才是这个家的传宗接代人,所以,好吃好穿都自觉相让。

制衣的布,有土布和洋布之分。土布手工作坊织,布面粗糙,颜色单一,非青即蓝,水洗过后就褪色,变得黑不黑白不白。洋布工厂机织,布面细腻光滑,颜色多样,而且不褪色,有各种花卉图案。穿洋布衣服,精神又体面,但价格贵得多,普通农民穿不起。

我家人穿洋布衣服,还有灯芯绒、华达呢之类的高级洋布衣服。只有祖母例外,她是我们家唯一穿土布衣服的人,老式斜襟长衫,与时代格格不入。她念旧,对土布怀有深情。祖上屠宰业起家,织染业发达,富甲一方。“银元堆成山,楼板都压断。”每次对我们传统教育,她都不忘突出和强调重点。织染业时期留存下来的织机、染房、染缸等物,成了她炫耀家族辉煌历史的实物。

令人惊奇的是,1970年代初,从日本进口的尿素化肥,包装袋居然是洋布。太奢侈,也太浪费了。尿素袋成了稀罕物,一条尿素袋一条裤,尿素裤悄然流行。虽然用染膏重新染色,“日本”“尿素”“净重45公斤”等字样,却除不掉,隐约可见,闹出笑话。有顺口溜唱道,“乡里大干部,八块买条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裤裆含氮百分百,屁股净重四十五。”

我家人不穿尿素裤,不是没条件弄到尿素袋,而是瞧不起,感觉耻辱。

这时期,公社供销社的货架上,陆续出现的确良、的卡、凡尔丁等化纤布料,不褶皱,不缩水,结实耐穿,还有弹性,但价格昂贵,二三块钱一尺,让人望而却步。挣钱犹如针挑土,点灯都怕费煤油,怎敢奢望穿化纤布衣服呢。追赶时尚的母亲,总有办法让家人穿化纤布衣服,引领乡村服装新潮。

母亲明白,年终决算没指望,不倒补生产队钱就不错了。她挖药材,麦冬、麻玉儿、过路黄等,卖给药材收购站;养母猪,母猪产猪崽,最多一胎产十二只,卖了近二百块;李子熟了,背去乡场卖,一次也能收入一二十块……除去柴米油盐开支,钱都换成了我们的身上衣。母亲不仅让我们穿新衣,还穿出时代风尚。那年夏天,妹妹们一身花裙,灿若朝霞,整个乡村都为之明亮起来。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屈原爱臭美,穿奇装异服以示高洁,想要超凡脱俗。我也爱臭美,却无法脱俗,见公社广播员穿凡尔丁布长裤,裤管笔直,羡慕得直咽口水。我纠缠母亲,说十三岁不小了,说初中快毕业了,各种理由齐上,也要穿凡尔丁裤。母亲悄悄给我十块钱,有角票、元票,厚厚一叠,还有三尺布票,让我放学后,自己去供销社买布。那时十块钱,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我把钱藏在贴身衣兜,感觉沉甸甸。我深知这钱来之不易,每张纸币都浸透父母的辛劳汗水,不时摸一摸,生怕不小心掉出来。摸的次数多了,手心汗津津,衣袖上擦干,很快又沁出来。途中遇到父亲,去公社粮站送征购粮回家,我唯恐被他窥破秘密,招呼也不敢打,一溜烟跑掉。

父亲不喜欢土里刨食的生活,但养家糊口压力山大,迫使他把目光投向土地之外。当兵不成,参工没份,从医无门,万般无奈之下,他学裁缝。裁缝属于农村五匠人员,可以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但要向生产队交纳定额费用,才能享受社员待遇,参与粮食和财物分配。

拜师学艺二月,父亲就独立裁剪、缝纫、制衣了。当缝纫机像动听的山歌,在堂屋扎扎扎响起,十里八乡的人,都拿着布料而来。父亲为他们量体裁衣,遇到疑难,就翻阅《服装裁剪缝纫技术》书。父亲聪明,又勤奋好学,很快成了闻名遐尔的缝纫师,顾客越来越多,收入水涨船高。一向骄傲的叔父,自愧弗如。有红白喜事的人家,制衣量大,又要赶时间,都来人搬运缝纫机,请父亲去家里制衣,好吃好喝,待若上宾。

最忙是春节前,布料堆积如山,天天有顾客来催工,都要新年穿新衣。父亲没日没夜赶工,忙得走路小跑带风。母亲将家务活儿交妹妹们,给父亲当助手,折边、熨烫、锁纽眼、钉纽扣。我也被父亲强摁在缝纫机上,干锁边之类的简易活儿。夜深人静,家家入梦,唯独我家灯火明亮,机声不歇。如果没有高考,我大概率会子承父业,成为乡村缝纫师。

1979年我考上大学,母亲买供销社最好的布料,父亲熬夜赶工缝制,的确良衬衫、的卡中山装、翻毛领华达呢短大衣……行走在大学校园,我一身行头,毫不逊色来自城市的同学,唯有脚上的千层底布鞋,在他们铮亮的皮鞋面前,相形见拙,举步畏缩。高考前,班主任老师为我们打气鼓劲,穿草鞋穿皮鞋,在此一搏。我有幸搏得穿皮鞋的命,却还没有皮鞋。一夜翻来覆去,经过激烈思想斗争,我写信回家,很快就收到汇款,穿上了皮鞋。

改革开放后,物质逐渐丰富,布票完成了历史使命,宣布退场。成衣流行,供销社隔壁的服装店,生意红火,各种布料、款式的衣服都有。裁缝生意一落千丈,父亲惨淡支撑了二年后,转行学医,悬壶济世。父亲的缝纫手艺没人继承,一如祖先的财富,没能传承一样。那台蝴蝶牌缝纫机,二妹搬进城来,偶尔做些缝补之类的活儿,至今还在效力。

香港回归那年,我接父母进城生活。春节前,妻给父母买了新衣服。看母亲换新衣服,乐呵呵像小孩,我不由得想起儿时,情难自禁,鼻子阵阵发酸。

年复一年,积少成多,母亲的大衣柜暴满,不让大家再买衣服。妻乐得听话,妹妹们却我行我素。母亲很生气,训斥她们乱花钱,伸手打人,举得高,落得轻,打得妹妹们嘻嘻哈哈。母亲无奈,添了一排组装式简易衣柜,很快又挂满了。

父母的卧室,像服装仓库。我动员母亲,捐掉部分旧衣服,接济困难的人。母亲东挑西拣,件件都难舍。曾经受穷,她担心世道变化,再受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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