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年味儿”

   敢问“年味儿”是何物？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或许，“年味儿”压根儿就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抽象概念。今天，我要抖胆给它具象化一次：

“年味儿”是一种浓郁喜庆的氛围

“爆竹声中一岁除”，这是从北宋开始就有了的说法，足见其历史积淀之深。放鞭炮无疑是过年的一大盛事，乐事与喜事：大人放，小孩放，明着放，暗里放，年前放，年后放，白天放，晚上放，有钱的放，没钱的也要放。在我的记忆中，最浓的“年味儿”莫过于空气中弥漫着的浓郁的火药味儿。这种火药味儿至少在空气中弥漫一个多月，也就是说，从腊八节开始一直到元宵节，这种火药味儿或浓或淡始终笼罩在村子的上空。在我的印象中，没有火药味儿的“年味儿”不是真正的“年味儿”，换句话说，火药味儿是“年味儿”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唯其如此，买鞭炮成了儿时过年的头等大事，放鞭炮成了儿时过年的头等乐事。鞭炮响的脆，响的久，大炮呈两响，是全家的大喜事，新的一年有无好的兆头，全都寄寓在这炮声中了。

闹红活，唱秧歌，串院子则是“年味儿”中的重头戏。大约过了初六，序幕就拉开了。串院子由“挑高”者领头，每进一家，“挑高”者出口成章对该家浑家老小一番编排赞赏，直笑得人前仰后翻；接下来才是锣鼓开张，再接下来才是秧歌登场。主家照例拿出香烟、糖果等尽情的招待大家。人常说，红活闹到谁家院子，谁家就一年好运气。

走亲戚是“年味儿”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姥爷舅舅家，姑姑姨姨家，叔叔大爷家都是必走的地方；所带礼品则全部是年前即准备好的年食；拿什么、拿多少概由母亲一手安点。到了亲戚家，彼此又都客客气气，主人拿出最好吃的东西招待客人，偶尔还可挣到押岁钱。没有走亲戚的过年，那是谈不到“年味儿”的，再加上擦玻璃、大扫除、贴年画、贴对联、挂灯笼、撘牌楼等喜事扎堆涌来——鞭炮锣鼓声，亲戚喜盈门，内外焕然新，户户挂灯笼——置身于这种浓郁喜庆的氛围之中，我们的情绪始终处于亢奋之中。

“年味儿”是一种庄重的仪式感

过年最庄重的仪式莫过于祭祖。通常在除夕的傍晚，父亲即找人写好牌位，清洗干净祭祖所用的盘碗，大年初一，黎明即起，摆贡品，点蜡烛，燃香火，然后便是磕头。待我们起床后，第一件事也是先拜祖，燃香磕头后，父亲会给我们一角钱的押岁钱（这一角钱在我衣兜里至少装一个月）。怀揣着押岁钱的我，望着摇曳的烛光、丰盛的祭品和缭绕的烟雾，我心底涌动着虔诚、神圣和庄重的感觉——似乎知道了自己从哪里来，知道了接继香火的职责之所在。  

仅次于祭祖的另一个仪式则是拜年——从奶奶开始，由祖及长，依次参拜。我的对先人对传统的敬畏之心或许就根植于此，发端于此。这是重要的心理成长印记。  三叔在部队上，奶奶和我们一起生活，所以我们家享受军属待遇。每年腊月二十多，村干部们总要拿着慰问信上门慰问并拜早年。这是一件光耀门楣的事情，全家都喜得合不拢嘴。虽然说父母亲都是农民，但政治待遇的尊贵还是晓得的，连我这个小不点儿也知道为此而刻意显摆。

儿时的每年春节前，在外工作的姑姑三叔们都要给家里寄数量不等的钱。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外面有人寄钱给家里，是一件具有轰动效应的事情。父亲神色凝重地拿上汇单，在村委加盖上公章，步行30里路进县城邮局取款。左邻右舍为此而垂涎三尺者大有人在。钱怎样支配，奶奶说了算，父亲则是首席执行官。每年春节，这都是一件需要十分慎重处理的家政大事——财政有入账，领导需放话。群众有光沾，全家乐开花。

“年味儿”是一种参与感的满足

年前的筹备工作千头万绪，平素不喜欢劳动的我们，到了年前仿佛变了个人似的，有事没事总想插足其间。比如说除夕晚上包饺子，原本是没我们的事儿的，但母亲在耐不住我们捣乱的情况下，故而特许我们捏饺子皮，其实充其量也捏不了几个，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那种亲自参与而不是置身事外的感觉——全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边听父亲讲杨二郎担山的故事，一边看母亲娴熟的包饺子动作。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特定的人物，特定的情景，特定的心境和记忆——我曾多次天真地渴盼着，时间能永远定格在那一刻并化作永恒。

做豆腐是年前筹备工作的大项，因为是大项，所以我们可参与的机会就相对多一些。一粒粒黄澄澄的大豆变成豆腐需经过多道工序：破豆、泡豆、磨豆、泼豆、滤豆、煮豆、点豆、舀豆、压豆到最后成型，其中技术含量最高的两项分别是煮豆和点豆，所以必须由父亲亲自操持，其余的诸如破豆、磨豆这两项我们都有机会参与。尤其是磨豆，虽然累了一点儿，但特有趣。自家人亲手做出来的豆腐味道真的很鲜美，远不是今天超市里卖的那种豆腐可比拟的。正月里待客，饭食大都是熬菜馏干粮，豆腐则是熬菜中最重要的食材。室内做熬菜，满院香扑鼻，这种香味儿主要源于豆腐。

另一个大项则是磨白面粉。那时比不得现在能买到现成的白面粉（吃供应的除外）。靠生产队分粮食吃饭的人，每年每人大致可分到十几一二十斤小麦，平时都舍不得吃，到过年时集中磨上，除了待客，大致可吃十天半月。所以磨面粉的劲头可大了，推着磨杆转一上午都不觉得累，看着木框里满登登的面粉，幻想着吃白馍面条时的爽劲儿，心里甭提有多高兴呢。只要有麦子磨，只要是为了过年，天天磨也没意见。这是现在买现成面吃的人难以想象的甘苦，但在那时能参与就特别高兴。。

“年味儿”是舌尖上的享受  

       除夕前一天“下锅子”（油炸食品），是儿时家中不成习惯的习惯。众多油炸食品中，我比较钟情于酥肉，父亲一边炸我一边偷着吃，到该吃晚饭的时候就已经什么都吃不下了。那个香味儿甭提有多特别了，真是一丸在口，百食不思啊。  另一道美味即是大年初一中午的大肉，那种爽，那种香，那种肥而不腻的口感，真乃神仙般的感觉。腊月做下的各种年食，到元宵节就已经基本吃完了，从正月十六开始便又恢复常态。但农村过年，要等到过了二月二才算完，所以二月二早晨则要把过年留下的各种年食一扫而光。尤其是吃“枣牌子”（母亲亲手做的专供祭祖用），那种软硬适度且富有神秘色彩的味道，让人整整回味一个年头。习惯上，初一到初三早晨都是吃饺子；尤其难以忘记的是，除了大年初一早晨是全家都吃白面饺子外，从初二早上开始，母亲就开始吃荞面或榆皮面饺子了，初五过后，当我们早晨在吃油茶馏油糕时，母亲就在吃豆渣窝窝头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儿时过年，我们舌尖上的享受，大都是以牺牲父母亲本该享用的美味为代价的。

做酥肉通常用鸡肉做，鸡由父亲亲自宰杀，在父亲收拾宰杀的鸡之前，母亲每年都要顺便用鸡毛做一个华美的鸡毛弹子，一个弹子足可用一年。后来我才知道，每年做下的酥肉，父母亲都舍不得吃，除了满足我们的馋欲外，剩下的一点就都用来待客了。每念及此，我的心就禁不住隐隐作痛——没有大人们的牺牲与劳作，哪来孩子们的享受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年味儿”除了是对传统和先人的敬畏，是对生活、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认知外，还饱含有父母亲对后辈殷殷的期盼和默默的付出。

穿着则很简单：母亲连夜加班给拆洗一下棉裤，洗去一冬天的汗渍、尘土与皮屑即可，感觉也和新的一样。睡前还是脏的，早晨醒来就变成干净的了。每年腊月二十多，母亲总是这样的不眠不休。新鞋，母亲每年必做，只不过每年大年初一新鞋总会将脚后跟磨破或磨出血泡，但为了不扫母亲的兴，也不肯直言相告，硬挺着血泡慢慢变成死皮，只要能听到众人夸赞母亲针功好的话也就心满意足了——这也是“年味儿”中重要的一分子。 

     许多人说，现在的“年味儿”变“淡”了。这话说得既对也不对：说其对，是因为现代人的生活水准提高了，天天像过年，相比之下，怎能不觉得“淡”呢；说其不对，是因为，年是生命的度量衡，是全球华人共同的“生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事纷纭，百业维艰，长一岁有那么容易吗？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催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紧迫，“年味儿”的内涵较之于过去早已升级扩容太多次了，何“淡”之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