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回家时,我看到了父亲。父亲和年轻时一样瘦弱,只是他如今背也慢慢驼了。父亲一手拿着镜子一手拿着梳子,少见愉快地走到院子里,像年轻的时候一样站立着对着镜子梳头。他一边梳着头一边打量着镜中的自己,突然他像想起了什么,叫了我一声。我应声走过去,他将后脑勺对着我,说道,给我把那根白头发拔下来。母亲正在厨房里做饭,听到父亲叫我拔头发,便说,不能拔,白头发会越拔越多,再说,你哪来的白头发。父亲扭头向我笑了笑,坚持要拔掉白发。我问,白头发在哪里。他说,你找找看。我拨开父亲后脑勺上的黑发,寻找着白发。他问,看到了没。我说,看到了。他问,多不多。我说,不多。我将找到的那根白发拔了下来,捏住给他看。他说,我就知道有白头发了。
新春过后,母亲早早地搭上了熟人的汽车去往了南方城市。而我我坐上了一列开往南方的火车。留下父亲一人在家中照顾瘫痪在床的奶奶。
因为硬座票早已售完,无奈选择了卧铺票。此前乘坐火车的方式多种多样,无座票只能站着,硬座票就能坐着,卧铺票便可以躺下。卧铺票和硬座票的区别仅仅在于乘坐方式的不同,相同的是我们都在同一条铁轨上行驶。
火车卧铺分为两种;一种是硬卧,一种是软卧。硬卧隔间里共有六张床位,一侧上中下三层,另一侧同样三层。软卧隔间里只有四张床位,一侧上下铺两层,另一侧两层。床位上铺着白色被单,上面放着叠好的白色被褥。卧铺隔间内正中间放着一张小桌,将左右两边的上下铺隔开。铺位与铺位之间只相隔一块铺板,上铺或下铺有任何响动,铺位上的乘客马上就能察觉。
我躺在卧铺的上铺,我身下的中铺和下铺各自躺着两名乘客,左侧的中下铺也躺着两名乘客。我们不约而同地在不同的站点,不同的时间里走进了这间卧铺隔间,然后各自以不同的姿态脱下了鞋,爬上了床位。
卧铺隔间里连同我已经住进了五位乘客,各自在床位上休息。只剩下左侧的上铺空无一人,白色被单整齐的铺在床位上,白色被褥叠的像馒头一样放置在床头,似乎在等待新乘客的到来。
列车在一个陌生的站点缓缓停下,一个瘦弱不堪的男孩赤手空拳地走进了我们的卧铺隔间。隔间里顿时充满了刺鼻的白酒味。卧铺上的乘客伸头看了男孩一眼,又纷纷扭过身,将被子蒙在头上,以此来隔绝刺鼻的味道和陌生人的面孔。
男孩往上铺爬去。下铺乘客有些胖,侧着身盖着被子。中铺乘客有些瘦,被子里像是没有人。男孩爬上铺位后,用被子蒙住了头。不一会儿,从被子里传出来断断续续的抽泣声。随后,电话响了。男孩满腹悲哀地爬下卧铺,踉踉跄跄地走出了卧铺隔间。
我听到男孩在列车过道里来回走动的声音,他带着哭腔跟一位亲人或熟人在诉说着什么。随着列车前行,男孩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在哭声中他向电话那头的人保证自己不会像过去一样犯下那些无法弥补的错误,在外面一定会出人头地。我们躺在卧铺上已然都清晰地听见男孩的哭泣和诉说,只是充耳不闻。
过了一会儿,过道里的哭泣声和说话声消失了,男孩一边抽泣着一边擦着哭红的眼睛走进了卧铺隔间,失魂落魄地爬上了自己的床位。隔间里刺鼻的酒味和男孩的抽泣声久久无法散去,随后只飘着淡淡的酒味。
不一会儿,男孩的电话再次响起。他的父亲刚刚过世。
过了很久,列车停靠在一个陌生的站台,男孩揉着眼睛,爬下了卧铺。我略微起身看了看他,他碰巧也看见了我,用哭红的眼睛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随后转身,依旧赤手空拳地走出了隔间。他走去时,后脑勺上出现了一小块光秃的伤疤。
列车继续前行。卧铺隔间里渐渐变得热闹,铺位上那些互不相识的人都纷纷伸出了头,像老朋友一样攀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