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

山东淄博  张志成

(一)

在法庭的被告席上，坐着一位女士。

尽管她是罪犯，尽管她带着手铐，尽管她已是年近六十岁的老人，她的头发依然梳理的整整齐齐，穿得衣服还是那么的干干净净，合身合体。面对法官和公诉人，和律师的提问，她平静而又清晰地应答着各种提问。

这就是她——原县委书记，也是我一生牵挂着的人——王玉琼。

我跟她的认识是从一个窝窝头开始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一天上午，我看到一位我不认识的，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坐在高家大院的大门口抹眼泪，就好奇地问她：“你是谁呀，为什么哭了？”

她抬起头，擦着眼泪望着我这个陌生人，羞涩而又不害怕的说：“我饿。”

“你等着。”我急返身，从家里拿出一个掺着野菜的地瓜面窝窝头递给她说：“你嫌吗？不嫌你就吃了吧。”因为，我实在太知道饿的滋味了。

她一把抢过去大口大口的吃着：“好吃，又甜又香。”末了，她试探着问我：“小哥哥，你真好，你家是贫农吗？”

我肯定地点了点头。

“那我就什么也不怕了，我的名子叫王玉琼，我家是刚被流放到这里来的。小哥哥，咱们交个朋友吧，你叫什么名子呀？”

“我叫张凯，”我红着脸小里小气地应道：“俺愿意。”她高兴地说：“那么咱就说定了。”

对于这几句对话，她给我的印象极深，在那个年代的乡下女孩，借给她个胆子，她也不敢对男孩主动说出“交朋友”这三个字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侯城里小孩的粮食定量一个月只有二十斤。我的家和她的家隔着两个小院，她家住的是一家原地主大院的三间柴房，俗称高家大院。那个时期，这样的房子有一个通用的名称——牛棚。

没过多久，她就到我们学校上学了，奇怪的是，她比我小一岁却比我高一级。那时侯上学是不上课的，每天无非三件事：开批判会、撒传单、大游行。也就是从那时侯起，我们真的成了好朋友，其中的介绍人就是书本，她每天晚上准时到我家里来读书。

记的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管了学校的小图书馆，由于怕同学们烧掉，图书馆里的大部分书都搬到了我的家里。记的我们比较感兴趣的书有《十万个为什么》、《中国民间故事选》、《三家巷》、《晋阳秋》、前苏联的《趣味数学》等。只是她不能带走，那时侯的书大都被判定有毒，名曰“毒草” ，所以我们读书是偷着的，是绝对保密的。用她的话说：“鲁迅有百草园，你家有百毒园，我每天晚上在你家里吃毒草，怎么越吃越上瘾呢。”

有天晚上，我俩正在谈论着《红楼梦》里的人物，她突然问我：“你说，你是喜欢林黛玉呢，还是喜欢薛宝钗呢？”

这话问得我不好意思了，其实我们也都十七、八岁了，由于大量的读书，各自都成熟的过早了些。我一边揣摸着她的意图，一边试着说：“她俩呀？我都不喜欢，倒是觉着凤姐儿不错。”

“怪哉——那婆娘泼的很，辣的很，管得了外管不了里，那贾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到处沾花惹草的，要是我，非制住他不可。再说，那凤姐儿鬼精鬼精的，你又那么的老实，不被她制爬下才怪呢。”

“此论差矣，”我说：“她是泼、是辣、是精，她那是管家有方，也是对外人么，至于贾琏，如果她把心思都放在贾琏身上，那贾琏还会沾花惹草吗？再说，找老婆又不是摆人样子，如果娶个凤姐儿那样的又漂亮又能干的人儿做内助，还愁过不上好日子吗？”

“此论大佳，我没有理由不赞同。”她若有所思的问道：“可咱们同龄人中，象凤姐儿似的人是谁呢” ？她忽闪着大眼睛，也揣摸着我的心思，又看着我的脸色，哼哼冷笑着，用手慢慢地指向自己的鼻子：“象——象——。”我也猛一下指着她的鼻子：“象你——，”“象我——”我俩同时喊了出来，又同时会心的哈哈大笑。她戳着我的脑门儿说：“你个臭贾琏，我上了你的套。”那一个夜晚，我们都觉的很幸福。

(二)

过了没多久，我们学校解散重组，我因家中缺乏劳动力被村革委会留下做了公社社员。她作为知青，也被留下来参加劳动。对她而言，那叫“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初中的学习等于零，我俩却觉的过得十分充实，除去劳动的时间，在我家的“毒草园” 里，我俩学到了大量的知识。

在不知不觉间，我俩都长大了。二十岁的她出脱成了我们村的村花，她一米六五的个头，齐耳的短发，白净的脸上让你挑不出任何缺点，不管用什么语言来描述她的美，我都觉得不为过。虽然我俩还是经常在一起，相互之间却少了许多的随便，慢慢得我都没有了用正眼看她的勇气，只是偷偷得暗自欣赏而已。晚上她迟迟不愿离去，我也绝不提出来送她走。有时侯我真想表白自己对她早就产生的爱意，可更多的顾虑堵在胸口，就是说不出来。

有个夏天的晚上，我在生产队里的西瓜棚里守夜，她去我那里聊天，我正在看《人民日报》全版刊登的“小靳庄诗选，”她一把夺过去说：“净浪费时间，狗屁不通，别看了。”我问：“何以见得？”“只靠喊口号能让老百姓吃饱饭吗？”

这话她也只能对我说说，若是被别人听了去，定会有牢狱之灾的，因为“小靳庄”是江青培养的典型，谁敢说个“不” 字？不过她这人说话总会一针见血，对许多问题的见解却有不少独到之处的。

我赶紧摆摆手：“别说了，可了不得，咱谈点别的好吗？”“好吧，”她点点头表示赞同。当我们谈到孟浩然的《春晓》时，她说：“对于这首诗，我就有不同的看法，就说‘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吧，一位冰清玉洁的大姑娘，她经过了洞房花烛一夜的风雨，一下子就变成小媳妇了，你说花落知多少呢？”

“啊！”我被她的高论镇住了，这首家喻户晓的唐诗经她这么一解释，整个诗味都变了，岂不成了千家独解了吗？道理又是这么的顺当，又是这么的直白，又是出自一位姑娘家的口，我听后脸红了，不敢和她再深究下去。

她也脸红了，甚觉不好意思，双方一时都没有话说。星夜显得特别的静，静的能够听到对方的呼吸声。为了打破一时的尴尬，我说：“我给你讲个笑话吧？”

“我俩肚里的东西一样多，你能有什么好笑话？”

“就讲我俩肚子之外的故事吧。”我说：“话说当年在虎牢关前，关公手持青龙刀，与秦琼大战五十回合……”

“停停停，串朝了，串朝了。”我学着京剧里的道白说：“好汉——哪里不去也——”

“哈哈——”她笑地前仰后合，然后说：“你把侯宝林的相声套到这儿来了，好一个‘好汉哪里不去’呀，此乃至理名言也。”

听她的笑声就是一种享受，就象叮咚响的山泉流水，是那样的敞亮，那样的无私，那样的透明。透过她的笑声，就好象看清了她的一切。我突然感到，她是月宫嫦娥扔给我的一颗明珠，是观音菩萨丢给我的一朵莲花，我没有理由不接住她。我突然觉得一阵脸红耳热，不由自主的喊了一声：“琼！”她问：“你想说什么？”我鼓足勇气，低着头，结结巴巴的说：“我，我想说……”

“你说呀！”她用热烈地眼光迎接着，期待着。

我心底一阵抖动，是另一种力量把我拽了回去：“你，一个农民……”我不能说呀，我把到了口边的那几个字强咽了回去。

（三）

在邓大人第二次复出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一个丰收年，晚上我如期到窝棚里守夜。这一天，我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王玉琼一家明天就要回城了，这对我俩来说，绝不亚于是一次生离死别。我早早的烧上一堆火，等火苗燃尽后，挑几块最好的地瓜埋在热灰里，盼望着她的到来。不多时，轻轻的的歌声传了过来：“董永山上来，山顶有朵红云彩，沾得几滴雨和露，迎春花就开。董永山上来，山顶有朵红云彩，为了听哥一句话，湿了绣花鞋。”其声清冽，婉转，听着让人撕心裂肺，人还没到，我的眼泪早已流了出来。她一改往日的烂漫，搬个马扎子坐在我的对面，轻声的，又单刀直入的问我：“凯哥，你就一辈子这样过下去吗？”

这一问就点到了我的死穴，（也未必不是她的死穴），我已经二十五岁了，在农村这个年龄的男女早就结婚了。可我呢？心中有两座大山怎么也无法挤在一块儿，我爱她，爱的非她不娶。我爱她，爱的坚决不能娶她。道理很简单，我不忍心她陪我过上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天天和鸡、狗、鹅、鸭打交道的日子。

“无可奈何花落去，”我说：“我又能怎样过下去呢？”

“不，我不同意你就这么潦倒下去，你应该有美好的伴侣和鹏程万里的前途。”

我立马给她泼了一瓢凉水：“谈何容易，烂泥里的泥鳅岂能上天？”

她失去了耐兴，话锋急转，颤声的问道：“花开并蒂莲呢？”我不得不回道：“生为连理枝。”

“问君能有几多愁？”我红着眼圈儿说：“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她哭了，哭的很伤心，我也悄悄的抹着眼泪问她：“你是有话想对我说吗？”

“不是我有话想对你说，你就没有话想对我说吗？”她突然显出很爆燥的样子。

“有哇，”我脱口而出，是她一下子把我逼到了悬涯边上：“你说呀，你说呀！”她急得脸通红，狠命的催着我。

天那，我何尚不愿说呢？我的心在滴血，有爱不敢说的滋味，比自杀还要难受：“我说，我、我想再给你讲个故事。”“唉——”她无奈的坐回原处：“你知道吗？你有可能是个杀人犯，”但是理智使她平静下来：“咱俩肚子里的东西一样多，你能有什么好故事呢？”

“就讲咱俩肚子之外的故事吧，”我强忍着心痛，不管她爱听不爱听，就说：“有那么一天，有一位乞丐在我家门口行乞，那人少了一只左手，瘸着一条右腿，很是可怜。我很快地递给他一个窝窝头，见他眼生的很，顺便问了一句：‘哥门，你是哪里人啊？’那位乞丐却大咧咧的一笑说‘问啥？英雄莫问出处。’”

“哈哈——，哈哈——，”她本无心听我讲故事，听到这里却也忍不住大笑：“这样的英雄啊，的确不用问他的出处。”

那一夜是我俩第一次拉着手，也是第一次送她到家门口。一路上谁也没说一句话，只有静，才是最大的幸福。该分手了，我却抽不出手来，许久许久，她轻轻的说：“抱，抱抱我！”我俩同时互相抱紧了对方，狠不得两体合一，谁也不愿意先松手，我颤着声说：“就这样，死了该有多好啊！”她也哭着说：“就这样，化成骨灰才是最大的幸福！”

(四)

第二天早上，我无声的帮她家搬运着有限的行李，又眼看着她的家人们上了车，她跑过来，用力晃着我的胳膊，两行热泪急速的滚下来，猛回头甩下一句话：“记住，鹏程九万里——。”

我从极度痛苦中醒过来，突然觉着我的一颗心被人摘走了，就不顾一切的大喊：“小琼，我说，我有话说呀！——”那拖拉机的马达声是那么的惊天动地，把我的声音淹没了。

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爱，什么是爱的死去活来，我相信，如果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只要有一样是真的，那就是爱。我行尸走肉般的活了一个多月，有一夜我终于疯了，二十多里的山路我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赶到了县城。按着她留的地址，已远远的望见了她家的大院门口。突然，一辆吉普车停在了那里，眼看着她和她的爸爸钻进了汽车，那车鸣一声笛，飞快的开走了。我不顾一切的追啊，一边追一边喊：“小琼——你听我说呀——”那辆车已跑得没影儿了。

现实告诉我：我俩之间隔上了一层铁。

另一种声音在耳边响起：张凯呀，这么多年你不说，不就是为了她能有今天吗？你应该为她祝福，为她高兴才对呀。我突然觉的自己有这样的情怀感到高尚，我为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所有的苦果应该都是我的。

阵痛过后，变成了长时间的隐痛，我也得活下去，日子也得过下去。我本能的娶妻生子，真正的过上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生活。我结婚的事儿没有通知她，怕打搅了她的平静生活，她是否结婚我也不知道，可能她的想法和我是同样的。直到1987年，我收到了县政府办公室的一封信，那封信竟是她写的，信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几行字：

凯哥，你的一切我会想象的出来，在此我也不多问了。

请常看《人民日报》的经济政策，它能告诉你应该挣钱了。

看一看《深圳特区报》，它能给你壮胆。

把眼睛从你的责任田里移开，去做你能够赚最多的钱的事儿。

我相信你是最棒的，牢记“好汉哪里不去？”“英雄莫问出处！”

请不必回信，也不要来找我。

读着她的信，心如刀绞，泪流满面，心中有无数的话儿想对她说，又无处诉说，这也是一种痛苦。几经打听，她现在是县委办公室的主任了。谢天谢地呀，你有了前程，我就是死上十次也没有遗憾了。她的这封信，无疑是改变我整个人生的金钥匙。我先从倒卖青菜开始，有了点本钱，又倒卖鱼虾，几经打拚，终于建成了包括冷库在内的一个水产公司。

2005年，我又收到了她的一封信，信中的语言少的可怜：

“听说你创建了水产公司，甚慰，我愿足矣。不要回信，不要来找我。”

我苦笑了一声：惭愧，幸有你的支持。当天晚上，我从县电视台的本县新闻里得知，她已升任为本县的县委书记了。我高兴地打开冰箱，切上一盘牛肉喝起酒来。老婆不解的问道：“大晚上的，你喝得什么酒啊？”只这一问，勾起了我的心事，鼻子一酸，两行泪珠儿不自觉地流了出来，我撒谎说： “我们走到这一步真不容易呀！”我那可怜的老婆竟也陪着我流下了眼泪。就从那日起，县电视台的本县新闻我是每晚必看，因为，只能够在新闻里才能够见她一面。

2006年的一天对她案子的开庭，我也是从电视新闻里知道的。我怀着对她的受贿案，一百个不相信的心态来到了现场。果然，从公诉书里得知，是她的侄子打着她的旗号，在外面承包公程出了问题才牵连到她的，在几年的时间里，她侄子送给她一张农行卡，里面有一百多万元，她因此而获罪。被判了两年监禁。天那，屈屈一百万元就坐牢，还不是直接贪污的，这官做的也太没有意思了，我宁愿花三百万元把她买出来。

她在民警的看押下走下法庭，我不顾一切的冲到她面前，“琼，你一定要坚强，别怕，有我呢，我要和你说……”

大凡女人可能承受再大的压力也不怕，一旦见了她最亲近的人，精神就会马上崩溃。她一认出是我，突然号啕大哭，用带着手铐的双拳狠狠得捶打着我的胸部，声嘶力竭的大喊：“起开，起开，你别说，我不用你说，你回去过你的好日子的吧！”她和两位民警把我推开，一边走一边大哭：“我进的什么城，做的什么官啊——啊啊啊——”哭声中，民警把她扶上车，我泪眼模糊地看着那辆警车开走了。

我在心痛之余，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问身边的一位干部：“怎么没人送她呀，她的家人呢？”

“你还不知道吗？是她终身未嫁呀。”那人说。

“她终身未嫁！”这几个字象一条闷棍击中我的头顶，立刻瘫倒在台阶上。许久许久我才恢复了思维，不得不对我一生的行为重心审视和定位。心中总觉的她那双冰凉的手铐，和那阴暗的牢房本来就应该是我的。

我慢慢的爬起来，先到银行取了钱，然后开着车向看守所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