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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朝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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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5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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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

顾名思义,大姐比我大,是一位地道老实忠厚的家门老大姐。说起这位家门大姐与我们一家的不解之缘,至今都能如数家珍。

那是一九九一年下半年,我因为工作原因,涉足瓮安县一所边远学校——建中小学任教初中英语。初入异地举目无亲人地生疏,一种寂寞无助的孤独感油然而生,特别是在周末和假期,既不上课,又无处可游荡,更是无聊透顶,无奈地漫无目的打发时光。还好有几个与我一样孤零零的异乡游子相依为命。每逢百无聊奈之时,一群心灵空虚的二马驹无所事事,到处翻山越岭自寻其乐,随心所欲瞎逛乱逛,寻野果,找野菜,钻山洞,蹚溪流......异乡的山川田野留下一串串孤寂的身影。若遇愁眉不展的下雨天,几个孤独的人儿若井底之蛙只能蜗居在学校凄风苦雨的宿舍里,漫无天日地玩那副油渣片一样的扑克:贴胡子、打双升、玩拖拉机,或者是围聚在一副残兵败将的旧象棋旁,永无休止轮番强渡楚河汉界,炮打翻山、立马车、连环马、重重炮......不厌其烦地翻来覆去瞎折腾,无可奈何地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白天和夜晚。

一个书声琅琅秋高气爽的早晨,我正抱着书本兴匆匆地走向教室。突然,一个叫叶兴平的小朋友叫住我并递给我一张折叠得像千纸鹤一样的纸条,说是他爸爸专门写给我的。我来不及多想:“肯定是家长有孩子要来读书有求于我!”等下课后回宿舍掏出来一看,原来是这位学生家长十分礼节地邀请我去他家作客。恭敬不如从命,顺便还能消遣下午的无聊时光,当天下午放学后,我带着一丝窃喜跟着小兴平一起去了学校不远处一个叫上场口的地方。

一进秋风荡漾的小院,映入眼帘的是一排农村普通的木瓦房,木瓦房的上部还没有装上遮风挡雨的木板,楼上挂了几串用篾条串起来的金黄色玉米和零星散乱地堆放了些大小不一长短不齐的木头,略显有些空荡;左面是一间青砖小厢房和紧挨正房的一间土坯厨房,靠乡村马路边的是两间小得精致的木栅栏猪牛圈,猪仔牛儿都在圈中悄无声息安静地呆着;一只黑毛小狗交替搭着前爪躺在屋檐坎下,爱理不理地斜眼瞧着突然到访我。小巧别致的院子不大,干净清爽,院子前有两棵显眼的梨树,一棵梨树上挂满了密密麻麻金灿灿的梨,看着就让人觉得酸不溜秋,另一棵则零星捧出为数不多翠绿硕大的梨招摇显摆,两棵梨树形成鲜明的对比。一看就知道这是一户勤劳朴实的人家,还未等我多想,好客的主人就满脸堆笑迎了出来:“傅老师啊!欢迎欢迎,屋里坐。”我随遇而安,接过茶杯便滔滔不绝地同主人攀谈起来。

原来,主人不知从哪里得知学校新来了位傅老师,因他妻子也姓傅,当地这个姓氏又少得可怜,想互相认识认识,加深了解,所以才让孩子把我请到他们家里来叙叙。按年龄,夫妻俩比我年长近二十岁,我们应该叫长辈才对,可是她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学生啊!说什么也不能这样称呼。就这样,我心目中的寂寞天涯就有了唯一的一家亲戚:大姐(傅启学)和姐夫(叶中飞)——叶哥,他们的孩子也因此有了一个算是文化人的老师舅舅。其实,那时候我只是学校请来的一位临时代课教师,可他们依旧对我彬彬有礼,打心眼里有几分说不出的欣喜与激动。从此,我们就隔三差五经常来往,热情得像一家人似的,身手矫健的大姐和叶哥只要有好吃的都一定不会忘了我们,要么给我们留着,要么亲自把我们邀请到家盛情款待。板栗熟了是如此,柿子熟了也是如此,血桃熟了还是如此,杀年猪更是如此,就连吃几个新红薯新包谷,从来也不会忘了我们一家老小,有时候干脆叫侄儿侄女们送货上门,让我们激动得感激流涕。我们对大姐一家也情同手足,每逢回老家再度返回学校,总忘不了给大姐一家捎点什么见面礼。大姐家农忙的时候,我们就像亲姐弟一样去帮助剥玉米,摘辣椒,栽洋芋......就这样不分彼此的你来我往,情感与日俱增,成了满大街都认为是最亲的一家子。虽说我们那时候初出茅庐像个秀才似的,帮忙更是越帮越忙,可大姐和姐夫总是不厌其烦,对我们的到来喜不自胜。我在那儿工作近十年,每年寒暑假将近三个月时间,我们只要收拾行囊回老家,学校里的临时小家就交给大姐一家看管,他们也从不推脱,好像本来看家就是他们分内的责任,义不容辞。就连我们的孩子断奶,也是交给心细的大姐家去搭理,她们都从来未见外,像待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协心呵护。

后来,囊中羞涩的家人为了增加一点家庭收入,在老同学陈天祥的撮合下,承包了街边的乡政府食堂,临街开了一家小餐馆,既方便了政府工作人员就餐,又方便南来北往的客商落脚,在大家的关心和照顾下,生意一度蒸蒸日上。那时候没有煤气没有电磁炉,炒菜煮饭都得生煤炭火,卖碗米粉也要从遥远的瓮安县城进货,餐馆工作累上加累。特别是客人多的时候,烟熏火燎中忙得不可开交,顾得了头又顾不了尾,像打昏了的鸡——没头没脑。有时候生意爆满,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早餐都要下午三四点钟才能送到嘴边,接下来还有很多烂摊子等着需要收拾,活多人少,实在忙不过来,首先想到的就是干净利落的大姐,把心地善良的姐姐叫来帮忙。大姐从不推辞有求必应,无论她有多忙,她总是起早摸黑热心帮助,经常跟着我们风雨无阻挨冻受饿。有时候刚闲下来,屁股都还没挨着板凳,那一桌客人又在叫唤,又只得应声而去;有时候累了一个上午刚端上饭碗,围腰都来不及卸下,又有客人进店点餐,放下快到嘴边的饭菜还得去招呼;有时候半夜三更还有客人再度敲门,点名只吃我家口味,还得极不情愿披衣下床,黑灯瞎火重操旧业。想起那个时候,大姐不知跟着我们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可她总是笑眯眯地说:“不累不累,只要看着舅舅家能挣钱,我打心眼里高兴。”大姐就是这样一位一心为我们着想的人,这话语堪比亲生姊妹,甚至胜过亲生姊妹,不言而喻,大姐就这样一直是我们心中的好大姐,是孩子的好姑妈。

再后来,工作几次异动,越调越远,家也搬了,情也淡了,来往也逐渐灰飞烟灭。与大姐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偶尔到建中街上办点事巧遇步履蹒跚的大姐,她还是一如既往的热情邀请去家里做客,可是烦事缠身,始终未能如愿,哪怕是久别重逢也不得不恋恋不舍地草草收场,留念地回望着对方慢慢消逝在街的尽头。一晃又是十多年过去了,我也进入花甲之年,而满头银发的大姐已步入耄耋之年,我们见面的时间越发稀少,想她的日子也越发浓烈。有时候两三年都不曾见着一回,对大姐一家的情感渐渐地停留在记忆的深处,留在那遥不可及的异乡,留在那思念远方的无边云际,有种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忧伤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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