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官恩和宋红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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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撒网捕鱼，人们的印象里，可能会出现大江大河，水面开阔，蓝天白云在水里荡漾。而我说的水面是水库，在山上，大小不一；而且是一轮山接一轮山，一片湖接一片湖。有的叫岩涧，有的叫火山口，有的叫天坑。它们究竟有多高，海拔多少米，我不清楚。但可以从小汽车爬坡的时间上，有一个大致的判断。
我回老家，是从沪渝高速公路上过去的。车到安福寺下高速，左转上鸦安市道，要连续爬三道大坡，没多少盘弯，几乎直上直下。每道大坡约用五分钟。手动挡的车不能用四挡，只能挂三挡深踩油门，可见公路之陡峭了；爬坡用时一刻多钟，可见山峰之高了。
如此仔细描述山峰之高，是为了准确表达水库与水库之间高度落差，纯粹属于自然落差，形成了一个个完整的自流灌溉闭环。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们，只需要按季节掌握好放水的时间，基本上都能做到丰产丰收。我的老家就在其中的一道山冲里，是中间的一道链条，上面有山有湖，下面有湖有山。种水稻养鱼池，根本不用机器抽水。
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每家每户都要挖一个鱼池，不能养太多的鱼，主要是蓄水，解决生活用水的问题。有的人家，为了水源清洁，干脆拒绝放鱼苗，当作专用蓄水池使用。然而有水的地方就有鱼，即便鱼池里不放鱼苗，山溪活水也会带来麦穗鱼、石斑鱼等野鱼。
老家的山冲下面有一个火山口，是一个古老的火山喷发口。面积比不了大河大湖，却能和大河大湖一样，野鱼品种众多，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周围的人一有机会就会到火山口去撒网捕鱼。当然，这些人只能沿着火山口边缘出手，没有人驾渔船跑到火山口中间去专业捕捞。即便如此，只要人勤快，都会有不错的收获。
当时，在我们家，父母忙着上工，没有时间。我还很小，不能下水，捕鱼捉虾的任务就落到了哥哥身上。他比我大三岁，在我眼里，他比我什么都知道得多，任何地方他都敢下去捉鱼，我的任务是提着一个篾篓跟着他捡鱼。
从上一个水库到下一个水库之间，都有一条小毛渠相连着，一年四季水流不断。这就给野鱼生长创造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每天放学之后，书包一丢，就扛起铁锹，拿起跳罾子出发。跳罾子是用一根比拇指粗的槡树枝，烤火迂成撮箕半圆，再用一根结实的木棍当撮箕口，支上尼龙网，提起时像一个“统仙袋”。哥哥说这是山里人自创的捕鱼神器，往水流湍急的渠口一沉，等鱼群顺流而下时猛地提起，总能兜住几条活蹦乱跳的鱼。
记得那年夏天，日头还悬在山尖上，渠水被晒得发烫，却有阴凉的地方泛着青黑的影子——那是刁子鱼在扎堆。哥哥赤脚踩进渠底，青苔滑溜溜的，他却稳如树桩，示意我蹲在上游拐角处。“看到水面打旋儿没？那是鲫鱼在啄食水草。”他说话时眼睛始终盯着水面，突然手腕一翻，跳罾子破水而出，银鳞在阳光下闪成一片，几条鲫鱼在网里甩尾，溅起的水珠落进我脖颈里，凉津津的。
最难忘那个雷雨天。山洪裹着枯枝败叶冲下来，渠水变成浑浊的黄龙，却有鱼腥味直往人鼻子里钻：上游有鱼漫下来，下游有火山口的鱼迴游上来，“鱼满为患”。哥哥把长裤脱下来，裤脚用葛藤扎紧，往腰间一系就往水里冲。我抱着篾篓跟在后面，只见他顺着水流跑几步，突然弯腰一捞，竟从泥水里拎出一条半尺长的大草鱼，那鱼圆滚滚的，肚皮雪白，在哥哥手里拼命扑腾，溅得他满脸泥浆。“快接好！”他大喊一声，我慌忙把篾篓伸过去，鱼落进去时撞得篓底咚咚响，惊得岸边的蜻蜓乱飞。
后来，哥哥参军走了，我也长大参加工作离开了老家，再也没碰过跳罾子。城里的菜市场有各种新鲜鱼卖，却再没见过带着泥腥味的刁子鱼，再也没听过鱼落篾篓时的那种“赤溜”响声。
去年回老家，特意绕到火山口看了看。水面依旧清亮平静，倒映着山影，只是岸边的杂草比记忆中高了许多。
如今，山上的果园代替了部分稻田，家里也装上了自来水管道。但那些和哥哥在水渠边奔跑的情景，那些鱼落篾篓的声响，那些混着泥土的鱼香，却在岁月里愈发清晰。每当想起撒网捕鱼的时光，眼前就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夕阳把两个影子拉得老长，不停地交错晃动；哥哥扛着跳罾子走在前面，我抱着篾篓跟在后面；脚边的渠水唱着歌，欢快地流向远方。
原来，最温馨的不是捕到多少鱼，而是有人带着你在山水间奔跑，教你辨认水流里的秘密，把平凡的日子变成闪亮的珍珠。那些藏在山冲里的故事，那些沾着露水的清晨和披着霞光的傍晚，早已织成一张无形的网，网住了年少的快乐，也网住了永远回不去却无限温馨的童年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