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佳珍
很多人,包括我先生又把非农业户口转成农业户口,我感慨万千,总想写点什么。
那些年,为了弄到一个城市户口,许多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当一种身份、福利和未来被附着在一张纸片上的时候,这其中被人为割裂开来的差别,从一出生就烙在了不同的个体身上。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与户籍捆绑。此后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和规定,将户口与劳动用工、住房、教育、社会福利等公民的权益直接挂钩。由于身份的不同而被设定的不同未来,导致了许多家庭悲欢各异的命运。我们上学时候几个非农业户口的同学也是自持“口含金钥匙”没有好好学习的。 户籍差异人生不同。
谈起上世纪农业户口对其人生造成的影响,很多人都知道,农业户口,只能在家务农,只能待在农村一辈子,因“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历经层层考试面试,从几百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了教师。因户口是农业,在教师前面冠以“民办”二字,民办教师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因户籍而产生的时代产物吧。当时的农村学校,上课的都是民办教师,为数不多的几个非农公办教师都是领导。因为一纸户口,也直接影响了我们这代人的婚姻。梅子是和我同一天走进同一所学校的民办教师,自然而然成了“老铁”。那时我们任教的村子有个“供销社”(就是现在的小商店),社里有个五十多岁的阿姨和一个叫彬的小伙子,都是非农业人口国家正式职工,因为梅子家离学校远,就住在学校,常去商店买些日用品,一来二去就和彬熟悉了,于是两人就擦出了火花。有时候我也陪梅子一起去店里玩,彬挺热情,阿姨总是不冷不热的看着我们,我感觉怪怪的。他们的爱情进展似乎很顺利,半年就到了“走开”(就是女方去男方家吃顿饭,双方父母承认可恋爱关系)的程序。梅子好像并不太高兴。
去的那天,陪同的除了梅子的姐姐还有我。彬家住在镇上,是那种红砖房,小小的院子很干净种了很多花,彬的父亲在“食品站”卖猪肉,她的母亲在茶叶店工作,那个时代都是上好的职业。我们走进院子,也感觉很奇怪,院子里静静的只有彬的妹妹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和去接我们的彬。我们走进屋,小女孩并不和我们说话,看着我们,彬向我们介绍他的妹妹叫倩,倩向我们点点头,算是打招呼。小女孩跑出去玩了,屋里就我们四个人呆呆坐着,我觉得挺尴尬,就去院子里看花了。十一点多,彬的父母才回来,他们看上去都挺和蔼,笑着和我们打招呼,说是工作忙,不能陪我们。带回了很多菜:猪头肉、猪肝、猪耳朵……,彬的母亲又炖了只鸡,还做了红烧肉,挺丰盛。吃饭的时候,彬母亲和我们谈了些家长里短的,又问了些我们工作的情况,说起我们的编制,说:“民办教师就是农民吧?听说早晚要辞退的。”我和梅子面面相视,无语。彬的母亲。很宽容地笑笑,劝我们多吃菜,并不住地往我们碗里夹肥肉,第一块我都吃了,又给我夹了第二块,说:“山里孩子,难得见到肉。”我实在吃不下,那肉就在碗里躺着,我觉得那阿姨肯定对我也有很多不满!这时候彬的妹妹,娇声喊着“妈,啃皮!”她的妈妈便夹起一根鸡腿,撕掉鸡皮,递给了他的女儿。这顿饭我吃的特别不舒服,觉得有什么东西卡在我的心中,我想梅子更是如此吧。
没多久,彬找到我让我转告梅子,说:他们的事算了吧,那天父母的态度你也看见了,梅子没有非农业户口,会影响下一代的。我再去商店,那阿姨就说,梅子这姑娘怎么想的?想云彩眼里去了,一个农业户口的民办教师,还想找干我们商业的,以后孩子怎么办?这姑娘的心气好高。说完还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
三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看到在街头练摊的彬,和已经是校长的梅子,我总觉得是户籍和他们开了个大大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