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古典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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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南宋建炎三年（1129）四、五月间，刚刚卸任建康（今江苏南京）知府的赵明诚携夫人李清照（1084-1151？）赴任新职——湖州（今浙江湖州）知府。他们的车队刚刚出发就被迫返回，因为赵明诚突然染病，并迅速垂危，而官路上又塞满了向南逃难的大小官员和老百姓，其间还夹杂着从江北打了败仗向南逃命的散兵游勇。靖康之难后不久，建炎元年（1127），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建立南宋，但是金国继续对宋用兵，短短两年间，南宋被迫放弃淮河防线，把重兵部署到长江两岸。宋高宗逃往江南，准备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赵明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转任新职的。
面对命悬一线的丈夫和兵败如山倒的南宋军事局面，李清照一筹莫展。家愁国忧的李清照想起了悲剧英雄项羽，于是口占了上面这首五绝《夏日绝句》。这首诗历来被认为李清照的诗歌代表作之一，它之所以被后人广泛诵读，不仅与李清照写这首诗时候的时代背景有关，更与诗中所吟咏的悲剧英雄项羽有关。
李清照虽然在《夏日绝句》中提到项羽，诗的主题自然就是谴责宋军将士放弃中原，仓皇渡江南逃的行为；但是，我相信，李清照面对自己当时的个人处境，她一定想到了项羽“不肯过江东”之前自杀了的虞美人——项羽的妃子虞姬。虞姬自杀了，而李清照还活着，但是她们的命运是相似的，那就是国将不国，家也将散，国仇家恨正如那滚滚乌江水，滚滚长江浪。从愁苦和绝望的意义上看，虞姬是凄艳的，李清照也是凄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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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姬是一个美人，她年轻漂亮，性格活泼，能歌善舞，又善解人意。出身于贵族家庭的项羽虽然是一介武夫，但是他却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武夫，他对自己的士兵极富有人情味，曾亲自给士兵送药并尝药；鸿门宴上放走刘邦，也是项羽有情有义的表现。而项羽和虞姬的爱情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经典爱情之一，在反秦抗刘的多年中，项羽在大半个中国行军打仗，一直都把虞姬带在身边，亲自过问虞姬的日常饮食起居，不让虞姬有任何委屈，甚至吃了败仗，他都在虞姬面前满不在乎的浮夸自己的本事。就是说，虞美人跟忧愁是不沾边的。
然而，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进入扫尾阶段，汉军将项羽围于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南）。项羽军中的粮食早就吃完了，所剩人数不多的将士连挖野菜的气力都没有了。那天，将士们横七竖八的躺在帐篷内外，无望的等待着最后悲剧的到来，而月牙儿升起来了，像一把恐怖的弯刀挂在天边。项羽正在帐中一边饮酒一边向虞姬胡吹什么援军已在三十里外扎营，胡吹什么下半夜将里应外合夹击汉军。突然，军帐四面传来了楚歌声，项羽大惊失色，乡音彻底击垮了项羽的精神。战争总是要死人的，项羽多年中都是把脑袋别在腰带上过来的，三十一岁的他并不怕死，他只是割舍不掉跟了他多年的虞姬和乌骓马，他再也不能向虞姬自夸了，他绝望的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什么都明白了，她泪如雨下，她也并不怕死，但是一种无边的厚厚的忧愁迅速笼罩了她，她多年中都以项羽为荣，从来都不认为项羽会失败，她也从来没有为项羽分担过什么愁苦，而今，听到项羽穷途末路的绝望之音，她比项羽更是愁肠百结。虞姬起身跳舞，她和泪唱道：
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
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突然，她从项羽腰间拔出短剑，直刺进自己的胸膛。就这样，在项羽之前，虞姬带着她对项羽命运的沉重忧愁倒在血泊中。
在项羽的悲剧结局中，凄艳的虞姬成为爱和愁的化身。她爱项羽，爱家庭，爱西楚江山，但是她却必须失去这一切，因而她愁苦而绝望。被迫自杀了的虞美人以“凄艳”的符号被镌刻在中国历史中，更以艺术的方式“复活”于中国历代的文学作品中和艺术舞台上。其中，词牌“虞美人”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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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是词牌大量出现并经由花间派词人和南唐君臣的努力创作实践迅速走向成型的时期，“虞美人”也是这时期出现的。
“虞美人”除了指虞姬之外，它还是一种草的名字。那么，词牌“虞美人”的出现到底是受到虞姬的启发还是受到虞美人草的启发呢？
五代时期的学者洎在其笔记小说集《贾氏谈录》中是这样介绍词牌“虞美人”的起源的：“褒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草，状如鸡冠，大叶相对，或唱《虞美人》，则两叶如人拊掌之状，颇中节拍。”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支持张洎的说法，他说：“......旧闻虞美人草，逢人作虞美人曲，枝叶皆动，如所传。”张洎、沈括以虞美人草的叶子摆动形状如人以“拊掌”的方式应和词的节拍，来作为词牌“虞美人”的起源依据，这显得牵强附会，因为以任何词牌填写的词都是有节拍的，都是可以被人以“拊掌”的方式应和的。
南宋学者王灼晚年写了一部文艺评论笔记《碧鸡漫志》，他在书中谈到词牌“虞美人”的起源时明确指出：“'虞美人'起于项籍'虞兮'之歌。”他进一步认为，虞美人草与虞姬被人混淆了，他还举了魏夫人的一首长诗中的几句为例说：“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有云：‘三军散尽旌旗倒，玉帐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剑光飞，青血化为原上草。’”曾子宣即曾布，北宋人，其夫人就是著名的女诗人、女词人魏夫人。王灼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魏夫人的诗句看似是吟咏虞美人草的，其实写的却是虞姬的故事。
总之，词牌“虞美人”与虞美人草没什么关系，它只能跟唐教坊曲中的“虞美人”曲名一样起于项籍“虞兮”之歌。其实，虞美人草开出的花红如鲜血，虞美人草说不定也是因虞姬而得名的呢。既然词牌“虞美人”与虞姬有关，那么，“虞美人”在思想取舍上究竟选取了虞姬悲剧中的什么精神因素呢？那就是愁苦和绝望，词由此形成的风格自然也就是凄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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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美人”作为词牌，究竟是谁创制的，已经不可考了，但是唐末五代时期已经有不少人填写这个词牌，已知最早填写《虞美人》词的是“花间派”词人，唐昭宗时期的文思殿大学士毛文锡。《花间集》中收有毛文锡的两首《虞美人》。两首词的风格基本一致，其第一首是这样的：
鸳鸯对浴银塘暖，水面蒲梢短。垂杨低拂皱尘波，蛛丝结网露珠多，滴圆荷。
遥思桃叶吴江碧，便是天河隔。锦鳞红鬣影沉沉，相思空有梦相寻，意难任。
这首词由字数相同的上下两阕组成，每阕五句，前两句押仄韵，后三句押平韵。内容上，这首词抒写了一个男子在良辰美景中的相思之情。词作用语香艳，词中的意象“鸳鸯”、“蛛丝”、“圆荷”、“桃叶”、“天河”等也都饱含男女情感。即便是说书信，词人也以“锦鳞红鬣”这般灿烂的词语代指。整首词基本上遵循了“花间派”鼻祖温庭筠的路径，即内容上写男女燕婉之私，艺术上风格秾艳，辞藻华美。但是这首词在意境上却不如温庭筠的词那么疏朗；词人所相思的女子形象也模糊不清，“桃叶”典故的应用因而也就只能有堆砌辞藻之嫌。
除了毛文锡，稍晚于毛文锡的顾夐则有六首《虞美人》词被收于《花间集》中，孙光宪、魏承班、阎选等人也都填过《虞美人》词。包括毛文锡的这些词人所填的《虞美人》词在格律上还不够统一，他们作为“花间派”词人，所填的《虞美人》词都还是香、软、慵的闺房词，在格调上并没有向虞姬的愁苦和绝望的“凄艳”的悲剧精神靠拢，这也是后人误以为“虞美人”词牌跟虞美人草有关的缘由吧。
完成“虞美人”词牌格律形式上定型和格调上提升到“凄艳”层次的是南唐后主李煜（937-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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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有量体裁衣的典故，《钦定词谱》中虞美人词牌格式的定型也类似于量体裁衣，它是根据南唐后主李煜所填的一首著名词作而确定了自己的格式的，即总共五十六字，上下阕完全相同，每阕四句，前两句押仄韵，后两句换押平韵，每阕第四句是前六后三的九字长句。李煜的这首词就是至今仍然被广为吟诵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是李煜投降宋朝被囚禁后的作品，此词“模范”的抒发了词人的愁苦和绝望之情。李煜虽然是男子，但是，这首词中用了很多“有颜色”的意象，所谓“春花秋月”、“雕栏玉砌”、“朱颜”。“春花秋月”未了，“雕栏玉砌”还在，其实，“朱颜”并未改，宫殿里的那些已经被改涂成黑色了的栏杆、廊柱依然是李煜心中鲜红的记忆，更不用说早已死去了的面如桃花般的他的大周后了。当然，正因为这些意象，这首词就显得非常“凄艳”。
李煜无比爱他的国家、他的朝廷、他的人民，更爱他当年莺歌燕舞，纵酒狂吟的惬意生活，当然还爱他的“虞美人”大周后。所谓“春花秋月”其实就是李煜跟周后姐妹有限的几年花前月下的呢喃“往事”；所谓“雕栏玉砌”其实就是已被挪作他用的他跟周后享受快乐生活的南唐宫殿。
南唐保大十二年（954），在父亲、南唐中主李璟的操持下，刚满十八岁的太子李煜娶了大司徒周宗的大女儿周宪。周宪能歌舞，善音律，尤其善于弹琵琶，她还能谱新曲，《醉邀舞破》（一名《恨来迟破》）就是她所谱写的，唐中期就已经失传了的唐玄宗所创制的《霓裳羽衣曲》也是她根据残谱复原的，李煜爱好词曲，当然与她情投意合。此外，周宪还有一定的时政见识。建隆三年（961）李煜即位后册立周宪为皇后，即大周后。
李煜与大周后终日栽花养鸟，谱曲听歌，喝茶饮酒，可谓锦瑟和弦。大周后有时候也帮助李煜分析朝内外大事，协助李煜支撑飘摇欲坠的南唐帝国。大周后甚至也规劝李煜不可过分玩物丧志。
不料，李煜继位三年后，大周后病死，而之前一年，李煜和大周后所生的儿子也夭折了。李煜无比悲痛，他为大周后撰写了两首挽诗，第一首这样写道：“珠碎眼前珍，花凋世外春。未销心里恨，又失掌中身。玉笥犹残药，香奁已染尘。前哀将后感，无泪可沾巾。”诗以春花比喻爱妻，写透了遭遇死亡的生者的悲痛。新亡的爱子的身影还在眼前缭绕着，而花儿般美丽的周后又凋谢了，春天也随着周后从人间消失了。室内，周后用过的梳妆匣上已经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灰尘。睹物思人，合欢的“往事知多少”，面对现实，李煜不胜愁苦。好一句“无泪可沾巾”道尽了李煜欲哭无泪的痛彻之情。
亡国后的遗民都难掩爱国之痛，作为国主的李煜更是如此，——他的梦魂中总是不断闪现故国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李煜是李璟第六子，做太子乃至做皇帝本来就不是他年少时的梦想。谁知“天降大任”于他。中兴元年（958），李璟迫于中原皇朝后周的战略压力，去除帝号，割让淮南之地给后周。而在这之前数年间，太子李弘翼病死，李煜的其他几个哥哥也相继战死或病死，保守南唐基业的大任自然而然的落到李煜身上。而这时，后周也已经被宋取代。
李煜早年从没有过治国理政方面的心理准备和系统训练，面对强大的北方强敌和南方吴越国的战略夹击一筹莫展。在经过最初短时期的尝试无果之后，李煜放弃了政治责任，每天继续过着如他早前那样的诗酒乐舞生活，而且还带着满朝大臣一起醉生梦死，得过且过。开宝八年（975），宋军攻破南唐首都金陵（今江苏南京），李煜投降，后被宋太宗软禁于宋都汴梁（今河南开封）。
李煜投降后，精神上受到巨大打击。宋太祖封他为违命侯，分明就是想通过精神折磨弄死他；宋太宗阅览李煜旧收的图书，故意诏李煜前来观看，以此摧残爱书如命的李煜的精神；宋太宗派李煜的旧臣徐铉去探视李煜，却在院子里安排了两把一模一样的旧椅子，羞辱李煜的帝王之尊。李煜虽然住在还算豪华的房子里，但是失去的东西总是更加珍贵，李煜终日以泪洗面，以至于他比以往做国主时更加爱他的南唐，他的大周后。但是，南唐已是故国，大周后早就已是亡人，李煜对于往日的爱只能通过做梦来实现，而梦醒之后，除了那堪比一路东流的“一江春水”的愁，什么都没有。李煜的人生结局何其“凄艳”啊，前超越虞姬，后超越李清照。
正因为这些原因，李煜从被囚到被谋害的两三年间所填的词无不感慨深沉，眼界阔大，充满忧伤和绝望，塑造了词人无比“凄艳”的艺术形象。其中，《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最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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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不仅在形制上固定了“虞美人”这一词牌的基本格式，而且更是通过熔铸自己国破家亡的人生感悟，把虞姬的愁苦和绝望提升到艺术审美层次，那就是“虞美人”词的“凄艳”风格。李煜能做到这一点，这不仅与他的人生拥有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有关，也是与他善于把握词这种文学体裁的发展脉络分不开的。
五代宋初，词相比较于诗来说还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但是早前温庭筠、韦庄这些“花间派”词人词的创作引起的文坛上的小小震动迅速被李煜所感知，李煜在南唐时期认真钻研过这些人的词作，并发现了他们词的缺点，即香艳，疲软，境界不阔，趣味不高。李煜被俘前所填的词虽然有效仿“花间派”词人的痕迹，但是风格上比他们活泼得多，比如李煜在跟小周后结婚前写给小周后的《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衩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这首词虽然带有调情甚至挑逗的意味，但是小周后的天真烂漫被刻画的活灵活现，词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远远超过“花间派”的那些散不开的脂粉味。家国的变故，阶下囚的境遇，使李煜的思想境界迅速变得深邃，“花间派”那些老掉牙的东西更加令李煜不齿，因此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李煜所填的包括《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的几乎每一首词都有深沉的感慨和由此营造出来的阔大的意境，这为词这种文学体裁在宋代的发展并成熟奠了基。
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格律形式以及其凄艳的审美特征均被后世词家所继承。北宋晏几道《虞美人·飞花自有牵情处》、南宋姜夔《虞美人·西园曾为梅花醉》、南宋刘辰翁《虞美人·情知是梦无凭了》、明代王世贞《虞美人·浮萍只待杨花去》、清代纳兰容若《虞美人·银床淅沥青梧老》等，都是“虞美人”词的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