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是刚从师范毕业分到镇上的小学里。那是关外清秋,在薄雾微风中,晨光与秋露演绎出眩目的光芒,校园的后操场恬静而静谧,随着一声房门响,一个身量粗短,五十多岁的老者,撅腚曲身,从门房里钻出来。他颌下无须,皮肤酱紫,高大的鹰鼻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镜,玻璃片上圈套着圈,一时数不清个数。但穿戴还算干净,上身穿一件白色T恤,下身穿一条灰色布裤,一口白牙,与肤色形色强烈的反差。他提着一只紫铜大茶壶,好像根本没有看见我,摇晃着从我面前挪向教学楼里去……冷眼看,就像一截疙瘩柳。我主动上前跟他搭讪。他贴近我的脸,上下打量一番后,证明我还算个好人后,吐出几个字:“跟 我来吧!”。他把我带到校长室,校长把他介绍给我,说他是学校的堂役,接他死去的父亲的班;一个人无家无业,无儿无女,吃住在学校里,主要为教师们烧水,蒸饭,打铃,帮闲。
英雄有英雄的故事,“虫虾”也有“虫虾”的传奇。在我们辽南称没什么大本事的人叫“虫虾”。这种排序完全取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啃地皮儿”的食物链逻辑。我周围大多是没什么大本事的人,自然属于“虫虾”这个范畴。他们与世无争,相安无事,过着清平自适的生活,于尔虞争夺之外,置清平自适之中,过着逍遥自在的神仙日子。柳二爷就是这样的人物。
柳二爷很有性格,但在乡下人的眼里,那是怪僻,怪僻多了,人就成了怪物。柳二爷甘心情愿做这么个怪物。除了工作,整天耳朵上架着一只黑色半导体,很少与人往来。偶尔坐下来与人交谈,说出的话也是又臭又硬。院里的教师他睁开眼没瞧上几个,而自己又是这么一副德性,简直如同《巴黎圣母院》中那个敲钟的丑八怪,因此,也没人跟他一般见识。但柳二爷自视极高,经常取了粉笔将几首打油诗写在一块私藏的小黑板上,借题发挥渲泄自己心中的不满。小黑板被校长夺了去。柳二爷郁愤难平,索性把自己的火气泼到他占据的门房墙壁上。柳二爷为何选在此处,而非他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原来门房分里个二间,内间是居室,外间是灶房,蒸好的饭盒就摞在墙下一只积满灰尘辨不清底色的高桌上。极尖酸的“柳诗”在教师们午间取饭盒时自然就传开了。
柳二爷的邋遢简直让人忍无可忍,又不得不忍。他那口蒸饭锅从来不涮,每天向里面添一舀子水。天长日久,蒸出锅的饭盒都熏成了黑色。码放在底层的,揭开盒盖,白米饭变成了黑色的香米粥。有时还能揭出地上的黑煤碴儿,那是饭盒掉在地上,又被囫囵收拾起来了。我们几次提出打发了他,换个利手利脚的来,但不知道为什么,柳二爷的位置铁打的一样稳固。无奈之下,我们也只好睁一只闭一只眼。饭,还得凑合着往肚子里吃;水,捏鼻子还得往嘴里喝。全当自己没看见。间或出一二个人去清理一回。柳二爷的顺口溜也还是要不时编排到老师们头上,偶尔也撞出火花来,但骂人骂得最狠的总是柳二爷。碰一下就倒,躺在地上耍赖的也是柳二爷。
柳二爷就没服过谁。年青时书读得好,把眼睛读坏了。哥哥给他配了副眼镜。他考进某中专学校,学成后拒绝国家分配,执意回乡务农。家里给他说了几门子媳妇,都是他从洞房里跑出来,后面没跟上来一儿半女。村里的孩子欺侮他样子长得怪,骂他“大脚跟儿”,气得他满院子追,又撵不上,脾气像六月的庄稼“噌噌”往上窜。现在老了,耳顺了,孩子们的嘴也甜,一口一个二爷,把老头子的脾气也叫软了。但他还是棵“倔柳”,认准的事儿九条牛也拉不回来。一段时间,放学时学校里纸屑漫天飞,校长抓了几次也不见成效。柳二爷不声不响在自己门前的几株桃树上挂了几只蛇皮口袋。孩子们心领神会,主动把清扫来的废纸倒进口袋里。柳二爷发财了!柳二爷有个倒子,日子过得紧巴,老头子有了钱常去接济。这一回,柳二爷却乐呵呵地买来打气筒,供孩子们免费使用,也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可有的孩子淘气,把洒扫的垃圾不分轻重都倒进袋子里,害得老头子既当清运工,又当翻拣工。每天晚上,都要把垃圾从蛇皮口袋里倒出来,重新分选一次,再把残土倒掉,弄得满身满脸灰土,他却不厌其烦,乐此不疲。
柳二爷还主动地承担起后操场大门外的卫生清扫。他全不顾是哪个班的分担区,也不管有没有学生在扫,抡着一把大扫帚,只顾扫过来。从冬到夏,从春到秋,“哗哗”的扫帚声,就像一条流过岁月的小溪,带走了匆匆的时光,带走了深深浅浅的记忆,也带走了数不尽的快乐和忧伤。不觉间,修拖布,扎笤帚,给幼儿园的孩子早晨开锁,也都被柳二爷承包下来。他的人气越来越旺了,火爆得顶得上半个村长。但他还是不能令人忍受地在掏了粪之后,臭烘烘地下灶生火,简直拿我们当作粪坑里的蛆。但他有时竟也憨态可掬,也会羞怯地站在我的教室外,静候。问他:“有什么事!”孩子似的红着脸,说:“有一个民间故事我整理了,你拿去发吧!”好心地教唆我去当文贼,令我哭笑不得。而想起当初我二进二出学校时,他 “这儿都不要你了,还回来干啥?”的恶行,要不是嫌他臭,我真想把他活吃了。可遇上他这么副活宝样儿,一时还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柳二爷有几门好亲戚,在收拾得干干净净兴致冲冲地走过几回之后,尽管亲戚几次登门来邀,柳二爷却再没动过念性。听说是他一个姑表亲安排他做了一回体检,他就再也不肯轻易出门了。四月间一个细雨霏霏的早晨,用煤屑铺成的后操场整洁而宁静,孩子们大多还没到,只有三三二二的值日生从教学楼里出出进进。我推车进了校门,看见神色凝重的校长,没打雨具,也没跟我打召呼,便急匆匆钻进二爷的门房里去。二爷门前的花圃里刚下了种子,小院里除了几只家雀什么都没有。我听两个去门房取钥匙的学生回来讲:“二爷死了。是早晨起来和煤,一头扎在煤槽里就再没起来!”
我站在走廊里,透过窗玻璃望出去。雨下得更大了。怕吓着孩子,村里派车冒雨将老头子的残躯拉走了。孑然一身的老人静静地走完了这一生,没有人哭一声,只有老天在流泪……我的心好像被什么钳住了,整个上午都透不过气来。晚上回到家,我跟妻子提起此事,她还笑我说:“莫不是你的魂儿被带走了!”我一下子怔在那里,却没有恐惧,晚饭时,我特意让妻子准备了烧酒。“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刚吟出几句,竟从眼里憋出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