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杨泗洪的英雄文化特质

我的外高祖杨泗洪，字锡九，号茂龄，江苏宿迁人。生于1847年。曾参加中法马尾海战并屡立战功，获清帝赏赐的“硕勇巴图鲁”（勇士）名号。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4月，昏庸腐败的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同时下令守台官兵全部内渡撤回大陆，放弃对侵台日军的抵抗。是时，杨泗洪任刘永福黑旗军副帅，面对清政府的投降政策，义愤填膺，以民族大义为重，誓死保卫国家疆土不受侵犯，拒不执行清廷撤回大陆的不抵抗命令，毅然率领台湾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直至悲壮殉国。杨泗洪胸怀民族大义和一腔爱国精神，挺身而出，不怕牺牲，抗圣旨、不要官、不要命，不顾一切，率军英勇作战，驰骋疆场，誓死保卫台湾不被外敌侵犯，书写了近代史上中华民族不屈外侮、英勇抗击外敌的悲壮篇章。杨泗洪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爱国将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顶天立地、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也是宿迁人民的自豪与骄傲。杨泗洪英雄文化正是伴随着这一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和悲壮的英雄事迹的出现应运而生，自然形成。它是历史的积淀和产物、是时代的造就和孕育，是英雄人物思想、品格的凝聚，是其忠于国家、忠于民族精神的彰显与表现。

构成杨泗洪英雄文化的是杨泗洪的爱国爱民、胸怀祖国的炽热情怀和博大胸襟，是杨泗洪舍生忘死、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坚持正义、勇敢抵御外辱、抗击侵略、捍卫民族尊严的大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一百多年来，杨泗洪由生命个体逐渐走向社会化，从杨泗洪到杨泗洪英雄文化的形成，是客观的，是符合历史文化发展规律的，也证明杨泗洪的英雄精神已经得到传承光大，杨泗洪文化已经超越了他的生命个体。2015年6月，杨泗洪血战宝岛、英勇抗日的事迹入选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抗日史实展”，《民族英雄杨泗洪》等史籍、专著相继出版发行，纪念杨泗洪的人物研讨、学术文稿和文学作品等陆续问世，杨泗洪墓地得到不断修缮。所以杨泗洪文化的产生，是历史文化的反映，是时代发展的印证，杨泗洪英雄文化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元素之一，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内容和涵盖，都有自己的核心和要领，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拥有自己的特质和特性， 杨泗洪英雄文化的特质和特性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赤胆忠心、坚贞不渝的爱国文化

爱国文化是杨泗洪英雄文化的核心本质。爱国是杨泗洪的坚定信仰和操守，也是他的精神特质。杨泗洪血缘故土，爱国情深。“爱国”的概念，出源很早，《战国策·西周策》，文曰：“周君岂能无爱国哉”，《汉记》中有“亲民如子，爱国如家”的记载，班固所作的《汉书》里也提到：“爱国如饥渴”，由此可见，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悠久、根深蒂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作为炎黄华夏的子孙，杨泗洪的脉管里流淌着中华的血液，植埋着民族的根须，因而，爱国、爱民族、爱人民是他人生坚定的思想和意志，是他永远不变的信念坚守。纵观历史，爱国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对皇帝的忠诚，所谓忠君即爱国。但杨泗洪的爱国主义精神则不然，他的格局、层面意义应该说更高更深更广，那就是他的爱国精神集中体现在坚定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上，即国家民族利益至上，这是爱国的高层次、高站位和大境界、大胸怀。他不畏外强、不屈外辱、不怕牺牲、反对侵略、誓死保家卫国，挽救民族于生死存亡，因而杨泗洪的爱国文化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辉煌篇章和至高境界。杨泗洪的爱国文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胸怀社稷，始终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作为清军将领，杨泗洪的心中始终装着国家社稷和黎民百姓。他视国家和人民为父母，爱国爱民，始终把国家和民族及人民的利益看的至高无上。1894年7月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败露无遗，次年春，威海卫一役，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赔偿侵略者白银两亿两，而且还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割让日本，消息传来，举国愕然，尤其是台湾同胞，得知即将沦为日寇奴役之下时，悲愤至极，“若夜午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面对此情，已驻台守疆十余年的杨泗洪，对台湾同胞，对宝岛的山山水水和一草一木，无不留下深厚感情，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作为有血性的军人和顶天立地的爱国将领，他深感奇耻大辱，台湾是大清的领地，是中华的疆土，是属于中国人的，怎能拱手让给日本，这不是卖国投降吗？这不是软弱无能吗。面对台湾被日军的侵略，面对宝岛被强盗蹂躏，杨泗洪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他说：“谁无父母，谁无妻女，谁无家园？我虽不是台湾人，但是同一中华民族，，书同文，语同伦，国已破，家安在？诛台父犹如我父，戮台母犹如我母，辱台女犹如我女，我怎能贪荣贵，弃台内渡，归乡里视民族被蹂躏于铁蹄之下呢！”由此足见杨泗洪在关键时刻，首先想到的是国家、民族的尊严和利益，表现出炽热强烈的爱国情怀。拒不内渡，坚守抗敌誓保疆土不被侵犯。1895年5月18日，清政府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特使到台湾办理交割事宜，并电令“署台湾巡抚布政使唐景崧著即开却，赴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官员陆续内渡。”诏令已下，条约生效，驻台将士已无守土职责，况且服从命令是军人天职，率部抗敌，坚守疆土，不仅要背负抗旨违君的罪名，而且敌强我弱，凶多吉少。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杨泗洪依然选择了后者，即拒不内渡，坚守台湾，抗击日寇，誓死守土。因为杨泗洪知道，此时《马关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已经放弃台湾，拱手相让，任凭日寇掠夺侵占，作为还在台岛的驻守的大清军人如果不奋勇站出来，领军抗敌保卫台湾，宝岛将会很快落入强盗手中，台湾人民将会从此跌入水深火热之中，这是国家的耻辱，是民族的灾难，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自己必须舍弃生死，挺身而出，率军抗敌，保卫国土。于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至理名言激励起杨泗洪要坚守台湾，拒不内渡，誓死抵抗不退缩的强大决心和意志。正是基于这一点，杨泗洪毅然决定留守台湾，坚决抗敌，誓保疆土。为此他发出了“固有死难之心，无偷生之气。”“不败倭寇，誓不生还”的豪言壮志。此时，杨泗洪也深知，离开家乡来台驻守已有十余载，他无限思念相别已久的故乡和家中的老母、妻女，亲人们一直在望眼欲穿的盼着他回家团聚，而杨泗洪作为一个儿子、丈夫和父亲，又如何不想早日回到故土，孝敬老母、恩爱妻女。但此时，他又深深懂得国难之时，一个热血男儿，一个大清将领必须舍小家顾大家，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正所谓忠孝不能两全，此时此刻他唯有选择不要家、拒内渡，守疆土。因为这是大义、是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需要。忠于祖国，维护国家统一始终不渝。杨泗洪的爱国精神还突出表现在留守台湾抗击侵略期间对捍卫国家民族利益的始终不渝。《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爱国绅士鉴于清廷放弃，投降卖国的实情，曾派代表请台湾帮办刘永福做台湾民主国总统，杨泗洪做副总统，带领台湾军民抗击倭寇。此时的杨泗洪，非常有原则性，他坚持不受，表示作为一个大清国人他只能以中国守将的身份抗击日寇，守护台湾，绝对不能更变。杨泗洪说：“我乃大清国的总兵，若令我等保卫台湾，仍称旧职，可尽力维持，若改台立国，实非理也，保护台湾，总统之名，更非大清所有，实难领受”。由此可见，杨泗洪在力主抗日保卫台湾不被侵犯的同时，自始至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只为中华而战，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始终反对台湾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立国。杨泗洪这种自始至终坚持以大清守将的身份抗敌卫台，充分显示出他忠于祖国、忠于中华民族的赤胆忠心和始终如一、誓死不二的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信念。

英勇无畏、以身报国的尽忠文化

尽忠文化是杨泗洪英雄文化的坚勇魂魄。尽忠文化也是英雄文化，英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英雄的国家和民族是可悲的、没有希望的；缺少英雄文化的国度和民族是诞生不了英雄的。英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长城。对激发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凝聚民族感情与国家意志是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土壤与内生力量。尽忠文化表现在杨泗洪身上的就是为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甘愿献身、勇于牺牲、杀身成仁、尽忠报国的精神。

汉代刘劭在《人物志·英雄》中云：“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历来，英雄者，尽忠者有凌云之壮志，气吞山河之气势，大无畏之精神，伏纳九州之容量，包藏四海之胸襟，他能在关键和需要之时，肩扛正义，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危难。在国家和民族出现危急之时，能挺身而出，奋不顾身，为国捐躯，杨泗洪正是这样一位顶天立地、气吞山河、叱咤风云、赤心报国的尽忠英雄。为国家尽忠者，必有赤胆忠心、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不怕牺牲的精神，杨泗洪正是这样的一位民族英雄。

面对强敌、，毫不畏惧英勇抗击。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后，凶残的倭寇变本加厉又强占了基隆、台北并向台湾南部长驱直入，大肆烧杀抢掠。此时的日军，装备精良，武器先进，弹药充足，给养保障，应该说是气势汹汹，锐不可当。但此时坚守在台湾抵抗日军的杨泗洪所率军队由于是抗旨内渡、自发自愿留守台岛抗击日军，因而得不到朝廷的任何军饷驰援补，弹药不足，枪械落后，又无粮草，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异常艰辛。但即便如此，杨泗洪也没被强悍的日军所吓倒，他自知敌众我寡、饷械枯竭、又无援持，情况恶劣，但他坚信，他为正义而战、为国家民族而战，无所畏惧，故毅然举旗，坚决抵抗，表现出中华儿女英勇无畏、誓死卫国的坚强决心。乙未农历7月上旬，驻新竹的日军调来大批援军，全力向南进攻，而杨泗洪所率各军，所持武器大多是梭镖、砍刀，只有一些少量的抬炮、土炮，且弹药不足，双方兵力、武器悬殊太大。况且，此时的杨泗洪已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战斗，加之深入无援，月月断饷，既无军械援应，也无粮草接济。甘心卖国的清政府以已经下令“台已割弃，官已内渡”为由，不仅自己拒绝援台抗日，而且还严令官民“不得丝毫接济台南”。而驻守台南的刘永福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好不容易就地筹集了八千两银遣送前方，却不料在半路全被日军登陆兵和汉奸、土匪抢去。杨泗洪和将士们只能在饷械粮草奇缺的艰苦环境下，手持长矛大刀和一些土枪土炮抗击日军，用血肉之躯顽强的抵挡日军的枪炮子弹。甚为悲壮。然而即便在这种艰苦卓绝的条件下，面对强大的日军，杨泗洪也没倒退半步。他坚毅的与守台军民一道，歃血为盟，并发出了“不败倭寇，誓不生还”的豪言壮志。

身先士卒 ， 驰骋疆场奋力杀敌。在保卫台湾抗击日军的战斗中，杨泗洪作为台湾镇总兵、协统，节制留守清军与各路义军的前敌指挥，论其身份、职责，自不必冲锋在前。但为鼓舞士气，奋勇杀敌，杨泗洪是“每战必先”，“生死有所不计，甘苦势必同尝”。当时，在台南的刘永福得知杨泗洪每战必先，，身居前敌，便星夜派人驰书劝其自重。杨泗洪却说，“我如驱饥羊搏饿虎，利在速战，机在勇决，我芶不先，士气少阻，无能为也。”尤其是安溪之战，战前动员时，杨泗洪“励其忠义之气，激以夷狄之辱，垂泪而道，士皆奋发。”战斗中，杨泗洪叱咤风云，驰骋疆场，一马当先“擒斩日酋戈藤文录、式武却哥哥等。”还“割敌首级，高悬军前示众，令日军震惊”，尤其是安溪大战，杨泗洪领兵冲杀在前，势不可挡，其场面之壮观、厮杀之酷烈，足以与秦末的巨鹿之战媲美，故杨泗洪牺牲后，有楹联赞曰：“摧秦有项，败倭有杨，上下两千年，同生一地两英雄。”

不怕牺牲，血战到底杀身成仁。杨泗洪在台抗倭守土作战勇猛顽强，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在血腥的战场上，策马挥刀，驰骋疆场，威震敌胆。在他的心中早已立下了为捍卫国家民族利益，随时牺牲个人生命的誓言。他在给大陆的老母家书中再三告诫，“恐儿身在戊边，不能尽孝。”1895年农历七月十八之夜，杨泗洪率军攻打驻守大莆林的日军，大获全胜，溃败的日军纷纷从落虹桥上逃窜，其中不少掉入水中，杨泗洪见一日将尾随败兵仓皇逃窜，便纵马追击，欲生擒之，不料行至桥中，腹部又中弹。但他丝毫不露声色，且战且退，直到日落。由于伤势严重，即嘱其部将说：“此次北上抗日，我中华以数万饥疲之兵，当日寇数倍虎狼之敌……今陷重围而得出，历苦战而终奋，我今虽死，而兵尤胜，军中切勿发丧，仍标姓旗如故，棺柩先行，诸军继退，务必退而成军，退而能战，再报刘帅，图谋恢复……”当夜，杨泗洪壮烈牺牲，时年49岁。

刚直不阿、铁骨铮铮的正义文化

正义文化是杨泗洪英雄文化的重要特质。为坚持真理和正义，宁断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是他独具特色、极具鲜明个性的一面，也是英雄与众不同和男能不可贵之处。众所周知，当年杨泗洪是处于坚持整理、坚持正义、维护民族气节和国家利益而拒抗圣旨，拒不内渡，坚守台湾，抵抗侵略直至最后牺牲的，因而，他的刚直不屈、宁断不弯的铮铮铁骨，是正义文化的代表，是坚持真理的象征。

打抱不平，挺身而出主持公道。杨泗洪自幼“性倜傥，任侠尚气”，“好济人危急”，是侠义之士，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富有博大的仁爱胸怀，路见不平，倾力相助，同情弱者，乐于助人。当社会缺乏公平时，需要他这样的人保挺身而出。故其历来为中国民间所推崇。好济人之难，拥有救危扶困的古道热肠，是杨泗洪的仁爱大义的象征。当年徐州督军陈凤楼随意羞辱宿迁人，杨泗洪见了打抱不平最后化干戈为玉帛的美传就是最好的证明。司马迁作《史记》，专门辟有《游侠列传》一章，充分肯定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赞扬了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不乏其德”等高贵品德。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骨柔肠济人之难、见义勇为的壮举，绝非出于一时的冲动，而是长期积蕴心中的正义、道义使然。正因为如此，当台湾同胞面临遭受日寇蹂躏的危机关头，杨泗洪不顾生死，义无反顾的誓死卫台抗击倭寇。为捍卫正义、公道，挺身而出，奋力担当。

痛愤腐败，抵抗圣旨坚守真理。毋庸置疑当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是清政府软弱无能昏庸腐败的表现、是地地道道的投降卖国,不言而喻，当时清廷令守台官员全部内渡不予抵抗的决策完全是错误的，而在当时，站在国家民族大义立场上的杨泗洪已经十分清楚的看到了这一点，他深知清廷的这一错误决策，会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损失和灾难，给国家蒙受巨大的耻辱。于是，面对朝廷下令撤台内渡的圣旨，杨泗洪坚决果断抵抗，拒不执行，坚持留守台岛，自发抗击侵略。杨泗洪深知，虽然自己做的是对的，虽然朝廷的决策错误，但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了坚持正义和真理，他擅自抗旨，据不内渡，坚决守台抗敌之举肯定会招来灭顶之灾，不但要被罢官免职，甚至还会为此丢命。但即便如此，杨泗洪依然十分坚定自己的信念，冒着被杀头的罪名，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坚守台湾，誓死抗敌。这是了不起的担当和大义，是撼天动地的胆略和魂魄。也是杨泗洪英雄文化最闪光之处和难能可贵之处。其实，杨泗洪本可以奉命安稳平妥的离台回到大陆，与家人团聚，过无忧无虑的生活，毫无罪责，落得个人平平安安。但他却出于不甘外敌侵略、不屈外辱的民族精神和浩然长存的民族正义，毅然挺身而出、拒不内渡，毅然为抗日保台而英勇献身，这是何等的伟大和英勇，是为捍卫真理和正义的悲壮赞歌。也是普通之人很难做到的一点。

违命利君，忠贞为国赤子之心。杨泗洪在清廷放弃台湾屈辱妥协的情况下，独自站出来抵抗日军侵略保卫台湾，直至英勇就义，体现出一个民族英雄为国捐躯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然而，对此，昏庸的朝廷不但不予褒扬反而称杨泗洪为“叛臣逆将”，这是历史的悲剧。汉代儒家名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道：“臣不奉君令，虽善，以叛言。”按此说法，杨泗洪属于违抗君令，显然就是叛臣了。然而，同是汉朝名臣刘向在他的《说苑》中却说过：“从命利君谓之顺，从命逆君谓之谀，逆命利君谓之忠，逆命病君谓之乱”。这里，刘向说的很清楚了：即“逆命利君谓之忠”，虽然违逆君命，却对君王有利，应该算忠臣。刘向说的是遵从君王的命令而利于君的这叫顺臣，这里所说的“君”不单是君王本人的个体，而是泛指整个国家社稷。即听从君王命令而有利于国家社稷的可称顺臣。那么，听从君王命令而有害国家社稷的就是阿谀奉承的“谀”臣了。违抗君王的命令而有利于国家社稷的可称忠臣，这即是刘向所说的“逆命利君谓之忠”。只有违抗君王的命令而又有害于国建社稷的才是乱臣贼子。由此可见，杨泗洪将军违抗命令拒不内渡，为的是保卫台湾子民不受侵略者的侵害，为的是保护大清江山的完整，捍卫中华民族的利益，由此可见，杨泗洪的抗旨卫台，明显有利于大清国的江山社稷，有利于社稷贫民百姓，因而他应该算是一位忠臣良将，是正义的，是值得肯定和褒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