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律令用语是“免为庶人”还是“免为庶民”

《三国演义》中有一句话：“免杨彪、黄琬、荀爽为庶民。”但是我们在古书中见得更多的是“免为庶人”而不是“免为庶民”。比如：《史记》中周灵王的太子晋因直谏“免为庶人”，《晋书》中愍怀太子“被免为庶人”，《隋书》中太子杨勇“免为庶人”。那么到底是“免为庶民”更准确还是“免为庶人”更准确呢？

我们先来看《后汉书》中的两句话。“诏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诏宗室坐事没入宫者……皆免为庶民”。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其《廿二史考异》中认为这两句话中的“庶民”应该是“庶人”。为什么《后汉书》写错了呢？钱大昕认为：唐代再版古书时，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庶民”、“平民”、“民心”、“万民”、“流民”等等凡是含有“民”字的词汇都把“民”字改为“人”字，“庶民”均被写作“庶人”，当然有的古书本来写的就是“庶人”那就不必改了。钱大昕猜测道，唐代灭亡后人们不再避李世民的名讳了，再版古书时“人”又会改回成“民”，“庶人”就重新被写为“庶民”，但是有些古书上本来就是“庶人”的也被后人一刀切改成了“庶民”了。钱大昕认为上面这两个句子就是被后人错误的把“庶人”改回成“庶民”的，即它们本来就是“庶人”。

钱大昕的看法正确吗？我认为是不正确的。

钱大昕认为这两个句子中的“庶民”应该是“庶人”，这涉及这两个词的词义辨析。在现代汉语乃至唐代以后的语言中，“庶民”和“庶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别，都是指不做官的平民百姓。但是在更早的语言环境下，“庶民”和“庶人”是有些差别的。“庶民”的意义跟唐以后一样，泛指从未做过官的平民百姓，比如《诗经·大雅·灵台》有“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在先秦时期，“庶人”有时候也指“庶民”，即生活在国都中的自由民，既不是奴隶主又不是奴隶的自由民，即“国人”，即历史事件“国人暴动”中的“国人”，像“庶民攻之，不日成之”中的“庶民”就也是“庶人”，但是“庶人”还指先秦时期因犯罪被免去官身的官员，其身份等同于生活在国都中的自由民，或者是指犯罪后被没入官府做奴做婢的官员或自由民，这些人只能称“庶人”而不能称“庶民”。总之，虽然“庶民”和“庶人”在唐代以前的古文中都是指没有官身的人，但是“庶人”却是先秦时期生活在国都中的自由民和犯了罪的没有官身的前贵族或前自由民，所以在先秦乃至唐以前的文言环境中，说到犯罪被贬身份只说“免为庶人”，而不是“免为庶民”。唐代以后，“庶人”和“庶民”之所以没什么区别了，那是门阀制度崩溃使然，“庶民”在唐代以前从没做过官，“庶人”却有一部分是做过官的，门阀制度甚至使被免为庶人的前官员头上依旧带着一层不同于庶民的光环。

也许正是因为涉及犯罪这个原因，钱大昕才认为，“诏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和“诏宗室坐事没入宫者……皆免为庶民”中的“庶民”应该是“庶人”，因为这两句话说的都是犯罪的事，前一句说的是庶民犯罪的事，后一句说的是贵族犯罪的事，犯了罪的贵族和庶民只能被免为“庶人”。然而，钱大昕没有仔细分析这两句话。前一句是说，建武八年以来因犯罪被罚做奴婢的益州平民一律被免去原来的罪责，恢复其平民即庶民身份；后一句是说，皇室人员早前因犯罪罚做奴婢的，可以免罪，但是不能恢复他们的皇室宗亲身份了，都改为老百姓即庶民好了。“免为”和“庶民”之间是有一些被省略掉的语言成分的。所以，这两句话虽然说的是犯罪的事，但是都是免罪的事，罪犯恢复自由身，固然未必得到官身，但身份还是得到提升了，自然是提升为“庶民”而不是有可能带罪的“庶人”。所以，钱大昕的看法是错误的。

循着“庶民”和“庶人”的涵义，我们再来看文首的几句话。《史记》中周灵王的太子晋因直谏“免为庶人”，《晋书》中愍怀太子“被免为庶人”，《隋书》中太子杨勇“免为庶人”，这些地方用“庶人”当然是正确的。而《三国演义》中说“免杨彪、黄琬、荀爽为庶民”就值得商榷了。固然，在《三国演义》成书的元末明初，“庶民”与“庶人”的意义几乎是一样的了，但是《三国演义》的写作语言不同于同时期的大量使用市井语言的《金瓶梅》，《三国演义》是半文半白的，它试图营造汉末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和语言环境，其不少内容甚至是直接取自西晋时成书的《三国志》的，而在汉末三国乃至西晋时期，“庶民”和“庶人”的涵义是有区别的，所以“免杨彪、黄琬、荀爽为庶民”这句话中的“庶民”最好还是改用“庶人”。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三国演义》后来成为说书人的经典脚本，用“庶民”还是用“庶人”对于大众接受者又是无关紧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