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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中文学刊》2025年第1期（总第100期）当代诗学研究专栏）
研究《九枝灯》一辑，不可不谈“古典”精神与意识，在文本中影响乃至主导写作脉络的延伸，将纵贯千年的宽幅卷轴缩小为一道窄门，以更具体、真切的语言灌注情怀。追溯2015年时霍俊明所谈到的“试图在新诗古典性与西方现代诗歌的融合中呈现个体的汉语经验”[1]之论，可以依仗为索引。
一：诗事大观
学科背景的出身往往影响着不同创作者的发展之旅、笔端的个性、流派和偏好、书写的路径。茱萸是非常典型的学院派文人，诗学素养精良扎实，对文化、文学领域的理解和见地很深，有古代诗歌谱系的研究和评论基底，譬如《贯珠：全唐诗阅读札记》内关于封建贵族文学、唐帝国贞观尔后乃至永徽和麟德年间尔后的五言、律诗等写作模式的勘探；有域外诗典和译本内容的探索与评阅积累，譬如《吴兴华、里尔克与〈中德对照丛刊〉》中对文化交流机构、译文水平和大时代变更的剖析，在《梁遇春、北新书局与“自修英文丛刊”》内揭开1937年以来发行译著150余种的民营书店和学者的往事。较于其他“三教九流”的诗人善使的尖锐的写作策略，他相对弱化了许多。在文本材料的考据、解构和经验凝练性的书写位面上，则颇具底气，浓厚的“知识分子写作”框架的特征显露无疑，是具备传统学术涵养和特征的诗人，在纸面操持文字时所展现的“从容不迫的气度”[2]是孟繁华与张清华两位学者给予的评价。
茱萸视野开阔，通过阅读研究和行迹考察，基本抵近了古仁人所言的万卷书与万里路的修身法则，他的写作比较均衡和稳妥，成熟的语言背后是对百年汉语新诗发展中诸如“新旧之争”、“语言改良”等白话文运动兴起后直至今日既困扰又启发写作的重要议题的审视、思考和总结。在各流派乃至国内外诗歌脉络的梳理和汲取时，他有缜密乃至谨慎之心。落到自身的笔头上，则可以在譬如对于历史价值的运用，将东方传统文学的新诗写作资源进行重拾、彰显和突出，语言的节制等几个部位看出端倪，在自己的文本中，他有心规避或整治一部分始自汉语发轫期便存在的“弊病和暗疾”[3]，整饬现实社会和各类文字对写作思想的波动，他拒绝在高纯度的虚构中凌空起笔，哪怕是贴地飞行。诗歌叙述一定要通晓生活，虽不必完全按照现实主义的路数稳扎稳打，但体贴入微的洞察和关乎命运、岁月及当下的重要内容需要经得起反复推敲。
带有哲学博士的标签和旅居东洋的经历，在国内外访问、参与各类文化活动，这些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具备国际性视野、气象丰盈、疏朗开阔的诗人的基础。在创作《炉端：酒后作》之时，“四季有不竭的激情，并消化着秘密/旧物则蒙上了遥远的灰尘。”[4]这般的句子，发生于会同高桥睦郎、小池昌代、陈克华等人相聚的酒馆桌边。茱萸的诗歌有古意，语言中曲巷探幽；关于音节中哀婉、迷离和气息内仿佛孕生的雾气，不止是多位评者甚为笃定的“李义山式的自我”或“唐人肖像”的再现，还带有几分稀薄但依稀可见的日本学人的姿态，譬白石嘉寿子的风流和厚重、田村隆一的情绪与人事交织的发声感。更有欧美如盖瑞·施耐德、华莱士·史蒂文斯的意象如影浮现或紧随魂身。在以《九枝灯》为代表的文本中，茱萸的眼眶早已跨越了地缘意义上的国界线和经纬度，以诗为媒介消化的情愫和造就的精神品类，已经足以对“一种不一样，可是对等的对于现实的焦虑”[5]进行关照。这是不易于觉察的写作方式上的深度。
二：在场语言
曾被伊曼努尔·康德阐释为“物自体”的“在场性”（Anwesenheit）是德语哲学中的重要概念，马丁·海德格尔曾将其进一步解读为了“在”或“存在”。21世纪以来汉语文学领域上，非非主义诗派的重要人物周伦佑曾在构建“在场主义散文写作”理论时重点强调于“介入”（对作家主体的介入，对当下现实的介入，对人类个体生存处境的介入）的作用和价值。我们由此可以读懂在场性文本不可忽视的要旨是立足现场、追求真实的呈现，刨除掉冗余的包括制度化、意识形态化的语言，规避依附于“现场”的虚构增生、过度想象、扭曲或偏移的内容节点，这和百年前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所言“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存在一部分共通。茱萸的文本并非是文坛普遍性存在的主流“在场性写作”状况，他的“现场”不受时间轴的绝对约束，在一灯暗室之中可以平移桌案到盛唐，从半杯清酒之内能够用透视延展到两宋，感受是真的，一切的壁炉灰尘和“清炖萝卜汤中撒葱花、蜜橘、柴薪、红豆、萼瓣”[6]都是真切存在的，依托于个体写作经验中对非现场事物的化用与现场体悟的结合融汇，造就风格的新生，如同“谐律”的广泛使用一般，曹丕、阮籍、庾信等人都成为了远在千年前，近在咫尺间的对话人物，甚至是“自己”，这是比较难得的创作发明。而今不在少数的作家仍旧“沿袭着90年代诗歌确立的范式”[7]甚至参照更早的文字公式方程推进写作。如此一来的优势很明显，即是维稳中庸，无大功亦无大过的诗歌在小版面的登刊发表上比之“有性格”愿意做探索和体式拓边的诗人作品通常更受老编辑青睐，代价则是固化愈深，众人千篇一律的“唾沫”形成精心编排来回踱步的一整块阵法，面临如同去年郑州诗学会议上一行所言说的“当代诗的绝境”。
“一个诗人，往往形成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词语系统”[8]，在平衡语言置于“现场”发生和穿梭历史空间的漫长倩影之时，茱萸倾力完成了自己的解决宝典，有意识地推动诗的顿挫、脉注、对非现代汉语语境下的美的兼容，在物象表层的呈现之下、诗歌内核的倾诉之上雕刻某种难以定义的“质感”，既像域外喜以texture代称而中土学者译做的“肌理（翁方纲所提出的“诗歌的肌理”问题[9]）”，又好似古典诗文中一再强调的类似“神韵”的东西。或许正如这一系列的作品的总辑名称：“九枝灯”，在昏烛朦胧的场域内，所有飘渺无垠、漂泊不定的故事和千丝万缕系在码头的词藻舫船，能够很自然地在璀璨和灰度交织间，杂糅生长在一起。青春的背面是死亡，权力的对面是贫瘠，爱情的下场是寂寞，永恒的结局是循环。在钱谦益的篇章上茱萸如是说“没有什么主人，只在乎资本的/诚意。我失落于虞山的夕照/失落于不可再得的历史瞬间的/每一个决定。我，邀请你见证。”[10]他的“在场”是手握此时此刻的酒水，对饮彼时彼刻的“故人”，经验和想法的是共通的，悲伤即便过了五百年，也是悲伤而不会变质为狂喜或欣然。登临一座山峰，俯瞰两川江水，和上一个或几个时代的灵魂重逢犹如一场故地重游，茱萸在“写作时努力忠实于梦”[11]、敬重于现实，在2013年成都的深夜里，他不断与友人碰杯对酌，手臂真的会颤抖，胃和血液真的会翻涌，同时当下的氛围也真的如同魏晋的某处，诗人把眼前的一切都打包装箱然后寄托给情怀，情怀选择在合适的区间发声继而流淌成诗歌：
手势颤抖，沾满液体的罂粟，隔壁的
美人则是另外一朵盛开的痴迷。关于
这些事物的毒，我们是知道的，我们
要借此祛除情感的伤寒和青春的热病，
“畅饮正在悲恸的诗节潮湿的痛苦”。
秩序，这被渴望、又要打碎的，用来
安放易朽的肉体，镇压胃和血的暴动？
飞起来，飞到没有拘束的时空里去做
一场白日梦——炼金术是彼岸的薄冰，
酒则裹挟着呓语，冲垮了信仰的堤坝。
那一年，有人刚跟世界作最后的道别，
成都，这个三世纪的王国首府黯然地
卸下了最后的心理防线。我们也在此
被缴械，到诗的功过簿上签下了名字。
如今我也能喝一点了，旁观的味觉
终于意识到它应有的使命。是否该
感谢这份独特的赠予呢？在平庸年代，
风暴集结于酒杯中作最热烈的泅渡。[12]
泅渡的是谁？既是内心风吹雨打的阮籍，也是脑海里潮水激荡的茱萸。“信仰的堤坝”会不分年限、官品、环境的出现，在纷繁多元的文字容器中抓住古今人的共性，把控语言的漂浮和沉重，穿梭现实的酒菜、宾朋、交头接耳或沉吟低语，在文本中发生，进而产生互相影响（干涉）的关系。孔夫子的“不逾矩”在诗歌写作上可视作：考验文本的造物主和经营者，约束内容出场、泛滥的手段。《九枝灯》既是对文学“私家遴选”的一部“个人化的诗歌史”[13]同时又必不可少的存在遏止过分的主观倾泻“变成私人的梦幻”[14]的措施和思量，譬如庾信不能脱离“庾信”，“我”不能脱离现场，诗歌不能篡改历史，而历史要具备逻辑、通联乃至启发当下的情境和生机的意义。
三：古典今身
比之“先锋‘一词，“古典”听来总是更显滞后、守旧些，每一个时代都有诗人在不断推翻、擅使雄辩甚至高呼打倒旧的事物，而总有另一部分诗人在狂潮后开始重审、回顾和拓印这些上了岁数的传统中深埋的东西，更少的一部分诗人甚至有读懂枢机、重启脉络、在旧物上革新的想法。感谢他们，“更少的一部分人”中才华横溢、颇具匠气的成员，造就了珍贵的文学产物。
谈茱萸文本的古典光辉之前，我想到了他另一个极好的兴趣（事业），开设书店工坊，制作实体书。犹如董桥所言“书店再小还是书店，是网络时代一座风雨长亭，凝望疲敝的人文古道，难舍劫后的万卷斜阳。”[15]事实上缘起爱好而坚持多年的杜弗书店（Librairie Douve）既在网络社媒塑立“长亭”，也致力于创造有质感的诗歌手册（诗集），为更多写作者衔接“古道”。茱萸的坚守不止是诗歌，或者说不止是自己的诗歌，在培育和激励更年轻者、交往同侪之时，他所展露的关于部分传统的笃定是诗人心性的体现。
赵目珍曾将茱萸诗歌接纳和消化古典元素的技法，归纳为四点：重述、新译、改良、呼应[16]，这既是并行而至的处理手段，也暗含了某种先后顺序的创造逻辑。重述即是“重新来讲”，无论是汉山唐水还是宋冠明袍，在百年新诗的进程中被下放乃至洇没的时间是占到大多数的，初代白话诗之后陆续几十年对西洋诗学的引入和效仿，“格律派”、“现代派”在四十年代陆续过场，五四以降如穆木天、闻一多、梁实秋等有心以古典立足的诗人之后终究没有太多后来者肩负延续的使命，曾为打破古诗与现代性语言“对峙”格局做出探索的吴兴华更是英年早逝，成为特殊时期的悲剧。十七年文学阶段的大家们，比起翻新草木荒凉的碑文或斑驳的图谶，明显是选择随附厂矿锅炉的劳动号角或政治正确的激昂高歌更为主流和“先进”。1976年10月后，穆旦的《冬》渐渐逝去，北岛的《回答》默默绽开，80年代迎来全新的诗歌高潮，政治隐喻和伤痕中对人性的深刻发问被“今天派”的群僚拥住，第三代的旗帜而后怦然张开，口语的写作（追求通俗化的尝试、颠覆传统语言模式的突破）牵引了太多笔杆。世纪初社会高速发展，随之而来的电子产物的普及成为了诗歌迭代的又一岔口，尤其2006年后互联网诗歌写作兴起，一部分“脱离古典传统影响的愿望”[17]被更简化乃至庸俗化的文本阐释、推广而出，诗人的身份与知识分子的重合度越来越低，一方面是下降门槛丰富了诗歌写作的人群，另一方面则是古典元素在新诗中的权重进一步被稀释。知识分子写作者的重心也愈来愈离开（或分身）中土，50、60后的诗人群体被较为明显的被分裂为了“学院写作”和其他。西化的影响同样在加剧，东方古典的神韵如同蒙上雾障，酒樽成为高脚杯、庾信被置换为布罗茨基、张炎犹如离乡去国的米沃什… …蹚过在这个时代，茱萸把自身的诗歌写作不断与曾经断线或业已含糊的古典余音相连接，然后呼喊、寻找回声。在当下的写作场域，他与杨键、赵野等同样具备古典元素的诗人也存在具体的不同，各自都有近乎孤独一身的体悟，同行者寥寥无几。指引的灯盏是隔代幽深的火烛，一个现今的人消耗力气清扫尘埃，为了将不可辜负的古老的诗歌尊严擦亮，用自己的唇齿把这种尊严再讲一遍，并希望找到一种方式能一直讲下去。
新译，可以扁平化的理解为：用现代诗歌的语言解构、复述古典诗歌的故事情节，情感内核基本不变更，在语言上大做文章。茱萸的模式实际上还远超越于此，他在情感元素上的操刀是毫不功利的，“盖过所有昼与夜的相遇”[18]之中孟浩然头顶的皓月当空，与路易斯·博尔赫斯的“星辰与人都一遍遍往复循环”[19]交辉在一起，茱萸的身前是浩瀚的西方现代诗语境下熟稔的写作资源，身后是足以驾驭的中国古典诗歌文本弥生的灵感。比起不少拉美或其他大洲的诗人在写作谱系和发展阶梯中对本土古典的学习仅仅能依托于“一方面接受非本土的诗歌传统培植，另一方面吸纳本土口述传统”[20]决然不同，茱萸拥有丰盈的母语可以寄居、生长和源源不断的汲取涵养，甚至为自身的写作做备忘录和指南针。沈复也好，刘过也罢，他们已经发生的文本毫无例外地融汇进后人的回眸之中，汉语壮丽的文学长河犹如不息的生命，现在和上一个“现代”正为下一个“现在”的书写而积蓄气脉和力量。
“改良”一词是我极简化的转述，赵氏原文中的“以古为新”其实更完善具体。这是关乎韵律和结构的要津。古今汉语的读音发生了更改，暮唐诗歌的唱腔、南宋长调的曲谱已经与二十一世纪的文本相隔甚远了，将古典元素乃精神、魂魄纳入现代写作之中，绝非是一味复古、完全照搬千年前的蜜糖不顾今日是否已成砒霜。好的传承总是打破受限和框缚，在甄别旧瓦之中缔造新的萌芽。诗人饱含热情和勇气，出入古今直率而大胆，在无休止的辨认、识别和尝试里将诗艺的发展大步前移，使境界更为立体开阔，兼具“戏剧式”特征的表达在复苏古典的同时嵌入生命力。
历史的街衢车水马龙，词语之间的暗合、抒情之中的匹配就在眨眼间，“呼应”由此展开。茱萸注重诗的境界，相比于单行语言上的追求复古瑰丽的精雕细琢，在诗的整体上的呈现更具有象征和研究的价值，权衡之道在写作中尤为重要，诸如“驴背生涯最好的景致，旅人/在长夜里获得更为私密的温存”等大量的语言几乎摆脱了中国古代精英文化（尤政治精英主导诗坛的语言）的特征，诗中的“李贺”并非诡谲多变或悲戚哀婉的皮影，而是富有气息、健全躯体并懂得生活的人。一个人如何打马远走，他便可以如何；一朵烟花下外州客零星的情绪如何随之牵引，他便可以如何。茱萸在古今的呼应和衔接之中无意为掌握庞大权力或财富的封建体系做嬗代和嫁接，他的文字焦点清晰，没有模糊的怨怼，惟剩自然的众生无外乎的喜怒。
涉及古典的文本写作和关于历史的品鉴、理解无法剥离，直面丹青的千疮百孔和锦绣画卷，是写作者必然经历的事务。茱萸面临其中涉及政治结构的问题——在史学与社会学研究中“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合而为一辖制了军事力量”[21]的理论进一步衍生到文学领域：政治力量与意识形态力量也牢固地统摄着文学大部分的发声渠道和影响乃至于主导着文学发展，自秦汉以来中国的诗人以官僚化为显著特征的群体长期占据并掌控诗坛。富有古典精神的书写（尤其以古典人物为索引或内容的重要参与板块）长期面临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的危机，世界在纸面上被刳作灰色的象牙塔或士大夫阶层的传菜单。茱萸以卓越的史观在类似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路径中将老妪衰翁和簪缨门阀之间尊卑、阶级的高台与壁垒，逐一斩断。在诗歌的范畴内将“人类都是平等的，让一种新型的史学史成为可能”[22]的论述催化为现实。他清楚自己为何而书写，作为诗歌评论及批评家的锋芒将“古典”削成一柄细腻的具有主动性和现代意识的玉斧。
茱萸籍贯江西，是为唐代的江南西道辖区内，求学上海，是为明代南直隶松江府辖区内，而今执教苏州，一路历程都在标准的江南范围内活动，可谓是非常地道的江南文人。江左自古多才子，在地域上江南文化向北传播直抵幽蓟之地，向南影响则为岭南文化群体起到了塑形和融汇新生的作用[23]。而历代以来推动文化传播和影响地缘思想风貌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诗家的语言。纸面上，茱萸是江南的传人。在张仲举的“如此山川无限恨，都付一尊怀古”之后九百余年，再度写“失陷于激动人心的客套与虚伪的表情”[24]，从戴复古的“变尽人间，君山一点，自古如今”的千年余韵深处，重复着与江南前人相似的聊天、饮茶、丰腴自在地慨叹“谈论词语的婉转承欢，无论它们/来自小林一茶，还是杜甫、陶潜”[25]，地域传统赋予一个诗人的文化基因的加持是不可想象，也难以量化的。今人或许可以视茱萸为例，在其未来漫长的诗歌生涯中窥见二三。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作家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持文化的自主性’如何让价值的、伦理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连续性按照自身逻辑展开，而不是又一次被强行纳入一种世界文学主流的话语和价值体系中去。”[26]
照抄了张旭东教授的原文如此大一段，我所看重的茱萸之诗的时代性意义就在于此。诗歌是文明精炼的输出和某种秘辛的传递，诗人或许不会单纯为了民族、文明或时代而书写宏大主题、内容的有目的性的文本，但卓越的具备文化传承意义的诗歌却在无形中替宏大的事业代言、发声。茱萸的古典光辉所植根的伟大主干是汉诗历经无数忠实于此的文人贡献融汇而生的参天巨木，他享受荫蔽和滋养的同时，集中自己诗学的经验和智慧试图回馈这道巨木的主干、提供自身的“修正案”或“创意稿”：既完成“以诗歌的方式来重构时间”[27]的壮举，又在合理的时间轴内尽可能地深耕、取材为当下的创作事业进行弥补、修缮和精进。时至今日，我们甚至不能讲这仅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因为它已然迈向成熟，树立了现代汉语诗歌书写古典题材和兼具古典精神的驰道上不容忽视的路碑。
注释及参考资料
[1]霍俊明：《九枝灯与炉端宴饮·推荐语》，《诗刊》2015年12月上半月刊（第31届青春诗会专稿）
[2][4][6][10][12][18][19][24][25]孟繁华、张清华主编，茱萸著：《得体》，山东文艺出版社，2024年，4-5、105-136页
[3]秦三澍：《古镜照神，或想象“传统”的方法——论新诗中古典资源的现代重构，以茱萸为例》，《延河》2015年08期
[5]李欧梵：《两间驻望：中西互动下的中国现代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48页
[7]一行：《重审“日常生活诗学”：历史分析与观念批判》，《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3年06期
[8]江弱水：《抽思织棉：诗学观念与文体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58页
[9]宋烨：《诗与识：中国古典诗歌审美统一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663页
[11][阿]豪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美]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著，西川译：《博尔赫斯谈话录》，北京日报出版社，2023年，35页
[13]林典衣：《音调与形式的创格——小议茱萸的“谐律”与“九枝灯”系列》，《草堂》2017年05卷
[14]耿占春：《失去象征的世界：诗歌、经验与修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72页
[15]董桥：《今朝风日好》，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年，128页
[16]赵目珍：《探索未知的诗学——当代批评家诗人和他们的诗》，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96-99页
[17]王德威：《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2057页
[20]黄灿然：《必要的角度》，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109页
[21]赵鼎新：《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15页
[22]陈恒：《西方历史书写需要一场认知革命》，《历史研究》2024年04期
[23]左鹏军：《从江南到岭南：文化的受容与塑形——岭南对江南文化的接受和江南记忆的形成》，《学术研究》2024年08期
[26]李敬泽：《会议室与山丘》，中信出版社，2018年，102页
[27]王敖：《现代诗人与历史深水区》，《诗刊》2023年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