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怀 来自真性情的路上 

——綦国瑞散文的情感品味

人们常说：“感人心者，莫先乎于情”。情感是散文的灵魂，是作者打动读者唯一的密钥，高品质的情感一旦抵达灵魂深处必定会引领读者进入沉浸式阅读，收获作者真挚而别样的真情实感。

烟台知名作家綦国瑞先生的散文形式多样，题材丰富，流露出来的情感，正好体现了这个特色。他的的散文情感如同胶东海岸的潮汐，既有澎湃的时代涛声，又蕴藏深层的文化脉动，他以新闻工作者的敏锐捕捉生活细节，以文化学者的视野提炼精神内含，以文学家的审美自觉，构建起兼具泥土芬芳与哲学高度的情感坐标系。这种情感特质既延续了传统散文大家的意境追求，又在当代语境中发展出更具历史纵深感和现实介入性的独特风格，在情感真诚中，给人一种审美愉悦，形成“质朴中见华彩、细微处显宏阔”的独特风格。这种创作实践不仅丰富了当代散文的美学形态，更为地域文化书写提供了典范样本。

在谈到散文创作时，作家说：“情怀是散文创作的原点”，“我的情怀来自真性情的路上”。著名作家张炜评价他的散文时说：“其文韵致格调独树一帜，地域色彩与人文情怀交织，成就了散文的格局与高度”。

                     (1)

赤子情怀与家国意识的共生共振。綦国瑞先生的散文中始终贯穿着对家乡胶东地区的深厚情感，跃动着对胶东故土的赤诚之爱。他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胶东的自然风貌、历史文化和人民生活，将海浪、礁石、渔村、古宅、阁楼等地域意象升华为乡愁的精神图腾，如《家住海边的日子》中，海不仅是自然景观，更是承载历史文脉的情感容器。这种情怀超越了简单的风景描摹，转化为对文化根脉的守护，抒发对家乡的热爱。

《莱州南关史志》是作家一部创新之作，打破了史、志不同书的惯例，设计了村史、村志上下两编，使史、志合为一书，以村庄史志为载体，将个体记忆融入集体记忆的编织，是一部真实反映村庄变迁历史、留住乡情乡愁的精品佳作，它不仅为历史悠久的南关村村民留下永远的记忆，也是对中国社会和历史奉献的一份珍贵资料，为当代志书编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体现了作家对家乡的赤子情怀，彰显对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的使命感和强烈的家国责任担当。

在《书生意气唱大风》《第一方红印》等散文中，他则以历史人物为镜鉴，如王懿荣的民族气节、郑耀南的革命精神，通过"史笔文心"的书写，将个体命运与时代主题交织，唱出一曲曲爱国主义的颂歌。

获得首届胶东文学奖的《灵魂归处是故乡》是一篇很好体现作家正义阔大之情的精品力作，文中通过四个层面追溯杨朔的生命轨迹与文学精神，深刻揭示了“赤子情怀与家国意识的共生共振”这一情感特质。

乡土基因熔铸杨朔的赤子情怀： 蓬莱石岛村的“仙山缈缈、海风悠悠”与“八仙过海”的神话传统，构成杨朔的精神原乡。他“倚在阁上，一望海天茫茫”的经历，将蓬莱的“空明澄碧”内化为心灵的纯净底色，故土空灵景致净化他的灵魂。

历史文化传承融入他的血脉：文中强调石岛村是“戚继光抗倭之地”“秦皇汉武寻仙之所”，暗示杨朔的革命选择与家国意识植根于胶东文化的抗争基因。他17岁离乡投身抗日，恰如戚家军“勇战倭寇”精神的现代延续，故乡的“雄兵铁甲”记忆成为其“以笔为枪”的动力源泉。

他的家国意识在革命实践中升华：杨朔从文学青年实现了战地记者的蜕变。作家通过对比其早期文风与战地报告文学的差异，揭示家国意识对个体书写——从“审美抒情”转向“时代号角“。朝鲜战场的情感淬炼催生杨朔赤子情怀升华为集体信仰。

同时杨朔在不断地“自我改造”和自觉融入群众生活中，将个体情感熔铸于工人阶级的集体命运。另外针对外界对杨朔“感情虚假”的质疑。作家用历史眼光，实事求是态度，以“文随时代”的历史观作了辩护。作家认为，其情感逻辑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集体激情同频共振。这种辩护实质是为赤子情怀的纯粹性赋予历史合法性。

杨朔故居被拆改建为高楼，作家的“惆怅”不仅是对物质遗产消逝的惋惜，更是对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根系断裂”的隐忧。文尾，杨朔墓与其母墓相邻的空间布局，构成“血缘—地缘—家国”的递进式隐喻。母亲代表生育之恩，故乡象征文化哺育，而“与乡亲共眠”则指向对人民集体的终极归属。这种“归乡即归国”的叙事策略，将赤子情怀的私人性与家国意识的公共性完美统一。作家的书写揭示，杨朔的“赤子—家国”共生模式本质是个体与集体的辩证统一。作品也给我们启示：真正的家国意识，必以赤子之心为内核；而赤子情怀的永恒性，唯有在民族集体记忆中方能不朽。

同时，他的家国情怀体现在对时代精神的捕捉中。他的许多纪实散文通过反映火热的生活，讴歌改革开放弄潮儿的群像塑造，将个人奋斗与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交织，形成“小人物与大时代”的情感共振。如《旌旗所向是高峰》一文，再现市农科院一代代领导人接力传承，勇攀高峰，再创辉煌的奋斗历程。《激情澎湃漫高地》写新兴的烟台保税区在开放高地上的坚守和拼搏……

                           (2)

生命体验与哲思的淬炼提升。在散文创作中，作家注重用真实情感的生命体验与哲学思辨介入的淬炼提升，达到了个体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感知与精神境界的升华。作家摈弃当代散文创作中那种"为哲思而哲思"的空洞化倾向，在保持"形散神聚"文体特征的同时，通过生命体验与哲思的深度融合，以微观叙事，形成“以小见大”的情感张力，触发深刻哲思，构建具有时代精神密度的文学世界。

在《卧龙堡里古树多》一文中，作家将三种古树生物特征，转化为承载集体记忆的肉身符号。文中“雪松像年轮档案”：三株明代雪松"平行生长的枝杈"隐藏着历史前行的暗码——孩子们"打提溜"拉直的枝干，记忆着农耕文明的童趣；抗战青年的红花残影渗入木质部，年轮成为存储民族精神的生物硬盘。当广场舞韵律在树冠下荡漾时，古树完成了从祭祀空间到生活剧场的功能转换。文中的“楸树像时空胶囊”：百年楸树"金色小花如星"的意象，暗合《桃花扇》的墨香余韵，其五百岁的生命跨度，使"少年楸树"成为跨越明清民国至新时代的时间胶囊，花瓣开合间吞吐着六个世纪的时光。文中“柏树像计量单位”：四人合抱的古柏，以树围丈量着生命的长度；村民拒绝售卖古楸树的抉择，在年轮上刻写下"守护"的重量——这不仅是生态保护，更是对文明基因的自觉传承。

作家通过对古树微观叙事完成生命共同体的三重书写：人树共生史，从明末文人栽松到当代村民护树，四百年的养护史形成"树养人精神，人护树形体"的共生契约，雪松下的广场舞，是古老生命契约的现代表达；草木命运体， "四月雪"与皂角树的混生状态，隐喻着多元文明的和谐共处，不同树种在卧龙堡形成的"绿色海"，实为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植物象征；另外，古树既标记空间（地标性雪松），又丈量时间（百年楸树），使卧龙堡成为压缩时空的生态景观，当游客凝视古树时，实则在参与跨时空的生命对话。

在这篇绿色宣言中，古树不仅是生态存在，更是淬炼生命哲思的熔炉。作家通过"树脉"与"文脉"的”“焊接”，揭示出真正的生态文明觉醒，不在于技术层面的环境保护，而在千年来草木与人共同书写的生存智慧。当现代人搂抱古柏时，触摸到的不仅是粗糙树皮，更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精神年轮。这种觉醒，恰如文末拒绝卖树的村民抉择——将古树留给子孙的朴素行动，实则是把人与自然和谐的文明基因传递给未来。

《全真道茶赋》一文，以茶为载体，通过对自然、历史与人文的融合书写，展现了多重情感的深度交织。仅从情感结构的三重维度看：纵向上，从金元创派到当代振兴，从历史纵深中的传承焦虑与接续豪情贯穿全篇，形成“守护—断裂—重生”的薪火相传情结；横向看，从昆嵛山（地理原点）到四海八境（传播广度）再到北斗书屋（书写现场）的空间延展，使地域性茶文化升华为民族精神象征，情感在扩散中凝聚。内核里：自然之美、历史之真、人文之善，通过“道茶”意象达成统一，形成道茶互渗的价值信仰，最终升华为对中华文明生命力的虔诚信仰。以茶道喻天道，将饮茶行为升华为心性修炼，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观。

《永恒的惊叹》作家站在牟氏庄园遗址前，让鼎盛时期的"百亩粮仓"与倾颓的"半截砖墙"共时呈现，将家族兴衰置于历史循环论中，追问财富、权力与文明延续的悖论，最后作家发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慨叹，实现哲思的提升。

                           （3）

悲悯情怀与人文观照的温情书写。作家善于从日常生活、普通事件或者平凡人物身上发掘精神光芒，通过细腻的日常叙事与意象营造，将"悲悯情怀与人文观照的温情书写"融入于字里行间，实现了人性关怀、生命体悟与道德理想相融合的文学表达。这种情感特点既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精神，又带有现代社会对人性异化的反思，呈现出独特的审美张力与伦理价值。

《女省长的目光》是作家以细腻笔触刻画蔡秋芳副省长亲民爱民形象的一篇散文，通过"目光"这一具象化的情感载体,展现了蔡秋芳副省长"悲悯情怀与人文观照的温情书写"。

文中悲悯情怀的具象化表达，是通过三次关键场景转换来刻画出蔡省长对基层群体的深切关怀的：在招远纺织厂调研时，她看到女工们"工作劳累又单调"后，"郑重地嘱咐"要保障她们的文化生活；在蓬莱文化广场，面对寒冷天气，她坚持与群众共同坚守到活动结束；甚至在身患重病时，仍坚持陪同考察蓬莱阁文物保护工作。这些细节将抽象的"悲悯"转化为对具体困境的主动干预，形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情感联结。

在人文观照的平等视角里，作家刻意对比了蔡省长与其他官员的差异：当分管市长临时缺席时，她以"慈和平等的目光"化解下属的紧张；在车间调研时，她选择"不拘一格的开场"打破官僚程式；面对赠送的大衣，她坚持"大家都不穿，我怎么能穿"的朴素逻辑。这种持续性的平等姿态，消解了传统官民关系中的权力落差，将"人文观照"具象为日常交往中的尊重与共情。

本文体现了作家一贯的温情书写的叙事策略，采用"目光"这一核心意象贯穿全文：从初见蔡省长时的"清澈明亮微含笑意"，到临终前"疲惫又真诚"的目光，形成情感递进。特别是通过"我"的视角，将蔡省长的目光解读为"篝火般温暖"、"火把般照亮"的精神符号。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使抽象的官德品格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温度，实现了"用文字温暖更多人"的创作意图。

另外这种温情书写本质上是对官僚体系异化的诗意抵抗。当作家质问"难道资源是你自己的吗"、"个人好恶能代表宪法党章吗"时，蔡省长的目光就成为照见官场积弊的精神明镜。散文中反复出现的"篝火""火把"意象，暗示着这种人文情怀在体制丛林中的珍贵性与传播可能，最终使文本超越个人追忆，成为重构官民关系的文学宣言。

《侍母琐记》一文以琐碎的日常生活为切入点，通过母亲饮食起居的照料、节日庆祝、四世同堂的互动等细节，构建了母子间无条件的信任与依赖。例如，作家为母亲准备早餐时“两个鸡蛋、一包牛奶、补品”的精心搭配，以及每逢生日全家簇拥母亲赴宴的场景，体现了对老年生活的细致关怀，以平凡生活彰显亲情的厚重。而母亲剪窗花、教重孙识字的片段，则通过文化传承的视角，赋予温情以历史纵深感。

面对母亲患病的突发危机（急性胆囊炎），作者的情感从自责、焦虑到最终释然，完整呈现了“子欲养”的复杂心理。病中母亲“瘦削的脸盘”“干乱的头发”等身体描写，凸显了生命脆弱性的悲悯底色。而作者深夜求医、遍寻名中医的执着，以及病愈后为母亲洗脚的场景，则超越了单纯的孝道，升华为对生命尊严的敬畏。这种对苦难的共情与抗争，展现了亲情在生死边缘的张力。

本文以 “温暖如春”的比喻贯穿全文，将母爱具象化为阳光、清泉等自然意象，通过四代同堂的互动（如重孙龙龙的天真童语、母亲教其古诗的温馨画面），构建了跨越时空的情感纽带。母亲对家族历史的讲述（如奶奶守寡、父亲乳名等），不仅是个人记忆的传递，更暗含对传统伦理的现代重构，凸显了代际关系中的人文温度。而作者强调“侍奉老人也是幸福”的理念，则解构了“养老即负担”的世俗观念，赋予孝道以双向情感价值。

《侍母琐记》通过细节的堆叠、历史的观照与诗意的升华，实现了悲悯与温情的双重书写。这种情感表达既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又融合了现代人对生命尊严的思考，在琐碎中见深邃，于平凡中显崇高。

                        （4）

情感表达的意象化与意境再造。"思想情感再造环境"是文学创作中的核心美学理念，指作者通过主观情感与哲学思考对客观环境进行艺术化重构，使物理空间升华为承载精神意蕴的意象系统。这种“想成”而非“写成”的创作方式，使物象成为情感的载体，形成“形散神聚”的散文特质。这一创作理论在綦国瑞先生的很多散文中得以诠释。

散文《翠绿闪亮的地方》以江西南丰桔乡为书写对象，通过“意象化情感表达”与“意境再造”的艺术手法，将自然景观、人文风貌与深层情感熔铸为一幅生态美学的画卷。从意象选择、意境构建及情感升华三个维度看：

文中搭起多维建构的意象系统：文中以“翠绿”为核心意象贯穿全篇，赋予其多重象征意义。桔树的绿色既是自然生命的底色——“一棵树就是一块绿色的巨大翡翠”，也是经济富足的隐喻——“绿树中的一栋栋楼房就是一个村庄”。这种绿色从视觉蔓延至嗅觉（“缕缕果香”）、触觉（“绿波闪闪，凉风习习”），最终升华为心理感知（“心中似有绿波荡漾”），形成通感化的意象表达。

作家从四季更迭中构建起时空转换的动态意象：春日“桔花飘香”的嗅觉意象、夏日“绿波闪闪”的视觉意象、秋日“金果满枝”的味觉意象、冬日“千年乡傩”的文化意象，将物理时间转化为情感时间。尤其“桔海”的比喻——“绿浪翻涌，汪洋无边”，通过海浪与桔林的空间类比，实现了从地理景观到精神境界的跨越。

作家在自然意象描写中，又嵌入人文意象，穿插“农户楼房”“霓虹灯”“傩戏”等人文符号，形成生态与文明的对话。如“三层楼房”既象征物质富足（“一亩地毛收入两万元”），又暗含代际传承（“一层做仓库，二、三楼住人”）； 经济账目的具象数据（“十八亩年入三十万”）与“没有空壳村”的宏观描述，构成“绿色经济”的抒情化表达。这种将政策成果转化为审美体验的手法，类似已故著名作家杨朔《雪浪花》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情感投射，但更注重个体幸福感的微观呈现。

本文还体现散文创作的创新审美特质，作品融合游记的纪实性（“南丰县三十二万人”）、散文诗的抒情性（“绿流进心里”）、报告文学的思辨性（“农户经济账”），形成“非虚构抒情”的独特文体，是綦国瑞先生倡导的“思想性、文学性、历史性交融”理念最好诠释。

《翠绿闪亮的地方》通过意象系统的精妙编织与意境层级的立体建构，完成了从“地方书写”到“精神原乡”的升华。其情感表达既延续了中国散文“托物言志”的传统，又融入现代性视野下的生态关怀，在作家的创作谱系中，堪称“思想情感再造环境”理论的典范之作。这种将自然意象转化为文化符号、将地域经验升华为人类共同情感的写作路径，为当代散文的意境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

作家获得冰心文学奖的散文《凤凰阁记》以莱山凤阁为核心意象群，比如"黄海明珠"与"凤凰高阁"镜像呼应、凤凰山的祥瑞象征、历史事件的涅槃重生、现代城市的快速发展等，每个意象都是作家情感代码的载体，每处场景都是意境生成的要素，构建起跨越时空的情感坐标系。作家通过意象的符号化运作与意境的层累建构，将地域空间转化为文化容器，使自然山水成为道德理想的具象化表达。这种将情感注入地理空间的写作策略，不仅重塑了莱山凤阁的审美形象，更为当代散文创作提供了"以景载道"的创作范式。当读者穿越这座语言构筑的凤凰之阁，看到的不仅是胶东半岛的地标景观，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图谱的生动演绎。

                     （5）

时代责任与文以载道的自觉担当。作为担任十几年烟台市散文学会会长，綦国瑞先生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文化传承的集体使命，心有大爱，乐于奉献，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烟台散文创作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烟台散文学会现任会长邓兆安先生曾撰文说：“我于2019年退休后，被烟台市散文学会聘为顾问，有幸参与了各类主题新颖、丰富多彩的活动，见证了该学会日益壮大的喜人景象，真切地感受到綦会长就是这个大家庭里一位慈祥有大德的长辈。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他总是以古道热肠，无私地、真诚地为他人和学会，甘当一块铺路石，默默付出。其高尚的人格，宽广的胸襟，一直是我人生学习的榜样和砥砺奋进的动力。”

更令人钦佩的是，作家把发现新人、培养新人、提携新人不断提升其思想艺术水平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承担起来。据不完全统计，自2007年他创建烟台散文学会以来，应邀参加市内外各类大专院校、大讲堂、读书会、培训班和学术讲座等几十场次，毫不保留地把自己在创作中摸索出来的“真经”传授给广大文友、机关干部和莘莘学子，受众多达上万人。他还通过自己创办的《烟台散文》期刊和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平台进行立体传播，激励和引导更多的文学追梦人加入到文学创作的队伍中。

传道授业，相互促进，已成为作家日常工作的常态和习惯，无不令人啧啧称赞。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散文理论家红孩赞佩地说:“国瑞是个热情、真诚又颇具儒雅之气的山东人，我曾称赞他是烟台散文的‘大旗大树大德’”。这一评价，实至名归。

时代责任与情感书写的自觉担当，也是作家散文的另一个重要特质。他带领学会每年都组织一系列企业和乡村采风活动，把握新时代律动，将散文写作转化为记录时代变革的行动，许多作品既描绘美丽乡村图景，更挖掘乡土社会中的人文精神；主编《烟台历史文化丛书》时，他将地方志书写转化为情感认同的塑造，使历史记忆成为凝聚集体情怀的纽带，这种“以文证史”的创作自觉，让个人情感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散文《月季花开莱州城》，一朵花叙事中的时代精神。作家通过月季这一"小叙事"，完成对中国县域现代化进程的“大书写”。文中月季既是儿时窗前的一片“红云”，又是改革开放的经济浪潮；既是历史长河的文化基因，更是未来蓝图的生态隐喻。这种将植物生长与城市发展同构的叙事策略，使《月季花开莱州城》成为记录中国城镇化的诗意年鉴，在花朵开合间见证着乡土中国的美丽嬗变。还有像散文《铺拉谷的笑声》《福到家门》等歌颂乡村振兴为农村带来的福祉；《金色的翅膀》《凤凰阁记》等则讴歌了城市及交通建设的巨大变化。

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作家写作人生始终与人民同行，为时代放歌，强烈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