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日,陪同日报记者前往王泮明的住处。楼房是他儿子新建的,两层,气派,窗明几净,井井有条。庭院里一盆盆花草,整齐得像一列士兵,衬托出一院春色。坐在沙发上的泮明面色红润,衣着整洁。交谈时,老人思路清晰,手势有力,看不出已八十多的高龄。
走近老人,如同面对一部浩瀚的大书,满心敬意,却不知从哪一页读起,当慢慢读过去,能看到艰难奋进,沧桑变迁,能体悟为什么“血总是热的!”。
一
很多年以前,王泮明站立在洄曲河畔,眺望着亲手创办的农业科学实验站,竟能给他带来人生意想不到荣耀和实惠。他坚信最初决择是正确的,对走过路,从心底里讲不后悔,反而更欣慰。
和所有长满故事的村寨一样,藩东镇岸上村的空气里也飘浮着许多传说,刘秀屯兵、万佛塔传奇等,是真是假,不好讲。但贫穷,是真实的,乡愁,也是现实的。
1936年11月,王泮明就落生于此,初小毕业,他揣着饥饿,满眼迷茫,离开了村庄……一晃七八年!
在当时艰难的岁月里,泮明二十岁出头,风华正茂,从朝鲜轮战归国,复员转业后,安排到新乡地区柴油机厂,当上一名吃皇粮的工人了,这是让人梦昧一求的美事儿。
在工厂里,王泮明不忘军人作风,思想向上,事事领先,用两三年的功夫,从车间工、质检员,选抜到厂团委会任职,成为中层干部,单位重点培养的后备苗子,若无意外的话,以后前途无量。
有一段时间王泮明的内心很纠结,时年党和国家发出号召“精简下放,去农村安家落户”。而自己的事业正顺风顺水,是走,回农村,是留,享俸禄,作为厂里骨干力量留厂问题不大,下放的囧事不会轮到自己头上,再说了厂领导也曾明确表态,让他好好干,厂里需要他这样的人才。
王泮明思量后,他谢绝了领导的婉留,毅然带头自愿辞职,返乡当农民,支援家乡建设。
他深知自己是土生土养的农家子弟,根在农村,心里铭刻有故土的烙印。家里边有父母、妻儿、弟弟,所有至亲都生活在那里,那是最让人牵挂的地方。
王泮明家中作为长子,心想着能在家行孝,善待家人,且不说服从情势,大局,他深知家境,从记事起,老爹老娘操持着家的重任,伺候老的,抚养小的,总有干不完的农活,做不完的家务,苦受尽了,心操碎了。
老爹十岁从太康县朱口镇逃荒要饭,到藩东镇集南头,给王姓当义子,成家立业后,生育八子,无女,二老一生勤恳,耕种几亩薄地,一遇灾荒,仍填不饱肚子,农闲时节,卖过烧饼,开过小饭店来养家糊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老人含辛茹苦,养老育儿,打拼王家基业。
他常讲“丁郎背母”的故事,“为人不孝是最可耻的”成了口头禅,尽管家境贫寒,却善待亲人,却是好衣尽父母穿,好饭先让父母吃。
王泮明每当想起一家老小生活不容易,常想回家看看,享受天伦之乐,尽点孝心,减轻一下爹娘所肩负的生活重担。
事先没有跟爹娘、妻子商量,自己的决定,他们会怎么想,能接受得了吗?回家后咋着解释呢。坐在返乡的火车上,王泮明就想着这个事儿,从西平下车,又乘班车到上蔡,从县城到家里这段路程,少说也有六十里,不通车辆,只能背着行李,步行返乡,整整走了七个多小时,到家就半夜了。
刚已进门时,把老爹老娘吓一跳,咋这个时候摸回来啦,老俩口子心痛坏了。老娘忙着烧汤,父子俩一问一答,
“累吗?”
“不累”,面对父亲的问话,泮明心里有点怯惧,怕父亲生气怪罪起来。
“放假,还是出差?”
“都不是”。
“那是咋回事呀!”
“我,我辞职了”,泮明说话明显不太自然。
“为啥子?到底为啥子!是犯错误,除名的!搞得啥明趟”。
王泮明又小声应了一句,“国家政策,下放回来”,他不愿说明返乡的缘由,在父亲面前,话越说越无法扯清。
这一下把老爹气傻了,不再搭理他了,径直趟在床上,到天明没再吱一声,谁喊吃饭,也不搭腔,也不起来,心里生有怨气。老娘叹息了一声,独自忙起家务了。
也真是的,“不吃皇粮,吃农粮,真是缺根筋。”这那时被众人,包括父母,妻子和亲朋看作是不可思议之事。
二
回乡不久,王泮明便任了第七生产队会计。当时,农村百废待兴,农民的元气还未恢复。他和队委会班子一起发动群众想尽办法,把生产抓上去,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先搞积肥,挖掘肥源,克服肥料不足难题后,种好样板田,选用良种,用事实教育群众,打破因循守旧思想,粮棉产量上一个新台阶,不到三年的时间,七队便由饥饿型迈向了温饱型,多数社员家的房屋随之翻新,在全县树起一面红旗。
“没有科技知识,是可怕的。”王泮明见多识广,他辞职主动去中国棉花研究所进修一年,给自己充电增能。学成归来后,泮明向村申请办试验站事宜,历经反复商讨,农业科学实验站终于在1967年2月正式成立。
说话容易,干起来难。选址在一片高凹下平的乱坟岗,三十二亩不毛之地。王泮明自荐任站长,村里抽出十一个劳力,无牲畜,无农具,无仪器设备,白手起家,开始了新的创业长征,用血汗,凭热情去浇灌梦想。
人心齐,泰山移。抓钩、铁铣齐上阵,手上打泡不叫疼,身上流汗不喊累,移土填坑,平整田地。没有房屋自己盖,没有水井自己打,自力更生,虽苦有乐。
兴办实验站,着眼大田,服务生产,“大田出题目,小田做文章;小田出经验,大田去推广”。昔日粗放耕作,品种混杂,面对病虫害无招,以致农业产量低下,实验站的建立实践,改变了这一切,过去年年麦茬豆,豆茬麦,亩产不过二百多斤,现实有好转了,粮食亩产均超五百多斤,棉花单产皮棉达一百斤以上,增产增效近四倍,一跃成为当地的高产富裕村。
办站出名,引起关注,《红旗》杂志发稿,像飞播的种子传遍全国,外地人员前来参观取经,站里抓住机遇,派人外出学习交流,推动实验站长足发展。
十余载,培训大批技术员,获奖四十余项,全国科技大会奖、省小麦高稳低优二等奖等,无不倾注着王泮明他们耕耘者的心血和汗水,他们是一群睿智者、执著者。
转干以后,王泮明到乡镇基层当干部,在乡里统一安排下,他便一心扑在工作上,下乡驻村,到落后村去帮助工作。那时,农村普遍较穷,房屋破旧,细粮不济,乡村贫困的情景,令泮明感到肩头和心头一样,沉甸甸的。
他经常拿出一部分工资接济乡亲,但毕竟一杯水车薪,有时连燃眉之急都解不了。他暗下决心,在完成本职任务的同时,一定要帮助群众搞富业,闯富路。
可刚开始,群众并不欢迎他,认为泮明是乡里来的干部,沉不下来,是来添乱的。王泮明琢磨着,要打消群众的疑虑,只能靠实际行动。
他组织村干部研究生产计划,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空暇时间,他帮农家做义务工。同吃同住同劳动,群众对泮明从抵触到有感情,最后情同手足,最令他欣慰的是,所驻的村生产抓上去了,乡里布置的任务能够顺当完成了。
但是,一个村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动起来,王泮明又要到另一个困难村去。少则一年,多则三年,他就要转移一次阵地。数年间,他就像万金油,那里需要,那里去,从不挑肥拣瘦,不讲价钱,不图名利,同事称他老黄牛!
“听说您参加过国庆观礼,爱到毛主席的接见?”
“那时1969年10月,新中国成立20周年的事儿”。
“1978年3月份,作为驻马店地区的唯一代表,参加全国科学大会,有啥子感想?”
“农民的儿子能进京参会,真有种用言语无法表达自豪感”。
“1979年12月,您再次到北京,参加全国农民教育工作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
“大会给我一次发言机会,就如何办好农业技术学校,农民科技教育问题进行探讨,受到与会领导的肯定,这是党和人民给予的极大信任和最高荣誉”。
王泮明指着墙面上挂的三帧装裱的合影照片,轻描淡写地讲起创业历练,分享属于过去的辉煌,荣光。
三
本应颐养天年,王泮明却没有闲下来,投身于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中。
当地人杰地灵,民风淳朴,文化底蕴深厚。有万佛塔、符祥寺、光武台、节孝牌坊等文化古迹,雕花桃核工艺、重阳茱萸绛囊、木版年画等传统技艺众多。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随着时间的流逝,知情者越来越少,有的已濒临失传。
挖掘和传承民间文化遗产,是王泮明多年的心愿。泮明牵头,几位农民、退休干部、教师自发成立民间文化研究会,在没有财政拨款的情况下,自觉承担起传承民间文化、弘扬文明乡风的重任。这股来自民间的文化力量不可小觑。
王泮明等一批中老年人一起克难,组建文艺表演队,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多方寻找民间艺人,搜集有关资料,对失传多年的民间文艺表演“担经舞”“肘歌”重新排练。
元旦到春节,集镇上四条街,每天都有民间文艺表演队的身影。南街舞龙队、腰鼓队,东街秧歌队,北街舞狮队,西街盘鼓队,加上老三队的扇子舞、旱船队,参与表演者有300多人。
民间文艺表演队应邀参加全国东西合作会开幕式演出,表演的“肘歌”、“担经舞”均获金奖。驻马店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对民间文艺活动进行报道,引起强烈反响。
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活动,给东岸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带来了可喜变化:打麻将的少了,家庭和睦的多了,社会治安好了……
桃核雕花工艺、重阳茱萸绛囊被列入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马庄木版年画被专家誉为重量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氏节孝牌坊、光武台、万佛塔、祥佛寺遗址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王泮明一帮伙计们又有新打算了,历时五载,挖掘收集当地的文化古迹、历史传说、风情民俗等整理成文字材料,编撰成书,30万字的《洄曲河畔话东岸》既具有趣味性、可读性,又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永华的评语,“这是一部抢救地方民间文化遗产、造福后人的历史教科书,对农村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个乡镇成立民间文化研究会实在为数不多,而以研究会为依托著书立说、传承文化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原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王定华对此给予肯定。
传承当地民间文化,研究会功不可没。
五
苍茫大地,随处有路,大路小路,或弯或直。道路,原本没有,是人们一步一印走出来的,人生之路也是如此。“丹心从来系家国”。王泮明所走出的之路,看起来太平凡了,实则挺不易,靠韧劲,靠拼搏,用良知行世,凭党性做事。
王泮明懂得知足常乐、老有所乐的人伦道理,其实快乐挺简单,快乐源于奉献,奉献不论大小,不谋求索取,“快乐等于奉献”,这或许就是他不懈追求的原动力,是他的人生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