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乐园：部队大院

童年的乐园：部队大院

马俊华

小时候住的农村，驻扎着一个独立团，番号是多少，已想不起来了。这个独立团的总部，在一个非常大的院子里，村民管它叫“部队大院”。

大院的四周是围墙，西边挨着镇中心和村子的居民区，不太安全，就砌着高高的石墙；东面连着庄稼地和部队家属区，相对安全一些，就砌着矮一些的红砖墙。正门在北墙的中间，南门在南墙的正中间，与北门遥相对应。

大院平时把守很严，不让村民随便进出，对小孩就更不用说了。小孩都能感觉出来，大院是另一个世界，特别神秘，因此，关于里面的事情，听起来都像神话传说。

一般的村民，平时与部队没什么关系，很少进去，就很少对孩子谈论大院。倒是比我们大的孩子，像我的二哥和三哥，经常想着法子钻进大院，回来后就向伙伴们炫耀在大院里看到的光景，捡到的东西，我偶尔在旁边，就会听到一些：那里面有个大电影院，可以溜进去偷看电影；还有好多垃圾堆，可以捡到煤捡儿、烟盒、铜丝、牙膏皮……这些自然激起我对大院的向往，可哥哥们嫌我小，不带我，我一个人不敢进去。

总之，部队大院就像从天而降的东西，虽然落在农村，却与农村格格不入，好像向我们打开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窗户，带给我们很多乐趣和向往。要是没有它，我们的童年生活会暗淡很多。

一、看电影

那时，我们看电影的地方很少，主要有四个：一是在镇中心的广场上，二是在广场北面的俱乐部（后来改叫文化馆）里，三是在部队大院外的露天广场上，第四个才是部队大院内的电影院。

在镇中心广场上放电影，都是公社组织的，次数少，也不定期，猴年马月才能有一次。放映时，只有一台放音机，放的是16毫米的胶片，幕布是临时支起来的，皱皱巴巴，摇摇晃晃，歪歪斜斜。

看这样的电影，面幅小，画面常常歪斜，不在幕布的中间，有时还会跳出幕布，映在观众的身上，需要观众及时提醒，放映员才会迟缓地把画面调正。因为是一台放映机，一卷胶片放完，就要打亮灯，换上一卷胶片，要是电影正演到热闹处，观众正看在兴头上，就会觉得很败兴。更败兴的是，放映机经常会出故障，中断放映，有时要等好长时间才能修好，把小孩急得火烧火燎。最糟糕的，是放映员修了半天也没修好，只好放弃，改天再放，小孩子跟着等了好半天，却没结果，自然心有不甘，悻悻地站起来离场，憋的气一路上都消不去，一进家门就嚎啕大哭。

镇中心广场很狭小，也不方正，呈长条斜形。广场的北面，连着俱乐部的地方是一条路，高出地面一米左右，路边是陡直的墙，幕布一般支在路面上，这样，人们就可以两面看，一面看正影，一面看反影。看正影的，有的带着凳子，有的站着，有的干脆直接坐在地上，还有的骑自行车经过，或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就把车子支在人堆里，或者倚车而立，或者坐在车上看，全不管影响不影响别人。看反影的，大都坐在俱乐部前的台阶上。由于没有人组织和维持秩序，人们自然就随便乱坐，现场很乱。还有的人，根本不是来看电影的，而是来起哄生事，或调戏妇女，还有的地痞流氓团伙则趁机来约架火并，报仇雪恨……反正各路人物都觉得，好不容易才演一场电影，正是各取所需的好机会，要利用好，因此，看电影的过程中就充满了悬念。

这样，电影自然就看得不踏实，有时还提心吊胆的，因为人们预先就得到小道消息或谣言：“某某屯的人要跟某某屯的人今晚在这里大打一场。”

看电影的时候，不知什么时候，人群里还真就打起架来，像抢戏一般，有时打得起劲，连吼带骂，夹杂着女人孩子惊恐的尖叫声或哭闹声，把观众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胆小的仓皇躲开，爱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则凑上前去要看个仔细，一个个伸着脖子、扯着嗓门问道：“打得狠吗？人在哪儿？”

看完电影的第二天，我不止一次听见大人们之间议论着：

“昨晚看电影，某某屯的某某被人揍了，伤得不轻！”

“那家伙，挨了这么多揍，竟然没事，爬起来还能跑，真抗打……”

至于为争座位而互相争吵叫骂的事情，就更是平常不过了，几乎是看电影时必有的前戏，或中场的茶歇，餐后的水果……

我记得，在镇中心看过《铁道卫士》《祖国啊母亲》《戴手铐的旅客》等电影。《铁道卫士》里方化扮演的坏蛋让我害怕，可他说的话又让人觉得好玩：“我命大福大造化大！”这句话一度被我的哥哥们当作笑话，说来说去。看《祖国啊母亲》让我记忆最深，散场时恋恋不舍，第二天一大早醒来还惦记着，觉得电影应该还在放，就跑到镇中心想接着看，可到了现场，发现昨晚放电影的地方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心里特别失落。

俱乐部建于上世纪50年代，苏联风格，里面一排排的座椅都是固定的，椅面则是活动的，用的时候可以按平坐下，不用的时候自动垂下，木色和式样都古香古色，很洋气。可在这里放电影，永远人多座少，大人都抢不到，小孩子就更别想了。每次放电影，大门口狭窄的台阶上都站满了人，这些人大多是住在附近的所谓“二流子”，门一开，他们就凑上去，想趁机钻进去。把门的人特别凶恶粗暴，每次开门都特猛，趁机晃人，经常会把外面的人晃得站不稳，从台阶上摔下去。遇到小孩，他更是肆无忌惮，经常是伸出一脚就踹上去。我就被他踹过，从台阶上倒翻下去，幸亏命大，没摔出毛病。

在俱乐部里，我看过很多电影，有《闪闪的红星》《杜鹃山》《奇袭白虎团》《保尔·柯察金》等。《保尔·柯察金》里有一个场面，我至今还能想起来：人们把衣服脱下来，挂在火边烤，要烤死衣服里的虱子。

可到部队看露天电影就不同了，与镇中心的电影相比，真是天上地下，一旦看过，就不喜欢看镇中心放的电影了。

部队放电影的广场，在部队大院北门外的东面，与部队家属区连在一起，面积特别大，平整方正。银幕在一排家属房的西山墙上，用白灰抹成，长年使用。广场中间有个用石头和水泥垒成的高台，用于摆放放映机。

部队放电影都用两台放映机，放的是35毫米的胶片，放映时不会中断，一演到底。那放映机体量也大，就连装胶片的箱子也沉甸甸的，像今天的航空箱，每卷胶片都放在闪着银光的圆形铁盒里，铁盒很像机枪的子弹盒，很威风。用这样的放映机和胶片放的电影，面幅大多了，画面清晰稳定，一点都不晃动，看起来特放心，特过瘾。

至于观众场地的分配，都是预先定好的。平时，场地中间用白灰浆划出一块方形的位置，专门留给部队，村民不得越界挤占，只能在四周观看。每次放电影，村民都提早赶来，拿着板凳、麻袋等占座位，绕着白线外坐好，像烘托红花的绿叶，或向日葵四周的花瓣。快开演时，好几百名军人排着整齐的队伍，拿着马扎，喊着口号，有序地入场，一排排坐好，坐得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等他们坐好了，就开演了。

相对来说，村民们在这里看电影要规矩一些。可能是迫于军队的威慑力以及军民鱼水情等原因，地痞流氓也都收敛很多，不敢跑来撒野犯浑，这样，至少在电影放映期间，可以说是天下无贼，天下太平。至于偶尔出现的争吵的事情，大都不大，实属正常。

那个时期，要说不吵架、不打架，好像是天方夜谭。绝大多数村民几乎不骂人不张嘴，连友善的问候也要以先骂一句脏话做引子，才切入正题。至于骂人的脏话，不外乎先问候对方的父母再由此上溯到祖宗八代，兼及男女的生殖器官及其相互的作用。后来我发现，这是全国普遍的骂人的核心内容。我的印象是否正确，还有待方家指正。

我在部队看过的露天电影很多，有《金光大道》《艳阳天》《青松岭》，还有外国电影《初春》《佐罗》《寅次郎的故事》等，它们几乎与市里最新上映的电影同步。正因为有部队放的电影，周围大队的村民都羡慕我们，觉得我们享受到城里人一般的待遇，这当然得益于驻军那独立团的级别了。

那时看电影，啥都看不懂，就喜欢看打仗的场面，如冲锋、拼刺刀、开枪、机枪扫射、放炮、地雷爆炸等，因此，一部电影看完，对故事情节大都串连不起来，只记住一些打仗的碎片。每次看电影，一个角色出场后，我要是看了一阵子弄不准他的身份，就会问身边的大人或小孩：“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只要得到回答，我心里就踏实了，不疑惑了。好人有红军、八路军、共产党、解放军、武工队、游击队、地下党，坏人有国民党、日本鬼子、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地主、叛徒、特务、土匪……好像只要知道这种区分就足够了，其他都无所谓，不上心。

最不好看的电影是新闻简报。在部队看电影，经常会加演一段新闻简报，里面大都是一些人坐在沙发上说来说去，说一些小孩子不感兴趣也听不懂的话，还没完没了，把小孩说得心烦意乱，迟迟盼不到正片开演。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正片，从头到尾全是新闻简报，这样，小孩就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尤其在冬天，在寒冷的露天里干坐上两个多小时，冻得难受，等得难受，也忍得难受，结果全白挨了，小孩是这种感觉，大人也是这种感觉。

二、神奇的垃圾堆

我从小就对垃圾堆充满了好感，原因很简单，它是稀缺货，就像金子或外星人一样，还是小孩子的乐园，里面有小孩喜欢的宝藏，给孩子带来收获和欢乐。

那时，大多数村子根本就没有垃圾，用今天的观念评价，就是资源完全循环使用，绝对绿色环保。

当时穷得要命，除了人，什么都缺。人们平时扫地，见到一粒玉米，都小心地捡起来。烧苞米秸子时，偶尔发现一个没长成的苞米棒子，扒开后发现上面有二三十粒干瘪的玉米粒子，都喜出望外，好像发了一笔横财。至于吃完饭拉出的屎，则是宝贝般的肥料，家家都好好保存在茅坑里，有的人过日子特别仔细，到别人家串门，一旦觉得要大小便，就连忙告辞，宁可憋死，也要跑回家，拉到自家的茅厕里。家畜、家禽的粪便也同样金贵，人们在路上发现了，都要捡拾回家。

至于其他物品，如空酒瓶子，家家都没几个，平时都用来打酒、买酱油用。买白酒极少买瓶装的，都买散酒，自带空瓶子装回去。记得供销社里只卖一种散酒，一斤九毛钱，可绝大部分人一次只买半斤，四毛五。敢一次买一斤的，都招人怀疑：“他怎么这么有钱？”不过，所谓有钱也都是相对而言的，对这种人，人们不会怀疑他贪污，但也找不出原因，就会说：“他会屙金子！”就是当时的生产队长，也不敢这样买。记得生产队长姓刘，是个酒鬼，很出名。他每次都空着手到卖酒的柜台前，买上二两，当场喝完再离开。到供销社买酱油，更没有瓶装的，都自带瓶子，来到柜台边，卖货员拿出一个铁漏斗，插进空瓶子，再用一个长柄木勺，从一个大缸里打出满满一勺酱油，慢慢倒入漏斗，等酱油漏完了，把漏斗一拔，盖上盖，你就乖乖地交上八分钱，拿走。火柴一盒两分钱，一包十盒，两毛钱，人们一次大多只买两盒，敢买一包的，也不是一般的人家，也是会屙金子的货。

现在所谓的废品，当时统统都是宝贝，由废品收购处收购。碎玻璃渣子，一斤两分钱，牙膏皮，一个三分钱。废铁，分生铁和熟铁，价格不同，最压秤，捡到几块，就能卖上一块钱，可别小瞧一块钱，在当时可是大钱，一个青壮劳动力，拼命干一天的累活，也赚不上一块钱，因此，不管谁看见废铁，眼睛里都会冒火星，只可惜，这东西极少。比铁更贵的是铜，绝对是硬通货，可极难捡到，偶尔见到手指长的细铜丝，就能卖出价钱。废塑料也收，多少钱我想不起来了。废旧报纸图书，当时好像不收，因为极少人家有。当时，绝大多数人家，除了有孩子读书的课本和作业本，几乎再找不到一张纸片，大人抽烟几乎都抽旱烟，要自己用纸卷，用的纸大多是废旧报纸，可家里大都没报纸，就得跟人要。我的好几个小伙伴的爸爸都经常央求我，要我从家里拿几张报纸给他卷烟用，因为我爸爸在工厂的报道组工作，能够把报纸带回家，可也不多。我爸爸也抽烟，用的卷烟纸是白色的稿纸，就比报纸高级多了。那时，大多人家屋内的墙面都是用泥土抹的，条件好一点的人家会买些带花或带格子的纸糊上，差一点的人家会用报纸或画报纸糊墙，我家就属于这种，再差的人家就任由泥面裸露着，这样的人家占大多数。

至于柴火，主要是山上的毛毛草、草根、灌木根子，后者俗称“疙瘩头”，连苞米秸子都极少，因为苞米秸子都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用铡刀切成一节一节的，喂牛马驴骡。这样，一到深秋，山上的毛毛草就被人捡拾光了，连草根和灌木都不放过。我那时就奇怪，第二年的春天怎么还会长出青草呢？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青草的生命力太强了！写到这里，我心里都有些激动，突然觉得大自然有一颗仁慈善良的心，养生护生！要是没有这些草，日子更无法想象！

木质或纸质的包装箱，当然是上好的柴火，只是一年四季很难见到。就连鸡毛、鸭毛、鹅毛都可当作柴火，一旦见到，也绝不放过，烧得满屋子怪味。烧完火积下的灶灰，扒出来也是宝贝，要倒进猪圈里沤肥。煤就更金贵了，买的时候都以水桶为单位，一家一般只能买上几桶，冬天生炉子时才舍得用，烧完的煤灰也是好东西，也可以倒在猪圈里沤肥。做饭时，切下的白菜根、萝卜须子，刮下的土豆皮，都是喂猪喂鸡的好饲料，不比青草差。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就会明白了，当时农村的东西全都可以利用，根本就没有废品，因此，怎么可能有垃圾呢？这样，到了深秋，村子里就只有光秃裸露的泥土和低矮萧疏的瓦房，一片荒凉寂寥的景象，就连烟囱上冒出的炊烟，都丝丝缕缕，有气无力。只有到了春天，大自然泛起绿色，新的生活资源才会出现，村子里才有一些生机和活力，所谓的“靠老天养活”，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哪个村子要是有垃圾，就会与众不同，就会胜出，就是富余的明证。我所在的村子就有垃圾堆，至少有三个大垃圾堆，供我享用！

第一个垃圾堆在公社医院的东北角，里面有带血的纱布、胶布，装青霉素一类药品的小瓶子。这种瓶子有大拇指头长短，胶皮盖，盖子外面包着铝皮套，中间有个扎破的凹痕，把铝皮套扯下来，就能打开胶皮盖。这种瓶子因为小而显得可爱，可以当玩具，还可以在瓶口下面的凹陷处绑上细绳，挂在脖子上，当作哨子吹，因为把它放在唇边，轻轻吹，就能发出嗡嗡的响声。还可以拿它跟别的小伙伴换东西，如烟角牌、一分钱等，很受小伙伴的欢迎。垃圾堆里还有大的葡萄糖注射液瓶，只是很少。还有粗细不一的针管和针头，针管大多残破，但也可以用，有的针头上沾满了污血。小孩子就拿着它们玩耍，还灌满水，试着给鸡鸭猫狗扎针……当时，我们一点不觉得脏，多少年以后想起来，才觉得后怕：“当时怎么就没有感染上病？真是老天爷保佑！”

第二个垃圾堆在街里大桥东头南角，与“工业”只有一路之隔。所谓的“工业”就是公社办的小工厂，大概是用翻砂、铸造、车床一类方法，加工一些简陋的农具或农机配件。工人经常把生产的废品，如铁粑粑、细铁卷儿等，一堆车一推车地倾倒在桥头边。那些废品就顺着桥头滚到下面的河套里，年深日久，形成一个瀑布般的大垃圾堆。不过，那些一坨一坨的铁粑粑，小麻花一样的细铁卷儿，废品收购处是不收的，毫无价值。可由于倒垃圾的人的疏忽，会把一些熟铁块夹在里面，我自从第一次在这里捡到了这种铁块，就经常到这里翻捡。那垃圾堆太陡，踩在上面一不小心就会滑倒，在夏天，人经常穿着短袖的衣衫，手、胳膊、脸就会被细铁卷儿划伤，留下一些小口子，好长时间都好不利索。不过，那里的铁块都很重，估计有3厘米见方，10厘米高，一根就有一斤左右，两根就能卖出一块左右的价钱。要知道，当时一本小人书最低只要八分钱，最高才要三毛五。我主要用这种方式创收，买了一百多本小人书，在小伙伴里遥遥领先，绝对算藏书大家。

第三个是部队家属区的垃圾堆。部队的垃圾堆有好几个，一些在部队大院外，一些在部队大院内。部队大院北门外马路对面的家属区的垃圾堆最大，因为那里的家属区最集中，是一个门字型的大院子，把垃圾都倾倒在门字型下端的豁口处。在那里，可以捡到糖纸、糕点盒、牙膏皮、烟盒等。那些东西一看就高级，是村民平时绝对见不到的东西。糖纸上面大都带着漂亮的图案，有的里面还带着一块长方形的衬纸。当时，很多小孩尤其是女孩都喜欢收藏糖纸。人们把糖纸摊平，夹在书本里，长久保存，用来观赏，与收藏邮票不差上下。我就曾把一些捡到的糖纸送给邻家的女孩，换来对方的烤地瓜片。很多名牌的烟盒，如中华、凤凰、北京等，也能在垃圾堆里捡到。可以说，在当时的整个屯子，只有这个垃圾堆里能捡到这一类牌子的烟盒。

那时，小孩都喜欢玩打烟角牌的游戏。所谓的烟角牌，就是把烟盒拆开，摊平，叠成三角形的牌子。具体的玩法是：两个或更多的人各自带着一些烟角牌，凑到一起，以划拳分出先后手，开始游戏。一个人把自己的烟角牌放在地上，另一个用自己的烟角牌打它，要是把它打翻过来，就叫一翻，每个烟角牌都有不同的翻数，把它打翻的次数达到它的翻数，就将它赢到手里。烟角牌的翻数根据烟的价钱来定，当时的烟民绝大多数都抽旱烟，抽烟卷的人极少，而普通的烟卷都一两毛一盒，用这样的烟盒叠成的烟角牌也就一两翻，很容易赢到手。可见，烟角牌的翻数越多，越难被赢到。用中华牌烟盒叠的烟角牌自然最贵最稀缺，是烟角牌里的王中王，谁都知道它的大名，可都不知道它的价钱，于是，人们就凭空估价，有的说它算30翻，有的说它50翻，有的说它100翻，不过，谁也不会较真，只要参与玩耍的人接受就行了。可要赢到这样的牌却太难了，因为它的翻数实在太多了，比猫的九条命还多好多，有几十条命，有的人用一两翻的牌打它，都打到二十几翻了，眼看就要赢到手了，不想，被对方一反扑，就功亏一篑，前功尽弃。不过，遇到高手，与这样的牌对打，也真有看头，临到最后几翻，围观的人都跟着着急，提心吊胆，惊心动魄，而一旦赢了，围观的人就跟着兴奋地喝彩，掀起一个小高潮。我就赢过这样的牌，可拿到手里时，这个牌上的红颜色都脱落得差不多光了，图案也模糊不清了，让我备觉惋惜。那时，人们对好烟知道得很少，因此，越是平时看不到的外地烟，越受到推崇，对它估的价钱也越高，定的翻数也越多，正中了那句俗话：“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我还在垃圾堆里捡过别的好东西，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钻石牌”发蜡盒，有半个午餐肉罐头大，里面镀着金色，盒盖是抽插式的，很精致。我用它盛装偶尔捡到的邮票一类小玩意……这些东西不仅平添了生活的乐趣，也激起我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什么样的人家，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才会拥有这么好玩的东西？

由于经常光顾这些垃圾堆，我就对那些经常出来倒垃圾的人面熟，他们对我也面熟，经常有对望的时候，但彼此从不说话，他们也没有呵斥或吓唬过我，这一点，比村民强多了。

三、小偷小摸

在村民眼里，部队有钱有势，日子过得比他们好，因此，他们在羡慕之余，就是找机会从部队那里弄点东西。当地政府与部队自然有联系，每年都会搞些慰问、联欢、共建一类活动，可一般村民没有机会参与，也不知情，至于当地官员与军队的私人联系，一般村民就更不知道了。

说起偷盗，那可是犯罪，一旦被抓住可不得了。小偷小摸就不同了，是村民生存的基本本领，连高尔基都说过：“偷摸是穷人的习惯。”因此，村民只能从自己的层次、胆量和能力出发，偷点小东西，沾点小便宜。贫困的生活让人人都变得手欠，大人小孩齐上阵，旗鼓相当。因此，村民与部队的关系，主要是沾光和不让沾光、偷摸与防偷摸、跑与追的关系。可究竟偷摸什么呢？说起来也寒碜，现在想来，实在是拿不出手。

从部队大院的东墙根，一直到往东的山顶上，全都是部队的土地，上面种着庄稼，有玉米、高粱、大豆、地瓜等，这就是村民能偷摸的主要东西。

苞米棒子长出来了，村民趁着到山上拔猪菜的机会，会四下望望，看到周围没人，就拽下几个苞米棒子，啃一通。高粱长到一定粗细了，村民就折断几根高粱秆，当作甘蔗，嚼一通。地瓜蔓子连成片了，村民就扯上几段，埋在猪菜筐底下，或扒出地瓜，拿到苞米地深处，连土带皮吃掉……

当时的村民，就像饥民和难民，看见什么东西都想吃。现在，你就是花俩钱雇他们去这样干，他们都不会干的，因为都不缺这些东西，不值当。

当时，生产队里有专门看山的，手里拿着一把镰刀或棒子。他们整天在田间地头转悠，一旦看见有人形迹可疑，就上前盘问，还搜身翻筐，大人遇上了，要么撒腿就跑，要么乖乖就范，前者不太老实，后者特别老实，即使没偷东西也是如此。要是小孩，看山的人上前一搜，发现他身上啥也没有，就觉得受到小孩的愚弄，会随手给小孩一巴掌，踢上一脚，好像小孩子没有偷东西，让他扑了个空，是不配合他，不给他面子，得罪了他。那时，似乎没有道歉的做法，更不可能向小孩子道歉。要是用人权来掰扯这些事，那可就太外道、太奢侈也太做作了，会把人臊得起一身鸡皮疙瘩。那时，村民哪里会知道世上有人权呢？不被诬陷，不白挨一顿揍，就不错了。也有少数成年人是真偷，白天或夜里偷一满筐玉米或地瓜，被看山的人发现了，就开始一场狂逃与狂追、“速度与激情”的比赛，一旦被抓住，就会被扭送到大队，不仅丢人，还会遭到严厉的惩罚。我没亲眼看过这种场面，但经常听说，被渲染得特别神奇。

为了防偷防盗，生产队的果园都用铁丝网围着，靠着路边的果树上都喷着呛人的农药，这样做可不光是保护果子，还盼着偷果子的人中毒，即使中毒致死也活该倒霉，纯属咎由自取！这样，小孩子经过果园的时候，都特别规矩，看着半红的苹果，干眼馋，不敢上前摘取，真要摘取，就钻进果园深处，摘取里面农药打得少的，不过，那就太危险了。

相比之下，看山的军人就温和多了，他们主要是制止，遇到不听话的，也主要是训斥，遇到需要追逐的，也主要是赶跑对方。我从来没有看见军队看山的人，因为村民的小偷小摸而把他们扭送到部队大院里，可能正因为这一点，村民就常到部队的田地里偷摸，欺软怕硬嘛。

军属大院南面一排房子的南窗外，有个菜园子，用铁丝网围着，铁丝上都带着倒刺，里面种着西红柿、黄瓜、茄子、生菜等，小孩经过的时候，只要看见长出了西红柿或黄瓜，不管大小，也不管熟没熟，只要院子里没人，伸手又能够到，就不会放过。偶尔被屋里的人看到，他们也极少大骂，更不会骂大街，最多是高声喝斥一下，小孩听到了，立刻就撒腿跑了。

部队大院的最东端是在山顶上。山顶有一个大沟，沟西面的地平坦宽阔，盖有两个特别高的大瓦房，最高的一座有三四层楼高，矮一些的那座有两三层楼高，外墙都是灰色的，没有窗户，大门也是灰色的，密封，没有采光玻璃，好像有通风口。房子四边都长着浓密的槐树和灌木。沟东面的地很窄，紧挨着庄稼地，用红砖盖着两座房子。

这一片区域很神秘，每天都有岗哨，但我们也都知道，这里是部队的弹药库。放哨的战士也允许我们到山沟里放羊或拔猪菜，但绝不让小孩靠近沟西那两座大瓦房。后来不久，岗哨竟没了，东面两座红砖房的门也被人撬开了，我们看见了，就好奇地钻进去，看见里面有成堆的防毒面具，就一人一个地拿了出来，还当场戴上。那防毒面具是用厚厚的胶皮做的，一套上脑袋，就箍得脑皮发胀，憋得人喘气不方便。在面具上眼睛的位置，镶着两块圆形厚玻璃，可以看见外面。面具前面有个长长的塑料管子，有点像大象的鼻子，要是左右两边能插上大葱，就更像大象脑袋了。我们还捡到一种东西，是个小布包，有半个火柴盒大小。我们把它带回家，打开一看，里面的东西像些方形的小晶片，每个有一毫米见方。抓些这样的东西撒在地上，用火柴一点，就噗的一声窜起火苗和烟雾，几乎能把人的眉毛全部烧光。会玩的孩子玩了几次，就抓住了规律，把这些晶片撒成一条线，点着一头，它就一直烧到另一头，像电影里演的火捻子。这种东西，在那个弹药库里有很多，我们玩光了就去拿，很长时间都没拿完。它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却没有引起一次火灾。

弹药库里出现了新玩具，这个消息不用小孩相互转告，一拨一拨小孩到山上玩一通，就都知道了。不久，越来越多的防毒面具出现在小孩手里，有的孩子还拿出来冲锋枪的子弹匣、子弹梭，好像还有真正的子弹……大人看见了，就感到有些诡异和担心，谨慎的父母就把自己孩子手里的这些东西藏起来，不让孩子玩……

人们都在期待着有人来追查，可日子一天天过去，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孩子们玩腻了，就把那些防毒面具随便乱扔，有的扔在家里的猪圈棚上，有的扔在草垛上，有的扔在石台上……风吹日晒，它们就满满损坏变形了，也没人在意。农村是没有垃圾堆的，更没有收拾垃圾的，这些东西要是没用了，说实话，想掩藏都不知道往哪里藏，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到了秋天，部队的地瓜就熟了，要收了。这对周围的村民来说，可是一个好消息，人们就像过节一样，拿着箩筐、镐头，从下午两三点起，就陆陆续续地赶到部队的地瓜地旁边，站满地瓜地的四周。他们可不是来帮忙的，也不是来看眼的，而是来偷摸和捡漏的，俗称“扒地瓜”。部队收地瓜，用的都是军人，用的犁杖也比生产队里的要好，好像是钢材，硬度好，个头大，锋利，拉犁杖的不是牛，而是马。一个军人在前面牵着马，一个军人在后面扶着犁杖，随着铧犁深深地插入瓜垄，往前掀动，藏在土里的大地瓜就一个个暴露出来，滚向两边，后面的军人就连忙收进大筐里。部队的地瓜也跟军人一样，平时营养好，长的个头比村里的大，紫色的皮，鼓胀的形状，看着都让人喜欢，满含馋意。

趁着军人不注意，胆大的人就偷偷伸出镐头，把自己相中的地瓜勾到脚边，放进筐里。军人要是发现了，就会冲上前，呵斥几句，可那个人早已退到人墙的外层，腆着脸，无所谓地笑着，其他的人也跟着他起哄傻笑，军人只好走开。在我的印象里，凡是落进村民筐里的地瓜，军人很少能要回来，村民也很少交出来，就是挨几句骂，被扇一巴掌、踢一脚，也不可能，除非被抓住蹲班房。可这要是发生在生产队里，就不同了，这也是军队宽容温和的表现。

等部队收完地瓜撤走了，等待已久的村民就一哄而上，在土里翻找遗漏的地瓜。几十上百人刨来扒去，誓要把地里潜藏的地瓜全部挖出来，场面绝对壮观，我也是其中一员。

说实话，尽管军人已经收得很仔细了，可还是有疏忽，土里还是残留着没发现的地瓜，大多是残破的、小个的。有的地瓜长在很深的土里，铧犁都翻铲不到，挖这样的地瓜最让人兴奋，因为它通常都露出一根须子，暴露了自己的行踪，人们一旦发现这样的须子，就顺着挖下去，几乎都不会落空，有时还会有惊喜的发现，挖到一个特别大的家伙。

人们通常在五六点钟开始扒地瓜，一直能扒到太阳落山，天完全黑了，什么都看不清了，才尽兴地离开。至于结果，可以说，人人都有收获。能扒的，会扒到上半筐，估计有十斤八斤，不会扒的，也能把筐底盖满，有三四斤，我就属于后一种。带着这样的收获回家，自己高兴，母亲看了也高兴。

这样的事，每年都会发生一次，特有意思，客观上，它也是对军人劳动质量的一次检查，结果发现：军人的劳动也有很多疏漏。

四、军队大院内部

到了五六岁时，我就基本摆脱了家人的管束，四处疯玩野跑，军队大院终于进入我的玩耍范围。

我可以拐着筐在大院外不同地段的墙根下拔猪菜。墙根旁边有一道深沟，土是红的，里面长着灯笼菜、溪甜谷、波波丁，也有嫩绿的青草，都是上好的猪菜，还有高高的狼皮叶子，带着锯齿的拉蔓，让我讨厌。日久天长，我都不知道绕着围墙转了多少圈了，对围墙周围的情况就渐渐熟悉了。

原来，人们长期攀墙翻进大院，早把适合攀爬的地段摸得一清二楚了。有的地段有护墙的高台，爬上高台，离墙顶就很近了，脑袋都快碰到墙顶了。这样地段的墙顶，早就被人损坏了，上面的石头被掀掉好多，留下一个凹陷的口子，因为有人经常翻爬，口子边缘都被磨得光滑了。还有的墙段，虽没有高台，可被人垫起了很多石头，上面的墙顶也有很大的凹陷……整个围墙，每隔百八十米就有这样的适合攀爬的地方！要是站在远处，就会看到整个围墙的顶部有很多凹陷的部位，就像人的豁牙。可以相见，架不住翻越围墙的人多，年限又长，部队早就防不胜防了，无法及时堵上这些盗口，就只好放弃了。

我第一次攀爬围墙时，还有些担心，觉得爬上墙顶不难，可如何从墙顶下到墙里面呢？要是跳下去可太高了，会摔坏腿的。可等爬到墙顶，往里一望，心里立刻就放松了。原来，里面是一个大煤堆，就贴墙堆着，坡度很缓，只要轻轻跳到煤堆上，顺着斜坡就走到地面上，实在是太容易了！可见，人们选定从这里翻墙，是有充分考虑的，我只有实践了，才会真正认识到。

从此，我就成了大院里的常客。大院里确实别有一番景象，与外面不同。

这里有很多高大的房屋，有的是灰色墙面，有的是红色砖墙，房瓦都是平板式的，与村民那种两头翘起、中间凹陷的灰瓦不同。一排一排的宿舍，都整齐干净，夏天经常敞着门，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有一排排床铺，上面摆着叠得方方整整的被子。我还进过一个锅炉房，里面的大炉子圆滚滚的，方形的灶门里闪着金黄的煤火，还有伸到屋顶的粗大的金属管子。我还进过一个木匠屋，满地都是木匠刨下的细细的木卷儿，俗称“锯木花”。锯木花堆里藏着一些火柴盒一样大的松木块儿，一端是斜面的，放在桌子上，就像一辆小车。那里的木匠师傅很和善，与我拉话，还让我把木块儿揣满口袋，带回家……

那里还有运动场，有军人在上面排队走路，还有篮球场，有军人在打球，球场的四边围着铁丝网，上面是菱形的格子……

我瞎转悠着，终于转到了那个传说已久的电影院。电影院外面有方形的砖砌的柱子，像个走廊，从走廊下的正门进去，就是一个又高又宽的电影院，里面摆着一排排枣红色的椅子，比镇上俱乐部里的椅子好看。四边的窗户上挂着落地的窗帘，很憋闷。

记得那是个下午，里面好像放着《红灯记》一类电影，看的人也不多。以后，我还多次在下午来过这里，几乎每次都在放映这类现代革命样板戏，因为看多了，觉得重复无趣，就不看了，只在电影院里玩。玩久了，就忘了时间，不知道天黑没黑，便跑到窗边扯一下窗帘，外面的阳光一下子就射了进来，特别刺眼。这个印象，我至今也很强烈。我好像就在那里看过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里面有一段经典的台词：“斯雷姆，打鱼去！”“不，我不去，我到饭馆捡钱去！”这个台词曾被我的二哥和三哥说来说去，当成一个笑料，可那次，我才找到了它的来源。

大院里有很多小垃圾堆，很容易捡到各种漂亮的烟盒，还有牙膏皮、铜线等。最神奇的地方是内部小卖部，大概有三间房子大小，贴着南北主路的东边，离北门很近，里面卖的香烟、酒、汽水、糖果等都非常高级，花花绿绿的，比供销社里的东西强多了，外面的人根本看不到。因为小卖部里面空间很小，我一个人进去很顶眼，经常是看一会就跑出来了。

现在想来，部队大院的格局还历历在目，当时，我还没有去过城里，心里就隐隐地觉得，这个大院就够好了，应该跟城里差不多。

五、尾声

大概从上了小学五六年级开始，我就与部队大院疏远了，到了初中，就渐渐顾不上它了。读高中时我到了县城，与它就更远了，以后读了大学，几乎就忘记了它。再后来，我家也搬到了县城，就与它断了联系。每次放暑假或探亲回家，偶尔到镇中心时，还能看到它东边的围墙，但已经觉得陌生了。不知什么时候，听到家人说，那个独立团的编制被撤了，改成一个营的编制，不久，那个营也撤走了，大院被当地人分割租用，办小厂子，周围家属区房子也被当地人租用了。

那时，村民的房子都渐渐盖得洋气了，很多人家盖上了日本式的房子，镇子的面貌渐渐变了，相形之下，部队大院还是老样子，就显得破败落伍了。有一次回老家，我经过部队大院，看见有几段墙还被拆成了大窟窿，方便人车进出，不免心生感慨。再后来，我的老家改成了街道，完全城市化了，村民都住进楼房里了，原先的农田、山野都被彻底改造了，变成了植物园，引进了很多名贵的植物，特别漂亮。

最近一次回老家，坐在车里，两边是耸立的楼房，掩映在绿树丛中，前方是平整乌黑的柏油马路，不时会看见路边有花园一般开阔的草坪，还会看见外资企业洋气的厂房……如果不是有着曾经在这里住过十四五年的意识，我绝不会认出这里是我的故乡，因为早年的痕迹连点影子都找不见了，只有哥哥、熟人以及过去一些地名，还与我保持着残剩的关联。

物是人非，曾经像城市或迷宫一般的部队大院早已消失无踪了，连我对它的回忆都已经模模糊糊、影影绰绰了，也不会长久了。

2024年6月15日—24日于马甸

2024年6月30日改定于龙泽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