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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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傍晚，余晖透过窗户，洒在满桌的旧书上，为静谧的书房添了几分柔和的光晕。我正专注地整理着这些承载着岁月痕迹的书籍，手指轻轻翻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两张泛黄的纸张悄然飘落，宛如两只轻盈的蝴蝶，带着历史的尘埃，缓缓落在我的掌心。
仔细端详，竟是两张历史性的还款收据条，时间定格在上个世纪中后期，具体的收款经手人是老家的一位女士——杨树慧。看到这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往昔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那些关于老家、关于童年的画面在脑海中不断浮现。
还款条上的字迹虽已有些模糊，但依然清晰可辨：“今收到：李军交超支款叁拾贰元玖角正。 杨树慧 1979.8.19”。简单的几行字，却仿佛是一把钥匙，打开了那扇通往过去的大门。
杨树慧女士是老家一个生产队的人，和我家同住在李家巷。我家住在村子北头，而她家在村子中间靠后的位置。小时候，我们常常在村子里玩耍，那狭窄的小巷、斑驳的墙壁，都留存着我们童年的欢声笑语。她的父亲是一位教书先生，在那个知识匮乏的年代，他的存在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村子里孩子们求知的道路。她的弟弟后来担任沙店村的党委书记，是我十分要好的朋友，我们曾一起度过许多难忘的时光。
回想起过去，我和杨女士还是同窗，一同在沙店小学学习。那时的我们，背着破旧的书包，在清晨的阳光中结伴走向学校。一个庄子里，还有多位一起上学的同窗，大家一起在教室里诵读课文，在操场上嬉戏打闹，那段纯真无邪的时光，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之一。后来，我们各自长大，下学后便渐渐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不知从何时起，她成为了生产队的出纳，而我也在生活的浪潮中不断前行，对于我当时是在何种情况下前去交这笔超支款，记忆已经有些模糊。
如今细细想来，1978年，父亲将我们全家都转入城里，成为城市户口。那时起，我们家便不再在生产队里劳动。而这张还款收条的日期是1979年的夏秋之际，想必是我们全家进城后，生产队清理账务时，对之前记录的超支款进行的追缴，而我则肩负起了交纳这笔款项的任务。
在过去农村的日子里，我们家可谓家大口阔，劳动力却少得可怜。1976年夏季我下学之前，家中大致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爷爷奶奶年事已高，弟弟妹妹们还年幼，无法参加集体劳动，自然也就没有工分。每到年底算账的时候，我们家总是超支户，那种入不敷出的窘迫，至今仍历历在目。即便在我下学成为生产队劳动力后的几年里，情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每年年底生产队算帐时，我们家似乎依旧是超支户，只是超支的数额有所减少罢了。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在外工作的父亲，不仅要保障个人支出、家庭正常开支以及应对各种临时性支出，还要承担超支款的还款压力，他那忙碌而疲惫的身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中。
对于这两张超支还款收据，它们无疑是历史遗留的见证。仔细辨认，我发现这两张还款收据条似乎本就是一张。其一，还款收据上的还款数额和落款日期完全一样，而且明显是从一张信纸上裁剪下来的：一张是材料纸的开头部分，另一张是材料纸的中间部分，将它们约略对应，还能看到茬口的对接痕迹；其二，信纸开头的一张只有签名没有盖私章，而信纸中间的那一张则既有签名又盖了私章。从这些情况来看，当时实际交纳的超支款应该只有一笔，但却写了两张收据。
我不禁陷入了思考，若是当时一次性还款，为何两张条据都由我保管了呢？想来，或许是最初还款时，杨女士没有随身携带私章，收到还款后便用材料纸写了个收据。过后，她回到家中或办公室，又写了张收据并盖上私章，然后由别人转交给我时，却没有把原来的一张收回。而我当时并未在意这件事，收到新的有章子的收据时，随手就将两张收据一起放到了书中，时间一长，便彻底忘记了这件事。在多年的多次辗转搬家中，收款条随着书籍不断地挪东挪西，直到今日我翻捡登记书籍时，才偶然发现这夹在书中的两张收据条，仿佛是岁月特意留下的珍贵礼物。
与还款收据一起夹着的，还有一张二（一）班课程表。看着表里面的数学、语文、政治、地理、历史等课程内容，我推测这应当是初中二年级的课程表。仔细回想，1978 - 1979年间读这个年级的学生，最有可能的就是二弟李建了。这张课程表，就像一个时光的碎片，让我想起了二弟当年求学的模样，那时的他，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努力地追逐着自己的梦想。
这两张还款条，不仅仅是两张普通的纸张，它们是岁月的见证者，记录了我们家在那个特殊时代的生活轨迹，承载着家庭的艰辛与奋斗，也饱含着父亲为家庭默默付出的爱与责任。它们更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让我看到了当时农村的经济状况和人们生活的不易。在如今这个物质丰富的时代，回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心中感慨万千。这些往昔的印记，将永远珍藏在我的心中，激励着我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勇敢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2024.1.6晚记
