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

也许，这将是职业生涯中参加以高考规格监考的最后一场考试了，因为明年春水再绿的时候，繁花凋零的时节，我该谢幕，离开摸爬滚打四十二年的舞台。

我对自己说，要尽量考好，考及格，我可不想到州府去补考，那样的话，自己觉得很麻烦。确实想把这最后一次考好。其实，每一次赴考，我都有认真对待，在考场中尽数发挥，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

既然有心动，最好的办法就是行动起来。这次教师教材过关专业素质提升考试，是省教育厅统一布置的，考试规格按照高考模式执行。最初的全省中小学教师教材过关考试，始于1984年，那时，刚参加工作两年，19岁的青春，对于考试而言，那只是家常便饭，没有太多的记忆。这次考试要求严，不分年龄，在职就得考，病事产假不能参加考试的，文件要求要统一到州府补考，不及格者，将与请假的同事一同前往补考。它将涉及到教师个人的荣誉、晋职、晋级。对于晋职、晋级于我来说，早已没了关系，只是自己一向不肯放任自己，不管待遇高低，不论站在那一个岗位，我都会任劳任怨的把自己手头的那一份事尽自己的所能做到更好。自然，我当然希望这次考试依然会有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

考试的前一天下班回到家，为孩子们煮饭炒菜，吃过晚饭，做完家务后，静下心来进行复习。可是，几分钟之后，眼睛酸胀得不行。我的眼睛患飞蚊症、雪花症断断续续已有十余年，休息好一些，少看一点书，症状就减轻。所以这些年，看书少了。

没有办法，明天就要考试了，强迫自己睁大了眼睛，再不济事，拿上了放大镜。即便是这样，复习不到二三十分钟，便心烦意乱起来。反反复复的如是几次。干脆放下吧，行，就这样去参加考试吧。

静下心来，心中不仅生出许多感慨来。

人这一生，不就是一场场考试连缀起来的吗？只是不同的行业、不同等级区别的人，面临的是不同的考题而已。人这一生都在赶考。从古自今，人才的选拔，考，起着决定因素。现代社会，哪一样不需要考？驾车，要考驾证；炒菜，要考厨证；据说，发达国家，年轻人结婚之前，也要进行成家、育儿等生活常识的考试，合格了才会发给准婚准育证，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个人的前途、命运，跟考试是拴在一起的。从进学堂的那一天起，考就成了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再也割裂不开来。李白、苏东坡他们曾经赶过一场场的考试；最出名的是范进，他考了一辈子，最终如愿以偿。现代人的考试，从小学到中学、大学，考研读博，到底要经过多少考闯过多少关，才能杀出一条路来，实在是不好统计。

有一阵子，人们提倡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以为讲素质就不要考试，把素质与应试对立起来。实质上，应试与素质并非一对矛盾，素质是本质，应试是方法，素质也是要通过应试这一方法来检验。只要这人世间还存在竞争，应试就不可能绝迹。

考路只是潮起潮落而已。

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结束，1977年很快就恢复了高考，这是文革之后的第一次高考。中断10年的中国高考制度恢复，高等教育的入学门槛破除了出身论，给千万青年人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1977年高考不但在中国教育史上，而且在中国现当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77年高考，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冬季高考，570万人走上考场，这场应试，直接改变了27万人的命运，更是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带来了教育、科技发展的春天。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2亿多名考生，通过这一考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国家也经由贫穷落后步入强盛。

考试，不仅与个人，而且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中国，早在南北朝时期考试制度就已经萌芽，到了唐朝，考试制度已经成型，并有了明确的分科。仕子“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进京赶考”经历了1200余年，改变了多少朝政和个人的命运。1949年3月，毛泽东在告别西柏坡踏上进驻北平征途之后，他风趣地把进驻北平比喻为“进京赶考”。毛泽东在思考革命成功之后如何“执政”，如何在“进京赶考”中“考个好成绩”。

个人、民族、国家，都在一个“考”字上决策。

我个人的命运何尝不是如此？

我从零开始，就成绩来讲，之后在没有回到“零”。

1978年初中毕业，我参加了当年全县统考统改的初升高升学考试，这次考试改写了我人生的旅途。放假那天，校长在全校师生的集会上宣布，我以全县第六十七名的成绩被锦屏中学高中部实验班录取。当时操场上一片哗然，有啧啧惊叹声，更有骂娘声，“他怎么会考上锦中了呢？”

是的。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考上了，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考上了。

这要从1977年冬说起。

1977年冬，全国恢复高考。这给学校教育带来了要狠抓教学质量的信号，接着教育局就出台了要在全县招收100名优秀学生在县重点中学锦屏中学开办两个实验班的决定。各乡镇中学积极行动起来，争先恐后地挑选苗子进行培优。我所在的学校也不例外。

1978年春开学后，学校在两个毕业班里挑选了十来个苗子作为重点培养，老师利用午休、课外活动、晚自习后这些富余的时间给他们开小锅小灶。那个时候，学校非常简陋，只有几间木房，没有多余的教室，老师也只有一间几平米既是卧室又是办公室的房间，开“小锅小灶”就是利用业余时间把学生叫到教室里或是宿舍里进行辅导。我不是圈子里的学生，有好几次，我混在他们中间，希望也能得到老师的指点。我记得很清楚，数学老师一次又一次地越过我把后面的同学叫到他的跟前去。等老师跟前面的同学讲完了，我再次把自己的作业送到老师眼前，急切地叫道：“老师老师，看我的。”老师视而不见，也不说话，又直接点我后面的同学上前去。去了三两回，都是这样。

后来，我索性不去找老师辅导了。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那天下午是劳动，班主任布置任务，每人将两桶大粪弄到山上的菜地去。至于怎样弄，自己想办法。那时候，不过十二三岁，自己挑两桶大粪到山上去是有困难的，要找同学组合才能完成任务。我和一个同学商量好，趁中午大家休息，我们吃完中饭就去干这件事，这样下午劳动的时候就不用去跟同学争粪桶，又能自由自在的玩耍一个下午。于是我们早早的按照班主任的要求把四桶大粪抬到了地里，找劳动委员验收记下了。到下午劳动的时间，我俩就在教学楼一边玩一边看书。班主任看见了，骂道：“某某和某某，读书读不狠，劳动又懒得做。你们来学校干什么？只晓得玩！一个两个牛高马大的，不如回家干活去，还可以帮你们父母挣两个工分！”那一年，我们还不满13岁，但是，自尊心被狠狠的刺痛了一回。这个事，我曾在自己的几篇文章有个披露，虽然老师的这些言行成就了后来的自己，但是自己走上教书的这条路后，在我的记忆里，不管多么顽皮多么不济的学生，我都不会这样去刺痛他们，不愿将我的痛在我的学生身上延续。我想，别的方法也一样可以达到育人的目的。

记得那个周末回到家里的时候，心里老不痛快。被细心的父亲看出了端倪，晚饭的时候问起是怎么回事，我嘟嘟囔囔了半天后，便一五一十的告诉了父亲。我记得当时父亲没有说话。

第二天星期天，恰逢赶集日，父亲说带我去赶集，顺便到书店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我读的书。

父亲在当地，算得上是能工巧匠。他的勤劳，他的能干在周边的村寨是屈指可数的。他有一手竹器活，白天跟着集体下地干活，中饭晚饭的空隙破竹子修竹篾，夜晚在油灯下进行编织。他编的背篼基本上是别人预定的，无须拿到市场等着销售。他编的竹背篼不仅卖相好，用过的人都知道，还硬正，不易变形；经用，往往一个顶别人的两三个用。那天父亲挑着背篼一到集上，很快就被定户拿完了。卖掉了竹背篼，兜里有了钱，就带我走进了书店。我在书店看了一圈，盯上了全国高等自学考试教材，我对父亲说就买“这个”。

“老吴，这书多少钱一本？”父亲问他。

售书的叔叔与父亲年纪相仿，后来听父亲说，“老吴”是他小学的同学。

“老陈，这是高等自学考试课本，你儿子是初中生不适合。而且这书不卖单本，要卖就卖一套。”

父亲叫他介绍初中考试读本，那时没有卖的。

父亲转过身问我：“你确定买这个？”

我“嗯”了一声。

我记得老吴当时脸上的神情，一脸疑惑，有些为难的样子。这样的脸相后来在县新华书店的一位阿姨脸上也看到过。那是读高一的时候，我在新华书店看中一本精装的英汉词典，印象中好像是香港出版的，价格好像是一块二角多，现在要卖一百多元一本。那位阿姨疑惑地看着我，说：“这是英语书呢，要一块多钱，你买不起。”她看着我重复说了两遍。确实，我当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时隔两个星期后，父亲送我钱，才到书店去买下那本英汉词典。

老吴再次迟疑了一下，并说：“老陈，这书我只拿得一套来，你儿子买去看不懂，可惜了。是不是在考虑一下。”

父亲转过头来看看我，似乎在说“你确定？”

“就要这个。”我说。

“就把这一套卖给他吧。”父亲对老吴说。

这套书共有17册，包括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历史、地理。每个学科又有分册，比如数学，又分为代数、立体几何、解析几何、函数等几个分册。17本书，摞起来至少有一尺多高。每本价格不同，有的三角多钱，也有一角多一本的。这套书记得后来把物理、化学借给了一位朋友，其余的完好的保存在家里。到老屋卖掉的时候，是否还收陈起来，现在有些模糊了。

这些书，虽说是供报考高等学校的学生用的，但是，每个学科的知识都是从基础讲起来的，他包括了从小学到高中的系统知识，语言浅显易懂，我基本上能看得懂。

之后的几个月，我完全变成了另外个人。课外时间，常常一个人抱着一本书躲到树下，角落里，河边草地上，恶补我曾经错失的东西，让我顺利的考入了重点高中的实验班。这件事，几十年来，我是第一次披露。

1980年高中毕业，高校招生和中专招生分流，为了确保“吃上皇粮”甩掉锄头把，听从父亲的意见，跟班里多数来乡下来的同学一样报考了中专。高考，已经毫无悬念，后来又被师范提前录取。虽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没能向高一层学历进发，终究成了自己一生的遗憾。

参考工作后，为了圆自己的大学梦，1983年全国自学考试开考，我报了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自学考试。那时候在乡下小学教书，一天到晚瞎忙。记得周末上州府考试的那天，因为是下午的班车，上午还抽空到家干了半天农活，中午才匆匆赶往县城去赶上凯里的班车。在车上，抽空翻开书本。第二天，一支笔走进考场，可想而知，还没走出考场就知道了结果。通知下来了，“语言学概论”“文体写作”两科，一科只考了57分，另一科只考了54分，都挂了。

之后，没有继续自考。

1994年，我准备去搭乘贵州教育学院本科离职进修的最后一趟公费学习班车。乡镇领导、教育站领导批准了我的申请，但是，我的学历不够，达不到报考本科的要求，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找教育局长磨蹭。第三次去到局长办公室时，刚好有一位县政府领导在场，我不认识这位领导，也不知道他从哪里知道我这个人。当他知道我的名字的时候，当着我的面对局长说：“我听说这位老师工作特别认真，很爱学习，给他破个例吧。”局长看了我一眼，在我的申请上慎重地签上了“同意报考”四个大字。我成了那年唯一一个中师学历报考本科院校的考生。

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十分认真的备考。一位山东的文友，给我寄来了考纲、练习资料。白天上课，晚上备课批改作业，孩子们熟睡之后，我一个人挑灯夜读，木楼上的灯光与窗外黑漆漆的竹林相伴，听得见自己的呼吸，也听得到虔诚婆娑的竹林的心跳。

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第二次来到州府，只揣着一支笔进考场。报考中文专业有三个考场的考生，而要竞争的公费名额记得黔东南州好像只有10个。我只揣了一支笔进考场。一进入考场，傻眼了，除了我，所有的考生考前桌上都摆放有资料书本，我后面的几位是抱着一堆书进去的，听说还是在读的专科生。

结果，我又败北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但是，说真的，我一点也不后悔，因为我心安。没有抢到公费名额，我就不在关心这事。教育学院刚开学那会儿，有熟识的同事在读，他说他看到了我的考分，在自费就读生的名单里面，而且名次紧排在公费生之后，劝我去就读。

我决定放弃。

那时我的两个小孩即将小学毕业，一个人的工资要一分钱掰成八瓣来用才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周末与妻子翻山越岭去买点小菜来贴补家用。如果自己去自费读书，那是弃妻儿于不顾，我不能那么自私。最终放弃了这次深造的机会。

放弃了，但一点儿也不后悔，甚至有一点儿庆幸。陪在孩子身边，他们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初中实验班，再后来都有了各自的事业。

再次走进自考考场是1999年。那是自考拿文凭最疯狂的年月。寒暑假，教育局请来高校教师，为广大的需要学历提升的教师朋友举办自考培训班。通过培训，绝大多数考生都能顺利地拿到大学文凭，凭着一纸文凭可以顺利地晋升中级高级职务。我跟大家一样，也想通过这条路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有通不过考试的例外，如我。自考再次捉弄了我，几千元的报考费用再次打了水漂。

两年考了17门课程，结果“语文理论”不及格。除了我写字潦草，怎么也找不到不及格的理由。考试的时候，所有考题我都全部会做，只是有个别试题答不全。交卷之前反复计算，哪儿哪儿可能会被扣掉多少分，最后确认分数都是在红分线上，于是踌躇满志的走出了考场。

成绩通知下来了，又是57分！

我决定放弃补考！局里有几个老领导对我比较关心，劝我补考。

“你负气不补考，就是跟钱过不去。”一位领导直言不讳的对我说。

“不考了，不考了，大不了不教语文，少用几个钱！”几个领导一到自考报名季劝我，我就用这话回绝他们的好意。劝了几回，也就不在说了。

是的，我与大专文凭失之交臂，别说高级，中级职称都与我缘。2004年，我符合破格晋升中级的条件，据说终评的时候，我又被评审委员会以文凭不合格的理由踢出了局。职称永远只能在初级里踏步，薪水与我一同参加工作的同事比，每个月要为国家节约一两千元。不过，我从来不觉得命运对我有什么不公。我认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这就是我的自考的结局了。

2008年8月，锦屏县对在职教师来了一次大检阅——用中考高考的考卷，中考高的监考规格对老师进行了一次考试。

按理，我是没有资格参加高中教师考试的，但是当我向教研室提出申请参加高中教师考试的时候，吴主任竟破例准许了我的要求。我又成了那年报考高中语文学科唯一的中师生。据说考题为北京市当年的高考备用卷。150分的试卷，我拿到了120分。高中毕业28年后，我赢得了一次检验自己高中学业的机会。这个考分，对我而言，只是一次自我检验而已。而对于原本具有专科以上学历的老师，高分，意味着赢得了一次选调的机会。个别在乡镇中小学任教的老师在这次考试成绩出彩的，有的被选调到县重点高中任教，有的被选调到城关重点中小学。

突然又想起另两场结局九分九相似的考试。应该是2002年吧，第一参加普通话过级考试，测试员正禁危坐，神情专注地分辨考生普通话音调音色音质；时隔十六年的2018年，再次普通话过级，这次是考生统一坐在一间大的电脑室，每一台电脑又隔离开来，考生互相看不见，各自戴着耳机，也听不到别人的说话，什么也不用带进考场，端坐在电脑前，听电脑发出指令，然后按指令操作。结果是，成绩比十六年提高了零点一分，这零点一分用了十六年时间啊——依旧还是站在二乙的门口。

2023年2月18日，我跟往常一样，早起瑜伽，吃过早餐，步行三十五分来到考点。通过两重安检，一支笔进入考场，坐在锦屏中学考点16考场15座的位子上，安静地等待考试指令，然后睁大了眼睛认真答题。虽是戴着老花镜，几分钟后，试卷上的文字就变得模糊了；答题呢，字写得越来越大，看不清自己写字的笔画，生怕把横竖折撇挤到一起去。两个小时，停顿了好几次，做了三遍眼操，看了看教室里墙上的挂钟，终于在终考前5分钟把试题全部做完。如果不出意外，自信上州府补考的机会应该是没有的了。我长舒一口气，安静的离开了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