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当上的戏文研究

林成行先生倾心于戏曲瓦当研究，二十年如一日，不畏辛劳作田野考察，在废墟瓦砾间细心搜集，反复鉴别，伏案研究，终于结出丰硕成果。四十三万字的《温州瓦当与南戏遗踪》（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2），借瓦当上的南戏戏文，探寻中国戏曲史的源流，开拓一片崭新天地，赢得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我与林成行先生都曾供职于政协系统，虽分属两地，却由于戏曲研究的共同兴趣，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联系。收到他寄赠的新书，灯下拜读，引发诸多浮想，忍不住写下这篇短文，以表读后之感。

众所周知，瓦当是屋檐最前端的一片瓦。瓦当的图案设计优美，有云头纹、几何形纹、饕餮纹、文字纹、动物纹等，不仅具有实用价值，更是一种精致的砖瓦艺术品。温州瓦当，俗称花檐，以型大、幅宽、框方，镌有南戏人物、传奇故事为特色。重要的戏曲瓦当，大多安放于宗祠、寺院、戏台等公共建筑或大户人家的屋檐上。林成行先生采集到一件明成化年间的瓦当，采集地在乐清梅溪王氏旧宅，图案为《荆钗记》。其艺术手段已脱离角色亮相式的早期形态，而是重现了剧情，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瓦当上的人物，正是《荆钗记》男主角王十朋。王氏族谱清道光十七年正月的记载曰：“元宵前几日，演戏三台，首演必《荆钗记》。前后五日，悬灯结彩，家长以上早晚坦前肃揖朝拜再三……”春节期间上演《荆钗记》，历来是氏族祭祀老祖宗的规矩。这对于戏曲史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实物资料。

明浙江右参政陆容的《菽园杂记》，曾记叙南戏在浙江流行的情况：“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优者，名曰：‘戏文弟子’，虽良家子亦不耻为之。”从南宋绍兴初年开始的六十多年里，温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之一。经济繁荣促进了地方戏曲的生长。早期南戏作品以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为题材，主要作品《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张协状元》是现存最完整的南戏剧本。《宦门子弟错立身》署名“古杭才人新编”，《小孙屠》署名“古杭书会编撰”，这说明杭州早已流行南戏，并且出现了“九山书会”、“古杭书会”那样的民间剧社。当温州文人高则诚于元朝至正年间，依南宋流传的《赵贞女蔡二郎》戏文，写出千古名作《琵琶记》，南戏终于树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继而又出现了“荆(钗记)、刘(知远)、拜(月亭)、杀(狗记)”四大记，南戏更是四处流传。瓦当上的戏文，清楚地体现了南戏的深入人心。

竹马，是最常见的儿童游戏。天真活泼的孩子将一根竹竿放在胯下，一手握住竹竿的前端，另一只手作扬鞭状，模仿成年人骑马的样子，一边呼啸，一边向前奔跑。事实上，人类幼年时期的娱乐与稚童的青梅竹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到了以表达心思、陶情冶性为目的，乃至从中获得思想教益时，人类的娱乐才进入自觉的层面。

林成行发现，明清时期的温州瓦当上便镌有“竹马戏”图案。地方史料记载，六朝时温州已盛行“竹马戏”：“瓦子巷为竹马坊，谢灵运到郡日，儿童骑竹马迎接至此，故名。”(明《岐海琐谈》)山水诗人谢灵运到永嘉任太守，孩子们骑着竹马，载歌载舞地迎接他。这就是表演竹马戏。康熙《永嘉县志》也有相同记载。原文化部研究员、艺术史家路工在《唐宋遗音——竹马戏》一文中认为：“竹马戏是戏曲的早期形式”。竹马戏很早就进入了南戏。《白兔记》第三出“报社”唱段【插花三台令】：“浪猪娘先呈百戏，驷马勒妆神跳鬼。牛筋引鼠哥一队，忙行走竹马似飞”，可以作佐证。

竹马戏不仅出现在温州，也流行于闽南一带。由于表演动作多集中在上身和面部眉眼传神，一举一动，轻快清丽，更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描画出一幅幅色彩浓郁的闽南风土民俗画卷，为老百姓喜闻乐见。清初，竹马戏随着漳州人迁台而移植台湾。《台湾历史札记》记载：“顺治十八年，何斌业令人将港路密探，于元夕大张花灯、烟火、竹马阵、采声歌妓，穷极奇巧，诸王与苗长卜夜欢歌。”

从瓦当上的角抵、蹴鞠图案，到瓷器上的杂耍舞乐，可以看出百戏的早期形态。温州博物馆藏有一件瓯窑青瓷百戏堆塑谷仓罐，罐口四周分布着四只对称敞口小罐，肩腹部堆塑着参加演出的各种杂耍舞乐艺人33个，被分为四组，其中三组正在演出，从他们所表演的节目看，有操琴、吹竽、吹笙、弹琵琶、舞蹈、叠罗汉、倒立、弄瓦、拳击等，动作优美，场面热闹，另一组则在一旁全神贯注地观摩。这显然正是百戏演出场景。

在悠远绵长的中国文化史中，“百戏”是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的。最早提到百戏的是《后汉书·安帝传》：“乙酉，罢鱼龙曼延百戏。”这里的百戏，指的是“各种各样的戏”。百戏兴于汉唐，是民间各种表演艺术的总称，含有中国戏曲的种种因素，诸如戏弄、杂剧、优戏、滑稽、戏谑、角抵、杂技、杂耍、竹马、幻术、傀儡、皮影等。随着西域的胡乐杂技传入中国，民间百戏有机会吸收外来文化，表演艺术更加丰富多彩，技巧也不断提高。值得一提的是角抵和曼延。角抵是单人的角力，而曼延则是角力的一种团体表演形式，含有连绵不断、富有变化的意思。从野兽以角相抵触引申出来的人与人的角力，或人与野兽扮演者的搏斗表演，常常会出现许多模仿动物形象的动作，富有艺术情趣，这无疑是戏剧、舞蹈的滥觞。

我们从汉代的绘画雕塑遗存中，可以看到宫廷宴乐百戏演出的浩大场面，充满了热烈的情绪氛围和强烈的感官刺激。这意味着宴乐百戏已成为人们文化娱乐生活中最普遍最流行的一种方式。如果说民间的百戏林林种种，色彩缤纷，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逐渐从百戏、俳优、乐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戏曲，才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百戏。这无疑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六百岁昆曲的根系，伸向南戏，而南戏出自温州。号称四大传奇的《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作为南戏经典作品，历来为昆曲所推崇。《千金记》《牧羊记》《寻亲记》《赵氏孤儿》等昆曲传统剧目，也始终在温州一带延续传演。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曲，自然而然成为建筑装饰、服装器皿和文具用品上的图案。流散于民间的戏文瓦当，以确凿的戏曲文物证实，南戏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中不可忽视的一脉。

屋檐下的瓦当，一片片看似普通的建筑构件，经由能工巧匠的精雕细刻，获得艺术生命，使人们的生活理想、道德情感得以寄托，并且长久保存。从这种独特的载体上寻觅南戏踪迹，聆听南戏余音，体现了林成行先生的匠心独运。恰如他自己所说：“如果瓦当纹饰是戏曲人物，人们对这些进门入屋抬头可见的瓦当，焉能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然而，几乎没有人能像他这么锲而不舍，为瓦当研究投放巨大精力物力，从学术层面探索温州瓦当的戏曲特征、演剧形态、戏目还原与断代，经由不同时期温州流行的声腔和剧目，揭示中国戏曲史的演变轨迹。既有确凿戏曲文物，又有深刻理论剖析，不能不令人信服。

其实何止是瓦当，又何止是温州？太湖东山的春在楼，人称雕花大楼，为民国初年的建筑。整幢建筑集砖雕、木雕、石雕、泥塑、彩绘于一体，精妙绝伦。石库门门楼，有水磨青砖拼贴镶嵌。左右兜肚上刻有戏文故事《古城会》《释疑》，与前楼大厅内包头梁上的黄杨木雕《三国演义》戏文四十八则，遥相呼应，显示了主人对艺术的偏好。在时代的演进中，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维系着文化传统。

苏州砖雕工艺，在明嘉靖年间便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拙政园的鸳鸯厅，由卅六鸳鸯馆和十八曼陀罗花馆组成。补园主人张履谦，酷嗜昆曲，把这里营造成了听歌顾曲的绝佳之所。鸳鸯厅的四隅各有一间耳室，演唱昆曲时可以作为候场的所在。馆的内顶用卷棚式，不但美观，且有较好的音响效果，十分适宜演唱拍曲。而入口处的砖雕题额“得少佳趣”，有双关含义，既是古典园林渐入佳境，也是听歌顾曲渐入佳境。卅六鸳鸯馆东西门额砖雕是“迎旭”、“延爽”。同样一语双关，既是五官的感受，也是心灵的祈愿。

安徽亳州有一座始建于清顺治十三年的花戏楼。它原本是山陕会馆。药商们将关羽作为武财神供奉，所以同时又是一座关帝庙。从精美绝伦的雕刻、彩绘和罕见的铁旗杆不难想象，当年的商人们曾经在不绝如缕的药香中，一边欣赏舞台上的戏文，一边品尝美酒佳肴，以排遣思乡之情。他们为了交接官场，混迹士林，与各色人等周旋，设豪华宴饮，以戏侑酒，是最好的选择。花戏楼曾经演过什么戏？砖雕上的“白蛇传”、“三顾茅庐”、“郭子仪拜寿”、“范睢逃秦”、“吴越之战”等戏文是清楚的说明。但当时是用什么剧种演的？很少有人讲得清。地方史料记载，花戏楼开始建造舞台是在清康熙初年，昆曲已渐渐由盛转衰，官僚、士大夫的家班失去了昔日的繁荣，反而促使职业戏班趋向活跃，逢时过节，宴饮欢聚，富商们召来昆班唱戏，仍是一种时髦娱乐。地处中原的药都亳州跟富庶的江南城镇并无太多差异。但随着被称为“花部”的北方戏曲渐渐崛起，在花戏楼，除了昆腔雅韵，还应该有地方戏曲。

林成行先生耐得住岁月寂寞，以考古发掘的执着、文史研究的严谨，以及对温州戏曲文化的痴迷，脚踏实地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列入温州大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的《温州瓦当与南戏遗踪》，是他二十年研究成果的结晶。显然，日后他还会拿出更多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有理由热切期待。

      原载《寻根》杂志2024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