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河堤到底有多长

在浒墅关镇的运河西岸，有一条新修的堤岸，我经常会漫步在那青石铺就的路面上，抚摸着一侧青砖砌成的城墙。当我的手掌从那城砖的粗糙面孔上划过，仿佛一种经年的沧桑穿透我手指的皮肤直抵血脉深处，我心里反复回响一句话：一条河堤到底有多长。

我脚下的这条堤岸名叫董公堤。它的前世有二十里长，现在只有几百米，这个答案似乎不难回答。然而如果细细剥开历史的风尘，这个答案又似乎不那么确定。一阵阵河风吹向我的面颊，清凉中夹带着水腥味儿。脚下运河水一浪接一浪地拍击着河岸，那声音很有节奏，清脆中不乏浑厚之力。仿佛是运河水和那新砌的石岸合奏的一曲“运河赋”。我微微一笑，我脚下的堤岸一定很享受现在这种状态吧。

大运河的堤岸其实在大部分时间都是破旧的、坑坑洼洼、残缺不全的，被称为“江南要冲地，吴中活码头”的许墅关更是如此。修堤这个事，历朝历代都是不遗余力的，每年花费的银子也都是不计其数的。以清嘉庆朝来说，黄河水患没能彻底解决，朝廷为了防治水患，每年都要征召沿岸的徭役。老百姓既要拿钱，又要出力，自然是怨声载道。和坤倒台之后，嘉庆从抄和坤的脏款中拿出约4000多万两银子来修堤，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后世评价这是嘉庆在位期间最大的贡献。

我缓步走在这几百米长的董公堤上，河岸都是石头砌成的堤岸，非常坚实，一米多的宽度，走在上面非常舒适。这是浒墅关镇政府修建的沿河风光带。我凝视远方，那漫天的烟雾中隐约出现了无数条河堤，那些河堤有的摇摇欲坠，有的破败不堪，它们在肆虐的洪灾中痛苦地呻吟着。在数千年的封建王朝里，漕运一直是唱主角的，那如血脉一般流淌在帝国身上的千河百川也控制着帝国的经济命脉。对于沿岸的亿万生民而言，这些河道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更多时候却像一位喜怒无常的暴君。堤一决口，老百姓深受其害甚至面临卖儿鬻女的凄惨命运。如果黄河决口的话，受灾面积会达几个县，人数高达几十万人。而像大运河这样的黄金水道如果决堤，整个国家的经济都会受到影响。对于皇帝而言，河道也是悬在他们头上的一把剑，不遗余力修筑河堤是历朝历代国君、臣子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即使这样，大堤仍是常修常坏，只要是有了大的水患，基本上都会决堤。也许最后有几个倒霉的官员会为那无辜葬身于洪水的百姓们陪葬，但是下一次洪水来袭时大堤照样溃于一旦。是当时的工程技术不过关吗，还是洪水太凶猛？其实都不是，是人祸甚于水患，贪是根本。修堤官员心里的小九九是：第一年把堤岸修好了，第二年就没有款项可以贪污了，没有钱贪污，怎么养肥自己呢？所以最后朝廷下拔的修河款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用于修河，而这仅有的银子那最后承包工程的负责人大赚一笔之外便所剩无几了。所以主观上不想修好，客观上也没有足够的银子，最后导致大部分修堤岸的工程都是豆腐渣工程。

我长叹一口气，继续在董公堤上漫步而行。我看到有一个闸站正在修建，几台水泥搅拌机正在工作着。河对岸多个闸站早已经建好。是啊，这大运河和那黄河就像一条龙一样，如果不加控制说不定哪天它就会发威，那可就是灾难了。在明清两代，管理大运河和黄河的部门叫做河道总督衙门，官阶为正二品或者从一品，相当于今天的省部级高官和国务委员，这种级别的官员可都是皇帝的股肱之臣，然而他们食君之䘵却未能尽人臣之责。乾隆、嘉庆年间，河道总督们家里吃的用的都是最好的，绫罗绸缎都是特意到苏杭定制而来。冬天穿的貂皮是特意从关外定制来的，没有一点杂毛。燕窝鱼翅海参之类的补品都是成箱成箱地的批发在家。经常吃流水席吃个几天几夜，而且每桌要花费的银子都是上万两银子的酒席。桌上的菜肴和慈禧的满汉全席差不多，有时为了做一道里脊肉，他们会专门杀掉十几头猪专门只吃里脊肉里面最精华的部分，其余的部分就直接扔掉。为了吃驼峰，他们会专门杀一头骆驼，只取驼峰，其余部位直接丢弃。鹅掌也是，杀了很多鹅，只取鹅掌的部分，其余部分都扔掉。这是吃的方面，酒席除了吃的东西很奢侈之外，他们还会在酒席上摆上上万盏灯，让整个宴会看起来十分豪华热闹。他们还养着专门的戏班子，如果请客人的话，还会专门到京城去请名角过来演戏。封建时代官员贪污成风，常常假借修河的名义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由此可见一斑。

我突然觉得脚下的河堤是那样的沉重。我目光向那混沌的天空看去，再次发出心间的疑问，那一道道河堤到底有多长？我想起清代名相张廷玉在长城留的那首诗：“万里长城万里空，百世英雄百世梦。”这河山的万里长堤和那万里长城是何等相似啊！

我遥望着远处巨石上三个大字“董公堤”和那目视前方、捋须微笑沉思的董公像。我脚下的董公堤就是他的丰碑。华夏大地还有诸多的河堤又是谁的丰碑呢？ 我头脑里闪现出一又一个身影。

他虽没有圣人之名，但却有圣人之实。他文武兼备，出将入相，修身、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士子心中的楷模，一个完美的典范。他就是生于苏州，卒于颖州，葬于河南。官至参知政事，主持庆历政改。镇守边境，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让西夏人闻名丧胆的范仲淹。北宋天圣年间，范仲淹在西溪（今属东台）盐仓担任盐监时，为阻挡海潮，发动通、 泰、楚、海4万多民工兴修海堤，堤长181里，这就是著名的范公堤。清代吴嘉纪在《范公堤》中写道：茫茫潮汐中，屼屼沙堤起。智勇敌洪涛， 胼胝生赤子。意思是说在茫茫的潮汐中，突兀隆起一道沙堤，老百姓手脚生出老茧，不辞劳苦，发挥他们的智慧和洪涛作斗争。

这时我看见脚下河水拍打堤岸处，堆积了很多打碎了的芦苇和一些泡沫。沿着堤岸可以看到一条蜿蜒的灰线。这是运河水后浪推前浪的结果，当年范仲淹就是利用海潮的这一特性确定了海堤位置的。而这特性却是从当地农民喂猪时桶沿漂浮的稻糠而产生灵感，于是他让老百姓撒喂猪的稻糠于海滩，等退潮后根据弯弯曲曲的糠线确定堤坝的地址。而在这之前，人们前脚辛辛苦苦地建好堤基，后脚潮水一涨就毁于一旦。

范公堤在后世屡毁屡筑，并不断有扩展。最后形成北起今江苏阜宁，历建湖、盐城、大丰、东台、海安、如东、南通，抵启东之吕四，长达500多公里的千里海堤，其位置大致和现在204国道的一部分重叠。这条大坝如一道捆龙索，让大海这条孽龙在数百年内被降伏，甚至不断向大海深处退却，无奈地把本属于它的地盘拱手让给我的那些乡亲们。到了清代，海边已经向东推了120华里，几百年后的今天，真正的大海已经离这条大坝200多华里。堤东已经形成数千平方公里的良田沃壤。恰如明代诗人吴嘉纪在《范公堤》诗中所说：“西塍发稻花，东火煎海水。海水有枯时，公恩何时已?”意思是说：堤岸的西边稻花香飘万里，东边架火烧盐。海水也许有枯竭之时，但是范仲淹的恩情人们永远不会忘。确实不会忘，又怎么能忘。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这是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中的诗句，这里的白沙堤，就是今天漫游西湖时内层是婀娜多姿的垂柳，外层是绚丽多彩的碧桃的三里白堤。但此白堤非彼白堤，白居易建的堤岸是从钱塘门到昭庆寺再到白沙堤东端的白公堤。白公堤今天已经无迹可寻了，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兴修水利，组织民工蓄积湖水，保护堤防，做到湖、河、田畅通无阻。这样的好官老百姓当然希望永久把他的名声留下来。今天当我们吟诵着诗魔的《钱塘湖春行》，欣赏着那近看如缤纷的画廊，远看如五彩锦带的白堤，缅怀那心怀百姓的好父母官时，顿悟天地间的美丽风景有时也是一篇篇道德文章。

和白堤不同的是，苏堤就是苏公堤，苏轼之于西湖，最著名的莫过于他的那首《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可他第二次到杭州做知州的时候，在看了西湖长久不治，湖泥淤塞，草兴积成葑田，已占湖面一半后。就感慨：“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决定要学白居易，疏浚西湖，让他心爱的西子开心颜。因为在唐宋，西湖不但以山青水秀，景色宜人著称，而且对国计民生影响很大：一是灌溉，放水一寸，可灌溉官河两岸1500多亩农田。二是民饮，引湖水入井，饮水极便。三是助航，四是酿酒。最后苏大学士凭着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的“度牒”，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募民开湖，花了20多万人工，终于把葑草打撩干净，并用挖出的葑草和淤泥筑起了这条长堤，这就是最初的苏公堤。这条大堤后来经过多次修建，现已成为一条贯穿西湖南北风景区长2797米的林荫大道。苏轼自己也曾在《轼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扬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诗见怀次其韵》中赋诗云：“我在钱塘拓湖渌，大堤士女争昌丰。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其实不是苏东城自吹政绩，实是这种修堤之事，确是利国利民，功在千秋的好事情，值得吹嘘，没有必要藏着掖着。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明代于谦的《石灰吟》，于谦的一生就是对这首诗最好的诠释。《明史》记载：河南靠近黄河的地方，常因水涨冲缺堤岸。于谦令加厚防护堤，计里数设置亭，亭有亭长，负责督促修缮堤岸。又下令种树、打井，于是榆树夹道，路上没有干渴的行人。

运河上一艘艘货轮穿梭往来，马达轰鸣，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和董公堤不同，白居易、范仲淹、苏东坡、于谦他们不是因修堤而名垂千古，修堤只是他们灿若星辰的成就、政绩中的一个小小的星星。然而即使是这个小小的星星也惠泽着一方生民，使万民永远铭记，成为他们心中不朽的丰碑！

我走到写着董公堤三个大字的石碑前，思绪又回到几百年前，眼前浮现董公堤刚建时胜景。清代诗人凌寿祺为《董公堤》赋诗道：

虎疁南畔郡城西，遥亘晴空万丈霓。

同姓人俱传直隶，异时巧合在长堤。

六桥花柳穿明镜，七里楼台映碧溪。

何似河干资利涉，往来络绎度轮蹄。

这句诗的意思是。董公堤在浒墅关的南面在苏州城的西面，远远地看去就像横亘在晴朗天空中的万丈彩虹。董子策和董汉儒两任浒墅关的榷关主事都从直隶而来，在不同的时间巧合地修筑了运河河堤。运河上六座拱桥横亘，七里堤岸开满鲜花长着茂盛柳树，这些和两岸人家的楼台都倒映在如同明镜一般的碧绿河水中。为什么运河如此便利、畅通？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的是那鸣着笛的渡船和轮船。诗中非常生动描写了当年堤岸车水马龙、花映柳波的美丽景象。这里提到的“同姓人”是明代两任浒墅关的榷关主事董子策和董汉儒，这当然也是董公堤中“董”的来历。

我倚靠在堤岸上花岗石的栏杆，想像几百年前，那些筋疲力竭的拉纤者，他们就是背负着沉重的纤绳一步一步地行进在脚下的大运河边，某一天，他们突然发现在浒墅关这一段，路突然好走了，他们走得那样轻松，不要担心脚下的泥泞而失足跌入河中，也不要担心被锋利的芦苇刺破皮肤。他们应该还不知道是这里榷关主事主持修建的，但他们一定知道这里有一位关心老姓的好官。确实是的，实际上，修建河道的事并不属于榷关主事管，它属于官署在山东济宁的河道衙门管。运河的事直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之后才交由所在省管理。而董公堤的修建都是明代的事。做不是份内的事，只为百姓着想，这样的官当然是好官。能够有一任好官，对于一方百姓而言那都是运气，而浒墅关这里曾有多位为民着想的关官，这确实是天大的福份了。这也是上天对于这块“吴中活码头”的奖励了。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榷关主事董子策来到浒墅关，他看到运河两边的塘岸，只是用石头随意堆砌起来。那些石头有点已经松动，地面高低不平、坑坑洼洼，有些地面甚至都已经塌陷。不要说那些逆风拉纤的纤夫没法走，连镇上的居民过桥、过渡船的路都快没有了，甚至连旁边的桥墩都松动了。于是他决定彻底地把这条堤岸修建，而不是像以前的关官一样小修小补。于是这条从浒墅关至枫桥铁铃关长二十里的堤岸在董子策的捐资营筑下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了。当地的老百姓称之为“董公堤”，这件事由一位名叫张寰的人刻记在一块石碑上，这块碑原来保存在真武殿后，现在大概已经散失了吧。

运河水哗哗又流了五十三年，嘉靖的孙子万历都已经在位二十四年了。一位名叫董汉儒的榷关主事来到浒墅关。这时候的董公堤一方面由于经年累月的流水冲蚀，航运繁忙地来来往往，另一方面也包括纤夫、行人、车马等踩踏行进的原因而损坏严重。董汉儒组织劳力对董公堤进行修建。修建河堤这件事，当官的都喜欢做，其中道理不言而喻，但是很少有当官的愿意修别人修过的堤，其中道理其实也很简单，世界诸多事离不开名利两字，修堤这件事是可以名利双收的。撇开利不谈，名是大多数官员绕不过的一个坎。但如果修别人修过的河堤，说到底这名声还是别人的，自己不过是为别人作嫁衣罢了，终究不如自己建堤修路那样更容易获得名声，这就是官员一般不重修堤的简单道理。但是浒墅关的董公堤却是个例外，因为在第一任榷关主事董子策之后两任主事都对董公堤进行了重修。巧合的是第二任主事也姓董，董汉儒为人刚正不阿，官至兵部尚书，民间流传他很多故事：有富贵不忘刘瞎子恩情；有为百姓免税向皇帝妙语荐开州；还有为百姓硬刚福王和魏忠贤。这样的官员自然是把百姓放在心上的。要知道福王是万历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所生，是位差点被立为太子的王爷。魏忠贤更是权倾天下，号称九千岁的红人。也正因此，董汉儒后来由于母亲去世，回家丁优，便再不被起用，但也恰恰让他躲过魏阄的迫害，这也算是上天对董汉儒的一个补偿吧。

在董汉儒之后的二十年，主事张铨又一次重修董公堤，主事姓张，堤岸姓董，如果为名，大概是什么名也沾不到了。为利呢？更没有，董其昌在《浒墅关重修董公堤记》中提到由于一些钞关存在比较严重的关官和来往商船勾结偷税漏税的情况，所以朝廷派出税使进行专门的监督。相关的税款有专门的衙门来管理。领取有相应繁琐的手续，关键是支出的费用和原先一样，但每年的收入已经减少不止一星半点，总而言之，张铨做主事时，财政上没有以前宽裕了，这种情况下对于重修董公堤这件事，换很多人恐怕直接就会放弃，毕竟既无名又无利的事，愿意做的人并不多，但是张铨还是义无反顾地做了，而且这也是有记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地修建这段堤岸了。所以董其昌在文中对其高度评价。认为他不仅继承了美好的品质，性情深沉胸怀博大，而且一身兼有了多种才能，有治理的才略。还把他和那些像文人相轻一样所谓的的“廉士”相比。认为他们虽也很勤政但却自以为是无法和张铨相比的。但是浒墅关的老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心怀百姓的好关官。他们为表感激而把堤地起点崇福桥称为张公桥（即今张家桥或庄家桥），所以名这个东西，有还是没有，那杆秤其实是在老百姓的心中，不是你想留名就能留名的，当官的为社稷江山做了实事、好事，历史自然不会亏待他；反之一心媚上欺下，沽名钓誉，最终恐怕只落得了后人的反面教材，呜呼哀哉！在这之后，董公堤也经过无数次的兴修，“自康熙二十三年甲子，至乾隆四十九年甲辰，每逢圣驾南巡，节次兴修。”不过和上述三任明代的关官不太一样的却是为了皇帝出巡。虽然修堤得益的还是老百姓，但终究差了点意思。

我驱车离开董公堤的时候已黄昏，运河两岸的密密麻麻的居民楼已经次第亮起了灯火，那如繁星般的光亮把运河点缀得如同银河一般璀璨而绚烂，七彩的霓虹灯使河水上空有了一种光怪陆离的感觉。一声声马达声和鸣笛声，推进了时光巨轮，划动了岁月的涟漪。我心里的问题也似乎有了答案。一条河堤的长度固然是有尽头的，但是那些为民谋利的贤人们他们精神的长度是无尽的，他们留给后人思索更是没有尽头的。

附《浒墅关重修董公堤记》及译文

楚中丞澶渊董公司榷时，筑石堤三千六百丈，自吴关而东，属之寒山，几二十余里，吴人所为尸祝董公者也。

岁久，水啮石洼，堤稍废不治。天雄张平仲使君始增修之，虽仍旧贯，与新作等，何则？自税使出，筹国者以物货之征领之有司，关使者算舟而止，度支之额则犹故也，而岁入非矣。使君受事当其时，诎浮羡几何，然每有浮羡，辄为吴兴作，不罄不止，曰：终不以虎邱一拳石溷吾受块之墟也。处脂膏中不自润，而道是谋则诚廉吏。虽然，非溪刻之谓也，何足为使君颂哉。

余观公家之事，往往前人善作，后人害成，即以治河论，行河大臣率三岁一更，而必人自为一河，河可十年不决，而浚河之役靡一岁宁止。盖共济若斯之难！后董公而榷者岂无廉？士曰：此董公之堤也，吾何有焉。是以堤废不治。若使君则无以有已矣。使君世承清劭，沉深博大，身兼数器，有干国之略，尝为元城董考功裒集遗文传之世。是役也，必表著董公之遗惠于弗隳。夫劳臣相矫，如文人相轻，视使君何如也！因记堤工岁月并书之。野史董其昌。

译文：楚中丞河南开州人董汉儒任浒墅关榷关主事时修筑了石堤三千六百丈，从浒墅关向东一直连接到枫桥的寒山寺。大约二十多里，吴地人因为这一点而代代称颂董汉儒的功绩。

年代久远，河水啃咬堤岸，石头坑坑洼洼，堤岸渐渐因为缺少修理而快要被废弃。河北大名府人张铨字平仲，开始拓建修筑堤岸。虽然仍是贯穿旧的那条堤岸，但是和新修的一样，这是为什么呢？自从税使出京城，为国家而筹划的人都是凭货物的凭证从管理部门领钱。钞关的税使计算着船只。估算支出的总数仍然和原先一样，但是每年的收入和以前不一样了。张铨任关官时正处于这个时候。减少了一些浮钱，但是一旦有了浮钱，就一定用在振兴吴地的建设。不用完不停止。他说：“我终究不能因为虎丘的一块小石头，而污染了我受皇恩的这一块宝地。处于像脂膏一样肥沃的江南宝地却不滋润滋润自己，却说出这样的话确实是一个廉洁的好官，即使这样，如果不是刻薄、苛刻的说法，哪里值得为张铨使君称颂呢！”

我看官府的事情，往往前人好好地做，却被后人做坏了，就拿治河这件事来说吧，行河大臣一般三年一换，必定每个人自己修一条河，河可以十年不决堤，但疏浚河道的劳役没有一年不做，大概是一同做这件事是很难的吧。在董公之后任榷关主事的难道没有廉洁的官吏吗？他们说：“这是董公修建的堤岸，我有什么呢？”因此堤岸无人治理而快要废弃，如果没有张铨的话，修堤这件事就没有办法结束的。张铨不仅继承了美好的品质，性情深沉胸怀博大，而且一身兼有了多种才能，有治理的才略。曾经为大名府的董考功的遗留下的诗文辑集成书，传于后世。这次修堤的工程，一定可以使得董公留下的恩惠得以继承发扬，而不至于埋没损坏。那些虽也很勤政但却自以为是的官吏，他们像文人相轻一样，是无法和张铨相比的，我因此记下修堤工程的时间并写下这篇文章。我是记录野史的董其昌。--2021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